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种姓制度"有多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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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政治体制是指自明治维新建立的近代资本主义专制体制，由于其产生和发展是从1868年明治时代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其基本政治框架没有改变，所以简称明治宪政体制。

1、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

明治维新以前的德川将军幕府时期，国家政治权力大体掌握在将军及幕府手中，而天皇及朝廷已长期大权旁落。在日本历史上，天皇掌握实际权力的时期很短，除了奈良时代大化改新及后醍醐天皇于元弘年间(1331~1333)一度亲政外，基本上是由将军幕府把持国家权力。将军的正式称呼为“征夷大将军”，表面上虽然由天皇来任命，但天皇并没有真正的决定权。

政治权力结构中，天皇是世袭的，将军也是世袭的。如日本历史上平安时代的藤原氏、平氏幕府、镰仓时代的源氏幕府、室町时代的足利氏幕府、江户时代(1603~1867)的德川氏幕府(也称江户幕府)等都是世袭的。

虽情况各异，历代将军幕府通过掌握的国家实权控制或利用天皇，但并没有取而代之。如足利义满时期(14世纪后期)虽曾经有过“篡夺王权计划”，而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战国时代(16~17世纪初)有实权的军人没有被天皇正式任命为“征夷大将军”，而是依靠军事实力控制政权。

到了德川家康(1542~1616，德川幕府第一代将军)当政时期，他重新利用天皇权威加强了自身统治。在德川幕府时期，基本上是德川氏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控制天皇及朝廷。到1868年明治维新前，已经持续260多年的德川幕府(1603~1868)是日本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

历代将军通过与皇室通婚，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天皇或迎娶皇室的女性，以使自身家族获得皇室血统的方式，树立“征夷大将军”的正统性，长期掌握政权。

长期以来的历代将军幕府(自9世纪藤原氏掌握实权到19世纪德川幕府结束的1000多年里)都是军人政权或武家政治，日本社会的基本性质可以被认为是封建武士社会，即具有潜在军国主义的世俗传统和文化基础的社会。

皇室及公家是贵族，在全社会之上。全国的政治权力集中在以幕府将军为首的武士领主手中。其家臣分为士族和卒，其中又划分为20个等级。将军是武士之首，以下称为“大名”，即地方诸侯，他们各自割据一方，拥有自己的武装，各自的领地被称为“藩国”，因此，德川政治体制又称为“幕(府)藩(国)体制”。

幕藩体制的基本特征有三点，即兵农分离(武士不再是农民)、石高制(按照领地粮食产量决定武士等级高低)、锁国(外交上只同荷兰、朝鲜及中国有少量贸易)。

江户时代的社会形态大致如下：

德川家(共世袭15代)的将军幕府是权力中心、最高政治、军事领袖，由于将军幕府设在江户(今东京)，所以整个时期也称为江户时代。德川幕府的基本政治结构是，天皇虽然继续保持宗教领袖的地位，具有日本全国精神权威的特征，但在政治上只有名义上任命征夷大将军的象征性权力。

因为不管天皇愿不愿意，对将军的人选只能签字画押。在幕藩体制下，幕府控制中央，各藩大名控制地方，其下还有家臣、藩士(各藩的武士)，家臣之下有家来(随从)，最小的是士卒，形成严密的武士阶层。

江户时代日本社会等级制度十分严格，整个社会被划分为“士(武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也称“四民”。其中，士，即武士，是上等身份，或者说是统治阶级。农、工(手工业者)、商人是平民身份，但也有等级差异。所有等级身份都是世袭的，社会结构是固定的。当然一些平民经过努力，并为国家立功者可能获得武士身份，如幕末新选组近藤勇等。江户时期农民中的自由民很少，大多数是佃农，靠租借领主土地生活，除了要缴纳贡租(约收成的1/3)外，还要服各种劳役。幕府对农民的压榨达到极点，按照德川幕府首代将军德川家康的话说向农民征收的税租水平要达到使农民“死不了，活不成’的程度。收获的七成被强迫缴纳，使百姓的剩余粮食，甚至部分口粮都被盘剥。

四民之下还有贱民阶层，其身份及职业、居住地等都是固定的。贱民不许从事农业，只能做规定的职业，如皮革业等特定的劳役工作。

在德川幕府的身份社会里，不允许以下犯上，领地及产量虽只是数量上的差异，在当时则体现了武士阶层的上下级关系。此外与幕府将军关系的亲疏等也是决定等级的重要参数。各等级之间不得随便通婚，不得破格在其他等级中嫁娶。在出现不同等级之间婚姻前，必须先将其收为养女或养子，然后再行嫁娶之礼。

