那年最好看的花，底下埋着最多的人

光绪元年开春，王老栓蹲在自家地头，手里攥着一把去年留的麦种，半天没撒下去。倒不是他不想种麦子，是隔壁村李二狗那张脸，这半年一直在他眼前晃。

李二狗家的地比他还差，又干又贫的沙土地，种麦子一亩打不了一石。前年李二狗一狠心，十亩地全改了，种上一种开紫红花的东西。秋后那花谢了，结的果子划开一道口子，流出白浆，晒干了刮下，黑乎乎一坨。就这一坨，贩子上门，论钱称，一亩地的进项，顶他王老栓种三年麦子。

李二狗去年盖了新瓦房。

这事不用算太细，一亩罂粟的利，是一亩麦子的几十倍，这账平阳府的农民人人会算。曾国荃后来在奏折里写，山西农民“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最好的水浇地拿去种大烟，麦子高粱赶到最次的坡地上凑合。张之洞接任山西巡抚，情况更严重，“几于无县无之”，一个县挨一个县，没有不种的。

王老栓那把麦种，最后没撒下去。他把十二亩里最肥的十亩，种了罂粟。剩下二亩坡地留着种麦，他想，够一家口粮就行。

那年地里的花开得是真好看，整个平阳府，放眼望去，一片连一片的紫红，风一吹，跟海浪似的。城里来的文人路过，还写诗夸，说什么“十里香雪”，其实罂粟花不香，文人不管这个，好看就行。

那是山西最后一个好看的春天。

罂粟这鬼玩意儿，中国本来不种。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的印度鸦片论船往里灌，后来种罂粟熬大烟的法子也传进来了。朝廷一开始是禁的，三令五申地禁，可越禁种的越多，为啥？

因为朝廷自己也馋这口。

清廷那时候穷疯了，太平天国打了十几年，西边回乱又闹了十几年，赔款一笔接一笔，国库早就见了底。本土种的大烟，叫土药，朝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伸手收税，这税成了财政的救命钱。

王老栓改种罂粟，是一整套东西在他耳朵边上劝他。贩子的高价在劝他，李二狗的新瓦房在劝他，连衙门的税吏都在变相劝他，你种这个，我好收钱。一个农民，蹲在地头，整个市场和整个朝廷，合起伙来劝他别种麦子了。

光绪二年，旱了。

一开始没人当回事，山西十年九旱，庄稼人扛旱扛惯了。王老栓还有那二亩麦地的指望，心想再坏能坏到哪去。

坏到了没人见过的地步。

光绪三年，旱到了底。山西巡抚曾国荃给朝廷上折子，说“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问村里的老人，老人说，这是二百多年没见过的灾。

王老栓那二亩麦地，绝收了。

到这一步，按理说，饿肚子的应该是所有人。可灾难从来不公平，有粮囤的乡绅扛过去了。王老栓扛不过去，他手里有甚？有去年熬的大烟，黑乎乎的，值钱的，曾经能换三年麦子的。

可大烟不能饱肚子。

旱灾一来，他囤着一手的大烟，满世界找不着粮食买。粮价一天涨三回，河津那地方有个清涧湾，水运码头，十三家粮行，商人串通好了，粮价一日三涨。农民变卖家产，凑够买一斗粮的钱，赶到码头，只够买五升。

王老栓凑不出钱，他能卖的，是大烟。可大烟这东西，灾年里贱得跟土一样，谁还买这个，能吃的才值钱。

讲到这，得请一个印度人出场，他叫阿马蒂亚·森，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人小时候在印度，亲眼见过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饿死三百万人。他长大后想不通一件事，就一辈子研究这个事儿。

他研究出来一个反所有人直觉的结论，那年孟加拉，粮食产量比前几年还高，粮根本没少。那三百万人，是怎么饿死的？

森说，人能不能吃上饭，不看市场上有没有粮，看你手里拿着什么能换粮的东西。农民拿着收成，工人握着工钱，手艺人攥着手艺。饥荒杀人，杀的不是粮食总量，是这些人手里能换粮的筹码。

孟加拉那年战时通胀，城里有钱人把粮价顶上天，乡下卖苦力的工钱没涨，他那点筹码突然换不来一口饭，粮就堆在仓里，但他们买不起。森结论是，人是被价格饿死的。

可光绪年间山西这事，比森讲的还要再阴森一点。

森说的是，灾年来了，你手里换粮筹码作废了。山西是在丰年，在风调雨顺谁都没想到会有灾的那两三年，市场就提前下手了。它用那个几十倍的价差，一点一点地劝着王老栓，劝着李二狗，劝着平阳府每一个蹲在地头的庄稼人，把口粮田，亲手改成了毒品田。

等于说森讲的那个“筹码作废”的时刻，在山西，被提前到了灾难发生的三年前。市场是在丰年，把刀磨好，塞进了王老栓自己手里，让他亲手割了自己三年后的喉咙。连续三年大旱，加上山西封闭地形，漕运进不来，加之没有百姓改罂粟无存粮，地狱时刻就这么来了。

王老栓家是怎么没的，没人记下来。那年头，平阳府这样的人家太多了，《申报》上倒是记了山西的事，说灾民饿急了，“取小石子磨粉，和面为食”，吃下去几天，“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再后来，到了光绪三年冬天，重灾区开始人吃人。

这场灾，后来有个名字，“丁戊奇荒”。死了多少人，到今天也没个准数，通常说九百五十万到一千三百万，一个村一个村地绝了人烟。

光绪元年那个春天，平阳府的罂粟花开得满地都是，紫红一片，风一吹像海浪，城里的文人路过，写诗夸它好看。

但他们想不到，那最好看的花下，将埋下最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