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威尔逊为"世界第一好人"，一战时中国，为何沉浸在公理幻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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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既给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带来了机会，也给中国外交带来了一些活动的余地，这一余地过去在列强的整体协调下是难以出现的。列强间的战争自然使得这种协调烟消云散。中国利用这一缝隙为挣脱不平等条约的密网找到了一个最初的突破口。

以协约国为一方和以同盟国为一方的主要发生在欧洲的战争，本与中国并无直接的关系。但是，考虑到战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考虑到协约国取得胜利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国国内出现了主张站到协约国一边的参战主张。但是，由于国内各政治力量的不同考虑及列强对于中国参战问题持有不同态度，有关绝交参战跟保持中立的争论迟迟未有结果，并酿成了民国政治史上的数次重大风波。

1、对德宣战背后的权益收回行动

直到1917年3月，事情才出现了转机。3月初，500名中国劳工所乘坐的一艘法国船只被德国潜艇击沉。3月3日，北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与德国断交，并制订出《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提出了中国希望从协约国方面所获允的参战条件。

北京政府所提出的条件主要有：

一、庚子赔款中，属于德奥部分的永远撤销，属于协约国各国的10年内暂缓偿还，10年后仍照原有金额按年递付，不另加利息；二、承认中国即时将进口关税额增加五成，并由中国政府陆续改正关税价表，按货值的7.5%征税，待厘金裁撤后再增至12.5%，同时取消复进口货物的子口半税；三、《辛丑条约》及附属文书中，有妨碍中国防范德国人行动的规定希望取消，如天津周围20里之内中国军队不能驻扎以及有关使馆和铁路沿线的军队驻扎等条款。

北京政府将这一条件先后通知了各协约国驻华公使。

3月10日和11日，北京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对德断交案。3月14日，总统黎元洪发布布告，外交部亦同时照会德国公使和各国驻华使节，宣布自即日起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对德断交后，中国政府随即取消了德国根据不平等条约所获取的部分特权，如在华驻兵权、租界及赔款等。

北京政府首先取消了德国在华驻兵权，命令各地将所有德国在华驻军一律解除武装，或拘留，或让其离境，所有可作军事用途的德国公私产业，一律查封，或予充公。为了保证这一命令得以实施，北京政府授予地方官员搜查德国人及其所有房屋的权力。

北京政府又令直隶和湖北的地方政府派遣中国警察进入天津和汉口的德租界，收回租界,改设特别区。3月15日，外交部特派天津交涉员黄荣良和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率军警300人，进入天津德租界。在与德国驻天津领事交涉了有关接收事宜后，即前往德租界工部局和巡捕房，办理接收。中国国旗随后在德租界中升起。

同日，外交部湖北交涉员吴仲贤和汉口镇守使率领中国军警进入汉口德租界。吴仲贤等代表湖北省政府向德国领事宣布，中国从即日起正式收回德国租界，德国领事馆人员须在48小时内离开汉口回国。

3月28日，中国内务部为此而公布了《管理津汉德国租界暂行章程》，决定在特别区设临时管理局，统一管理特别区内的警察和一切行政事宜。内务部任命：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兼任天津特别区临时管理局局长，汉口警察厅长周际芸兼任汉口特别区临时管理局局长。

北京政府还命令海关和盐务署停付对德国借款及赔款本息。3月18日，财政部发出通告，宣布按照国际惯例，所有双方债务关系暂行中止。北京政府还下令没收停泊在上海、厦门和广州港的德国船只。4月，北京政府又发布命令，禁止悬挂德国旗帜的船只通航于中国内河。

但是，在华德国侨民所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却并未取消。中国担心取消领事裁判权的举动会引起其他各国的反应，遭到各国在华侨民的反对。因此，北京政府与荷兰驻华公使作出安排，同意由荷兰驻华使节受理有关德国人的各种案件，并照料所有德国人的在华利益。

围绕着是否要进一步对德宣战的问题，北京政府内部又发生了新的政争。协约国的驻华公使尽力促成中国参战。他们许诺，如果中国参战，他们将保证中国会在战后取得大国地位。但中国的参战遭到了日本的反对。为此，英法等国向日本保证，出于感激日本在战争中的援助，他们将承认日本在中国所获得的利益。