据记载，持续260年的江户时代在等级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上是一个重视表面，但实际上表里不一的矛盾存在，它甚至影响到今日的日本人“重视表面，内心不同”的心理倾向。

虽然不限于武士阶层，武士道中的殉死，即武士随主子(大名等)一起殉死，成为其武家道德的特征之一，采取的殉死形式一般是切腹自杀。但在近代已基本上流于形式，德川幕府时已禁止殉死，所以武士殉死，特别是切腹等行为不像一些文学作品渲染的那样普遍。

2、明治维新前的等级

明治维新以前，大名及藩国的大小及实力都以粮食收获实物的多寡来判断。

德川将军家是日本最大的领主，其直辖的领地，称“天领”，就达到700万石(每石约180升)，约占全国土地收获量的1/44。

排行第二的大名前田家是德川家的直系亲信，有120万石。全国大名共多达260~270个，分别占有的领地在数万石到100万石不等。武士阶层占全国总人口的10%。这种社会结构不能不对日后日本的社会发展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幕府所具有的权利和地位是由其最大的经济实力决定的。

幕府除自身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外，还与谱代大名相结合，17世纪中期直属幕府的总兵力达到8万人以上，这样就是30~40个大名联合起来也难以匹敌，从而使德川幕府对全日本所有大名、藩国都拥有绝对的军事、经济优势。在德川幕府建立后，外样大名也只能臣服于幕府，不过实际上他们各自都保留私兵，各自为政，控制各自的武士，所以一直存在着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双重政治结构。

幕府依靠其实力，掌握着国家对外贸易和外交的独占权。这样一来，处于锁国时期的日本，仅有的几个开放港口都在将军幕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其经济中枢及可从外国引进的先进技术资源都掌握在幕府手中。以上述军事、经济、政治实力为基础，幕府控制着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市场。同时，幕府以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为背景，迫使各地大名、诸侯实行“参勤交代”，直接接受幕府控制。甚至连每个大名“参勤交代”的具体进京路线和随员人数等都有明确规定。

直属将军家的家臣、武士，叫旗本(领地不足1万石)。旗本以上武士才有资格谒见将军。明治维新前全国大约有旗本5200余人，其中在地方知行(旗本自己的领地)任职者大约占4成。领地大小不等，500~3000石的占60%，3000石以上者有的被委以参与幕府的重任。旗本以下的武士称。“御家人”约有1.7万余人。武士阶层是统治阶级，也是一个寄生阶级。

明治维新时全国人口约3000万人，而武士人数大体在二三百万人之间，为当时全国总人口的近1/10。如果加上其家属，武士阶级在德川幕府时期的势力和影响就可想而知了。武士在政治、经济上依附于各藩国，忠实于自己的藩主，而不是天皇及国家。如武士犯罪或被迫离开自己的藩(脱藩)，失去武士身份就变为“浪人”，贫困潦倒。但为了不给自己的藩和藩主添麻烦，武士主动脱藩，称为“浪士”。维新时期，武士参加政变或暗杀前都先脱离本藩，以免在出事时殃及本藩及藩主。

天皇及皇室是日本社会最高等级，但幕府对天皇及公家的控制十分严密。德川幕府规定天皇的料地(经济收入)为3万石(也有的说法是1万石)，一般朝廷贵族的料地更少。换句话说，天皇虽尊为国家的最高精神领袖及象征性元首，但其经济实力还远不及一般的地方诸侯大名，最多相当于小藩主。

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日元和七年)7月，德川幕府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颁布《武家诸法度》及《禁中及公家众诸法度》。前者是各大名必须遵守的条例，除规定大名必须参勤交代外，甚至规定大名不经幕府同意不得结婚，不得修建城池等等。而后者则规定“天子以学问为第一要务”，把天皇与政治完全分开。对皇室成员及公家的座次、年号制定等都由将军决定。

为了彻底堵塞天皇干预政治的道路，避免大名造反时与天皇配合，利用天皇号令天下，幕府禁止大名与皇室直接联系、接触。只有长州藩主毛利家例外被允许可与皇室接触和捐款。也正是这个长州藩主与皇室的特殊关系埋下了幕府垮台和明治维新成功的伏笔。

