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上海劳动妇女服务团帮助我参加新四军

服务团帮助我参加新四军

郑 坚

我在人民军队里已55年了，回首往事，我深深感谢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是服务团的党组织帮助我参加了新四军。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发我的抗日热忱，早期我在家乡即参加一些救亡活动。1938年冬，读到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更向往共产党和红军以及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939年7月7日，在抗战两周年纪念日时，我和同学小宋毅然离开上海，乘轮船经宁波奔皖南。行至浙江东阳，旅费告罄，无奈只能到丽水我表兄邱子卿处。表兄给了小宋一笔旅费让小宋走了，把我留在他那里工作。我准备干上两个月，积攒一定的旅费后再走。在此期间，我写信给在服务团工作的姐姐郑惠珍，请她想法帮我。月余，惠珍姐来信，并汇来旅费，要我到她那里去。这样，我只身一人就去了江西。

我到服务团时，她们驻在分宜县城西北落星湖畔的一个村子里。团长胡兰畦去重庆尚未返回，团里工作由胡瑞英大姐负责。因为我在途中患病，惠珍姐要我先养病休息。在服务团的那些日子，我至今十分怀念。

清晨，秀丽的落星湖上飘起如纱薄雾，服务团员的嘹亮歌声在湖边飘荡，我漫步在湖畔的垂柳道上，心已随着抗战歌声而激扬。白天，我如饥似渴地读着惠珍姐给我看的进步书刊，获益良多；有时，我随同服务团员，沿着落星湖边的小道走向各个乡村，听她们深入浅出地向民众进行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宣传；有时，我站在屋子一角，看她们排练揭露日寇残暴、唤起民众抗日、激励人们斗志的戏剧，从中得到启示。入夜，她们又以自己的经历，同我谈人生的哲理。在服务团，我知道了抗日有积极和消极之分，有全面和片面之别；懂得了人的一生不应虚度，应该贡献给人类的解放事业。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事业，我已由过去那种热情而又朴素的向往转变为坚定的追求。我一定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为彻底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而奋斗！

在和服务团同志的接触中，我敬佩她们待人热情、诚恳而磊落大方，处事严肃、镇定又从容不迫。她们吃的是糙米，睡的是统铺，刻苦耐劳，纪律严明，团结互助，朝气蓬勃，一个个英姿飒爽。尽管在国民党部队工作的环境日益险恶，但能应付自如，工作做得仍很出色，深受战地军民的爱戴和拥护。

上海劳动妇女服务团团长胡兰畦（图源网络，下同）

1939年秋，胡兰畦团长从重庆回到服务团，经地下党支部研究后，惠珍姐把我介绍给她，帮助做些抄写工作。春节后，胡团长因患恶性疟疾，到衡阳住院治疗，接着又去了重庆。一天，惠珍姐告诉我准备介绍我参加新四军，说同去的还有胡瑞英大姐的外甥姚玉琮和服务团医助韩绍愈。我异常兴奋，梦寐以求的愿望要实现了。去新四军的具体安排是：由支书胡瑞英大姐写信介绍我们去新干县三湖镇的国民党一O九兵站医院刘仁涛院长处，请他介绍我们前去。元宵节后，我们3人高高兴兴地离开服务团，穿分宜，经新喻，直奔三湖。

到了三湖，刘仁涛满口答应，但他也不是直接介绍我们去皖南，而是介绍我们去金华找女作家葛琴。在三湖住了两天，我们又兴致勃勃地东行，在金华找到葛琴。葛琴看了刘仁涛的信，面有难色。她说已接到通知，皖南新四军军部暂不接收知识青年去参军，所以不能介绍我们去了。对此意外，我们毫无思想准备。我们一再向她请求，依然遭婉拒。当时我们百思不解。直到后来我在皖南事变突围后，经无为到淮南半搭集，邓子恢向突围同志作报告，才知道当时是因为项英怕影响统一战线，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吸收国民党地区来的知识青年。

新四军去不成，我们打算在金华找个临时工作，待机再去皖南。为了找工作，我们3人都照了一寸的相片。我寄了几张给服务团同志，照片背后写了“厚望不成功，可是不灰心”10个字，表明我的心迹。解放后，在北京见到胡瑞英大姐，她把这张照片还给了我。这是我仅剩的一张能留作纪念的在17岁时照的相片。

在金华，我们每天翻阅报纸广告，穿街走巷，问询打听，得到的总是失望。10天以后，旅费将尽，我们决定回刘仁涛处另想办法。

1940年4月初，我们回到三湖。刘仁涛听了我们金华一行的讲述，要我们暂待三湖。三湖是赣江边上比较热闹的小镇，国民党一O九兵站医院设在镇边的祠堂里。刘仁涛在医院后面的青青桔林中用募集来的钱建了两座亭子，一座里面竖一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一座里面置大汉奸汪精卫和陈璧君夫妇的跪石像。在他那里已有几名无处投奔被他收留的进步青年。我们住在一起，一间房子住了七八个人。我们这些年轻人上午跟着医院的看护兵去医院为伤员换药，下午在一起读书学习，谈天说地，谈理想，说抱负，海阔天空，什么都说。要抗日，不愿在国民党部队干；要救亡，虽然祖国大地上烽火连天，又容不得我们，空有一腔热血，洒向何处？！烦闷之时，我们引吭高歌抗日歌曲。有时，我独自一人来到赣江边，看波涛汹涌，江水奔腾，以此砥砺自己决不随波逐流。有时，我来到桔林中，对着跪着的汪精卫夫妇石像怒声斥责，以出胸中闷气。每逢集日，我看到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石像前唾骂汪精卫夫妇，感触很深。