北京政府内部政争的最后结局是以主张宣战的段祺瑞获胜。黎元洪辞去总统职务，冯国璋接任此职。8月2日，国务会议决定对德奥宣战。8月14日，北京政府颁布《大总统布告》，宣布“自中华民国6年8月14日上午10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并宣布“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议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间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

北京政府宣布废除的条约有：1861年《中德专约》、1880年《中德善后章程》、1869年《中奥条约》等，以及辛丑条约等多边条约中有关中德、中奥部分。为填补废约后空白，处理战时对德、奥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北京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新的规定和措施。

在对德、奥宣战的当日，北京政府便颁布了《审理敌国人民民刑诉讼暂行章程》，规定“敌国人民之民刑诉讼，在战争期内均由中国法院审判之”。中国政府并通知荷兰驻华公使：中德绝交后原由荷兰领事代行受理的涉及德国人的各类案件，此后应由中国法院行使其完全法权。于是，通过宣战，中国彻底取消了德、奥两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

同日，北京政府命令有关地方当局，对奥国采取一系列类似对德绝交时对德国所采取的措施。如扣留驻北京使馆区的奥匈军人，没收在大沽口的奥国营房，接管天津奥租界，改设特别区，扣留在中国港内的所有奥匈船只等。中国还进一步没收了在北戴河的德国营房。北京政府还颁布了《天津、汉口特别区行政管理局简章》，对原先的暂行章程进行了调整，将在原德租界内设置的直接由外交部管辖的特别区，划辖于地方行政管理系统。

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又陆续颁布了《处置敌国人民条规及实施办法》、《应注意办理事件》等法规。同日，陆军部以通电形式颁布了《保护敌国人民出境办法》、《临时检查办法》、《俘虏收容所规则》、《解除奥国军人武装办法》、《处置敌国武器办法》及《处置敌国兵营办法》等法规。

2、协约国的答复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废除德、奥在华特权的行动曾遭到代管德、奥在华利益的荷兰驻华使馆的指责。如关于领事裁判权问题，荷兰驻华公使于8月18日和9月5日两次照会中国外交部，抗议中国颁布《审理敌国人民民刑诉讼暂行章程》。

中国外交部在复照中指出：

“因中德及中奥条约之废止，所有驻华德、奥领事审理侨华德奥人民之权，完全收归中国法院;则各国人民对于侨华德奥人民，向来须赴驻华各领署控诉事件，其应向该管中国法院控诉，自属理论上当然之结果”，“并无违反各国条约之意”。

又如中国接管德华银行各总分行及停付对德债务问题，荷兰驻华公使也先后提出了抗议照会，称德华银行乃私有银行，与德国国家毫无财政关系，要求中国立即取消接管该行这一“违法之举”，又指责中国停付债务是“信用自彰”，“不能卸其责任”。

对此，中国外交部复照指出：

“此次我国与德奥两国立于战争地位，所有敌国银行自应停止其营业，由政府派员接受保管”，“今中国如此办法，实与各国先例相符，按诸海牙条约，亦无违背之处”。

关于债务问题，中国外交部指出，由于宣战，两国间过去所订的各项条约均已无效，因此，“其按期应付敌国银行之各项借款息金，本国政府当然一概停付”。

荷兰这种不惜替德国保权争利的做法，看起来很奇怪，但它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列强在华特权有着荣损与共的关系。尽管他们可能在其他地区在其他事情上互相敌对，但在维护在中国的特权问题上却有着共同的利益。

所谓“条约神圣”正是所有在华享有特权的列强都要竭力维护的一个原则，他们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利用非常时机，来否定那些他们认为仍应该遵守的准则。在对德、奥两国宣战之后，中国还与协约国方面就中国的参战条件再次进行谈判。协约国国家及美国相继向中国作出保证，称“本国政府欣愿趁此机会将友谊及联带责任并协助之处，特向中国政府确实表明，自必尽力赞助中国在国际上享得大国当有之地位及其优待”。

对于中国所提具体条件，协约国于9月7日照会北京政府：

一、同意庚子赔款暂缓五年偿还，不另加利息，但俄国只允暂缓一部分，对德奥的赔款永远撤销；二、同意中国增加关税至切实值百抽五，具体办法将设立一专门委员会来研究，为使中国军队得以监视德奥侨民，允许中国军队进入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得进入的天津周围20里的中立区域。同时，协约国也对中国提出了要求。