除皇室外，贵族身份是根据与皇室的远近决定的。根据世袭官职规定了26个家族等级。

最高等级是五摄家，包括近卫、九条、二条、一条、鹰司，这五家都是历史上源氏、藤原氏的后裔。第二等级是清华家，有久我、三条、西园寺、德大寺、花山院、大炊御门、今出川(后称菊亭)、广幡、醍醐等九家。五摄家是能担任摄政、关白(政权主宰者)的血统，清华家是能担任左大臣或右大臣的血统。以下还有大臣家等。皇族选妃要按照先摄家、再清华家的顺序进行。而德川家康出生于普通大名(三河国)，经关原之战取得统治实权后，自封源氏后裔，迫使天皇承认其为征夷大将军和“源氏长者”，而“源氏长者”对其统治正统性的意义更为重要。

此外，幕府对在日本社会保持巨大影响的寺庙宗教势力也加以严格控制，并在宗教派别间制造矛盾，分裂教派，以削弱宗教势力，加强统治。如把本願寺分裂为东、西两个就是一个实例。

3、天皇与幕府的关系

在江户时期的260多年中，日本社会基本上处于和平环境之中，对内、对外都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国内经济空前繁荣。国内人员与物资的交流在全国发展，教育也广泛普及，民族归属意识得到加强。而在另一方面，锁国使其与外界基本隔绝。1820年代访问过日本的荷兰人感叹道，日本人“动不动就称自己为日本人，且其语气逼人”。这表明江户中期以后广泛普及的国学(日本学)及尊王论正在生成日本的民族主义意识。

同时，江户时代也是把中华思想中的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教说”而被广泛汲取的时代。日本的国学及尊王思想也是通过汲取儒家精神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日本民族主义深化发展是与对中华文化的敬畏、劣等感(自卑感)的发展相伴随的。“小国意识”也在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这种劣等感客观上强化了危机意识。

同时，他们试图通过与先进大国(中国)文化的同一化作为补偿来显示日本的优越感，即把中国大陆文化(儒家)与日本文化(神道)视为同一东西以实现自我满足。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古代的贤人泰伯来日本并成为天皇家的祖先”。江户初期的儒学家林罗山（1583~1657)、林鹅峰(1618 ~ 1680)等都支持这种说法，并以此作为日本与其他“夷狄”不同，与中国同样是“君子国”的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儒学者为了表明日本的优越性，明确否定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如山鹿素行提出“理解并实践圣人之道者才能成为中华之人”，因此中国不是“中华，而日本才是(中华)”的日本中心主义思想，也为日本文化是“超越”中国文化的国家主义意识提供思想依据。

本居宣长(1730 ~1801) 则提出比起中来“文化落后是日本优越所在”的“逆说”。其大义是“鸡兽类成长快而往往命短，而人成长慢则长寿。因此变化快的国家(中国)可能命短，而变化慢的国家(日本)则会永存”。这种观点看似可笑，但至少体现了日本思想界一种典型思维方式，也为日后日本对外扩张政策创造了一种思想环境。总之，在幕末时期，日本思想界已经开始为逐步形成、并在明治维新后得到迅速发展的新型民族主义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江户时期，尽管天皇的经济、政治地位长期受到压制和削弱，但天皇的宗教性权威仍然保持着。早在1221年(南宋嘉定二十一年，日承久三年)，后鸟羽上皇及其子顺德天皇试图起兵推翻幕府，但惨遭失败，被发配到佐渡，天皇及朝廷在政治上受到极大打击。

顺德天皇留下了《禁秘御抄》一书，以遗言的形式将传统的皇室事务托付给后人，强调“凡禁中(宫中)之事，应以神事为先”。从此皇室在长期远离政治的同时，坚持以“先神事”作为宫中的规矩。历代天皇一直以从事神职工作为主业。祭神祈祷等成为天皇及皇室的中心事务，这也成为皇室在日本社会能够长期保持宗教权威性的原因所在。

德川幕府时期，为了巩固政权，幕府执行以重视佛教为主的宗教政策，对可能加强天皇地位的日本固有宗教神道则采取排斥的态度，皇室也一度皈依佛教。尽管如此，传统的神道祭祀活动一直被继承下来。在江户末期，天皇的宗教权威与近代民族主义一起重新得到发展。

政治上，尽管幕府掌握着绝对权力，但一些礼仪及名分上的东西还是要按照天皇赋予的形式进行。如在任命将军问题上，需要天皇的认证。这种认证尽管是形式上的，但十分重要，不可缺少，否则将军就没有名分和正统性。