7月，刘仁涛调往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卫生厅工作。临走前，他问我们怎么办？除了姚玉琮愿跟他同去外，他把韩绍愈和其他几位青年都介绍到中国红十字会战地服务队去。我不懂医，对医也无兴趣，决定仍回服务团。

我第二次来到分宜时，服务团的大部分团员去了前方，团里只有胡瑞英等人留守。胡大姐要我暂住下，待惠珍姐从战地回来再说。

惠珍姐从前方回来后，告诉我服务团来了40个经过国民党特殊训练的战干团员，已很难在国民党部队中开展工作。团里决定先安排几个病号提前撤离罗总部，其他老团员准备在建团三周年时请探亲假撤离。任秀棠的弟弟任于因病从新安旅行团到服务团任秀棠姐姐处疗养，待机到新四军去，惠珍姐要我也这样做。10月5日，服务团召开战地工作3周年纪念会，会后老团员除个别未走外，都以探家名义请假走了。惠珍姐一再叮咛我耐心等待。我含泪点头。

服务团老团员撤离以后，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实际已经名存实亡。

我暂住一户农家，在天井边的屋檐下放了一张床，作为睡觉之处。时值深秋初冬，寒风逼人，夜雨淅沥，我衣被单薄，常常半夜冻醒，再难入眠。那时，我忧心如焚，度日如年，朝思暮盼，等待服务团和惠珍姐的音讯。加之时局变幻莫测，我还担心她们的安全。我常独坐河边，西望落日，思绪万千，直到山影迷茫，寒鸦归巢，才怅然而回。等待，我只能耐心等待，等待是个磨练。道路既已选定，我必须毫不动摇地走下去。我坚信，服务团的同志们不会使我失望，定有佳音。

1940年秋，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合影。

1940年11月，正在我望眼欲穿之际，收到了惠珍姐从广西发来的电报：“父病危，速到吉安凌霄处一起回家。”等到了，我终于等到了，朝思暮想的愿望要实现啦！回家，就是去皖南新四军。第二天一早，我背起简单行李，独身一人又踏上征途。

凌霄原是服务团的医官，这时在吉安开私人诊所，服务团的同志由桂林去皖南，途经吉安，凌霄的家成了她们的中途落脚点。当我赶到凌霄家时，遇见秦秋谷、张定堡、施祯3位大姐。她们告诉我，12人分3批走，前面已走了王浩良、霍和凤、李惠英、王瑜洁4人，她们是第二批，郑惠珍、金敏玉、李亚芬、郭立言是第3批，还在后面。惠珍姐要她们转告我，碰上哪批就随哪批走，不必等她。于是，我就随同第二批走了。

当时，正处在皖南事变的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沿途国民党军警盘查很严。我们二、三批8人先后到达金华，得知第一批4人在歙县被国民党军警拦截，转道浙东，经上海去苏北。我们当即决定去新四军驻上饶办事处。途经衢州惠珍姐下车办事。我们到达上饶时正赶上办事处有车子去皖南，其他同志先走，我留下等惠珍姐。隔了一天，我在车站接到惠珍姐。我们进办事处住下后，几乎每天都有从国民党统治区撤出的人员来到办事处。过了几天，办事处胡金魁主任率领撤离上饶的最后一批人员，包括我们这些从国民党地区撤出的人，分乘两辆卡车往皖南进发。

车到太平，公路已断。我们走了一夜，翻越上下20公里的大山铜岭，进到茂林，不久到达目的地一一著名的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

途中，惠珍姐告诉我，她们从服务团撤出后，经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批准，胡瑞英、任秀棠、尹卜驹、陈兰湘4人去延安，另12人去皖南新四军，其中包括我。在服务团党组织的关怀和帮助下，我终于走进了人民军队的大门，战斗和工作了几十年，直至离休。

顺便说一下，“文化大革命”期间，我遭到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邱会作的残酷迫害。被囚禁期间，专案组要我交待在服务团的一段经历，我如实写了对服务团的认识，却被诬为美化服务团，美化国民党反动派。外调人员要我交待两名服务团同志的情况，我又如实写了，也被诬为美化她们，把我写的材料弃之于地。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组织部为服务团彻底平反。今天，介绍和宣扬服务团在抗战前期走过的历程，完全必要，这对历史是个交代，对后人也是个教育。（选自全国妇女联合会办公厅、福建省妇女联合会编《青春在战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