除了与协约国合作的有关事项，如禁止与敌国通商、拘留协约国方面指定的敌人、没收敌国商店等内容外，协约国还要求中国公布对无约国的一般税则，改组前德、奥租界为公共租界等。

对此，北京政府在给协约国方面的复照中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在战时行动方面与协约国完全合作，并同意颁布对无约国的一般税则。但中国政府反对把前德奥租界改为公共租界，只同意将这些区域改为模范自辟商埠，设置特殊的地方政府制度，各国人民可在此享受一切通商利益。

3、世界第一好人——威尔逊

需要指出的是，在北京政府利用大战之机力图减轻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之时，却发生了两件与北京政府的上述努力颇相矛盾的事情。

一是由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和瑞士驻日公使于1918年6月13日订立的中瑞《通商友好条约》。

该约的附件规定：

“关于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瑞士国领事应享有现在或将来允与最惠国领事之同等利权。俟中国将来司法制度改良有效时，瑞士国即与其他缔约国同弃其在中国之领事裁判权。”该条约还规定，在正式的通商条约订立之前，“两缔约国人民应享有现在或将来最惠国人民一切应得之同等权利及特许免除。”

这是民国以来中国新给予外国以领事裁判权的第一例，在1915年的中国与智利的《通商友好条约》中也无这样的给予。对于一个并无实力的西欧小国，中国居然在未受到任何威胁，也没有任何成约束缚的情况下，在新订条约中如此慷慨地赋予对方以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实在令人费解。国内舆论对章宗祥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中瑞条约也成为中国给予外国人领事裁判权的最后一约。

另外一事也由章宗祥经手，这就是1918年9月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日本侵入山东后，要求获得济顺、高徐两铁路的借款权。而北京政府也正需要从日本方面获得借款，于是，便以日本将胶济沿线的军队撤到青岛等为条件，作为交换。

9月24日，日本外相后藤新平在照会中提出：胶济沿线日军，除一部留济南外，全部调至青岛；胶济铁路警备由中国巡警队负责，但巡警队本部和巡警养成所应聘用日本人；胶济铁路所属确定之后，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章宗祥在复照中表示:“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

从表面上看，日本将军队从山东其他地区撤到青岛似是退让。但实际上，日军对山东的占领是非法的。此时，德国战败已成定局，大战即将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自可从德国手中收回山东权益。而中国却在即将终战之时，与日本换文，承认了日本对部分地区的占领和对胶济路的特权。这“欣然同意”四字，使中国战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为以后中国收回山东权益设置了巨大的障碍。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之时，美国总统威尔逊1918年1月8日在国会演说中发表了著名的“十四条和平纲领”，为战后国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准则。其内容包括公开外交、公海自由、自由贸易、缩减军备、民族自决、各国相互保障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权、国无大小强弱一律享有同等权利等。当战争临近结束之时，展望日后的和平，威尔逊又在演讲中保证，美国“当视最弱国之利益，犹神圣不可侵犯，若最强国之利益也”，这是和平的基础所在。

威尔逊的这一举动，在以往的国际关系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对于一直处于列强压迫之下的中国民众来说，颇有石破天惊之感，大家似乎在漫长的黑夜中看到了一线曙光。《威尔逊参战演说》一时洛阳纸贵。

中国的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深感振奋。在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知识分子的前驱人物陈独秀欣喜地指出，德国倚仗着它的科学发达和兵力强大，专门侵害各国的平等自由。如今它被打得大败，而懂得一些公理的协约国居然打胜了，这就叫作“公理战胜强权”。

陈独秀大为称赞威尔逊：“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他认为威尔逊主义的核心是两点：

“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所以我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公理战胜强权”的乐观情绪一时洋溢于中国社会。北京学生提灯游行，不少人在美国大使馆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的口号，威尔逊以其提出的主张而成为公理的化身。

被视为学界领袖人物之一的蔡元培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高扬平等和自由旗帜的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他指出：

“距今一百三十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把国内政治上一切不平等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替他。”

蔡元培认为，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14条，主张限制军备、公开外交，就是要消除德国那样的侵略性政策，“这是武断主义的末日，平民主义的新纪元”，“这岂不是大同主义发展的机会么?"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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