如前所述，中国皇帝是“奉天承运”，以“天命”统治国家，维持正统。虽也有某种迷信色彩，但并不具有中国百姓所普遍信奉的传统宗教权威。日本古代天皇制可以追溯到7世纪律令时期，天皇真正掌权的时间很短，其权威主要具有宗教和精神领袖的性质。他被宣传为天照大神的子孙，是“现人神"(活神仙)，是日本社会最高的神的权威。只要人们还信奉天照大神，那么即使天皇失去政治权力，也能继续保持宗教的权威性。

自公元7世纪中叶到公元701年(唐大足元年，日大宝元年)，日本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实行古代天皇制，并模仿中国的年号开始实行年号制。即公元645年(唐贞观十五年，大化元年)天皇家在打败苏我氏之后，孝德天皇即位，制定年号“大化”，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年号。

在镰仓幕府时期，幕府干涉皇位的继承，让其认为合适的皇族成员担任天皇，但不敢废除天皇，还承认天皇的年号。足立义满时期则剥夺了天皇制定年号的权利，天皇的政治权能只剩下宣布继任将军一项，但仍没有废除天皇。也就是说，以武士为中心的历代幕府虽能剥夺天皇的权利，但无法否定“现人神”天皇的精神权威。

在江户时期，幕府明确年号制定的原则，在实际运作上则由皇室来进行，并以天皇的名义发布，即由天皇改元，幕府通知全国，也就是说控制皇室的德川幕府还要尊重皇室的权威地位。

皇室的宗教仪式一直延续到今日，当前皇室的祭祀活动仍是按照古老传统实行的。1947年新宪法实施(5月3日)后，废止了作为国家法律的皇室祭祀令(以政教分离原则为由)，而至今皇室祭祀活动基本是根据旧祭祀令(1908年制定)执行的。战后对天皇的祭祀活动是否违反宪法“政教分离原则”的问题，日本国会有过多次争论。

1979年5月29日，宫内厅次官在国会的答辩称，祭祀活动不是国家法定的，而是由天皇家自己决定的，其性质主要包括“对祖先的孝敬和祈祷国家、国民的安宁幸福”。1985年3月7日，内阁法制局第一部长前田正道在国会表示，皇室的祭祀活动属于私人性质，天皇作为私人，当然也有信仰的自由，所以宫中祭祀即使是宗教活动，作为私人行为也没有问题(即不违反政教分离的原则)。昭和天皇裕仁的原侍从长大金益次郎在1960年就曾表示，“正是皇室进行这些祭祀仪式，才真正体现了天皇是日本国家的象征意义”。

4、维新政治势力划分

在思考幕府末期及明治维新期日本政治局势时，大致可以把维新派划分为三大股的势力：

第一是封建领主内部的改革派，可以总称为幕藩改革派。

这主要由西南各藩领主及幕府内部上层部分人士组成的势力，要求修正自天保(1830~1843)年后出现的幕府专制体制，进行所谓自上而下的权利再分配和政治整合，后演变为以武力推翻幕府，建立以倒幕派为主导的“绝对主义”政权。

第二类，与幕府尖锐对立的中下层农民，即所谓“改世层”(变革现有的世道)。

他们是被称为“高无”或贫农的“半无产者”，他们要求“拿米来”及减轻年贡，反对战争，拒绝服役。这些要求改变现状的农民成为维新的社会基础，成为明治维新的推动者。

第三类是下级武士，即中间阶层，他们处于领主改革派和“改世派”之间，推动着打破现状的运动。

千年的将军幕府时代也称为武士时代，使尚武、军事优先精神在日本有深厚的思想、社会基础。武士千百年来在日本社会不单纯是军事精英，也是政治、文化精英，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家领导核心是由武士出身者构成的，他们分别成为政治、军事领导人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有很强的一致性，他们构成了国家政治决策的核心，也有其必然性。

幕末政治形势主要是围绕着改革与尊王攘夷这两个潮流展开的。起初，主导走向维新的政治潮流是以幕政与藩政改革派为中心的。幕藩制度的基本矛盾是领主与农民的对立，也可以说是内忧，加上来自欧美要求日本开港的强大压力这一外患，旧有的幕府体制已经无法适应和解决内外危机，故而逐步失去了原有的掌控能力。

而国家体制为了对抗列强的压力，在客观上也不得不寻求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权威。在危机时期，天皇就成为新旧势力都希望依靠的最重要权威性存在和精神支柱，“新”的国家凝聚力和权威的象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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