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你无关的繁华不是荣耀，可能是你一生苦难的遮羞！

hi，我是胖胖。

没什么可写的，昨天刷到历史学者王笛的一则访谈：

我把他的观点大致梳理一遍：

宏大叙事的历史观，深深植入在每一个普通人的心里，个人若没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他就觉得自己卑微，而且觉得这卑微是理所应当的，他没有人格的要求，没有尊严的要求。

这个话题迄今为止我谈了三遍，无一被删。

若换一个史学的角度看，这背后是一个史观的问题，再往深里追，便是史观的本体论：

历史究竟被什么推动？是冥冥中的天命注定，是少数英雄豪杰的意志，还是芸芸众生共同的合力？近世以来，我们被反复教导的一种答案是——历史是由每一个个体创造的，可这其实是一个极宏大、也极空泛的概念，谁算？谁又不算？从来不是你我自己说了算，而是由某些握着笔、划着线的人，在不同的时候圈出不同的范围，今天你在圈内，是被歌颂的那一个，明天一道线重新划过，你或许就被划到了另一边去。

当然，坦率地说，我是一个个体史观主张者。我认为，翻开二十四史，二十四史里，只是偶尔会出现他们，但往往只是四个字。

“流民百万”“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好像只有骑在众生头上的人，才配被记住，芸芸众生的一生，是寥寥数语，不值得记录的。

我觉得这种史观最阴毒的地方，在于它最终住进了每个普通人的心里，变成了我们衡量自己一生的那把尺子，有没有出人头地？有没有成为人上人？有没有被人记住？

够不着便认了，认自己卑微，认这卑微合情合理。

即迅翁所言，最深的奴役，是奴隶自己觉得做奴隶天经地义。

当历史长久地告诉个体，只有成为大人物才有价值，只有高过别人才能证明自己，那么人就会渐渐丧失欣赏事物，本身的能力。

以下皆为衍生：

明明房子本是用来住的，车子本是用来代步的，学历本是学习的证明，后来变成了等级、身份地位的象征，职位本是社会的分工，后来变成了尊卑。

人们买的不再商品，而是别人投来的那一缕艳羡的眼神，可这种身份是比较出来的东西，房子永远有人比你大，车子永远有人比你贵，学历永远有人比你高，财富永远有人比你多。

当你快乐的源头不再是拥有本身，而是比别人拥有得更多时，这快乐就注定短暂，毕竟优越感是一种必须不断续费的情绪，它没有终点。许多人之所在痛苦，从来不是因为自己过得不好，而是因为看见了别人过得比自己好。

月入一万，在月入三千的人群里，他志得意满，可一旦置身月入十万的圈子，他又觉得自己一败涂地。

客观的境遇分毫未变，变的只是身边那一群用来比较的人。

为什么是衍生？

这种等级逻辑，在我们的历史里盘踞得格外顽固。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到学而优则仕，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再到后来五花八门的功名观，骨子里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

你在这个秩序里，到底排第几？从来不问你活得快不快乐？自不自由？有没有权利尊严？

做人上人被供成了唯一值得过的人生。

可天下熙攘，真正能登顶的能有几人？

这套逻辑便向下渗透、碎裂，渗进每一件日常器物里——人们用房子、车子、学历、职位，给自己搭起一座座微缩的龙椅，每样东西都不再是它自身，而成了一个可以俯视他人的小小高台。

这种史观最隐蔽的遗产，就是让每一个普通人心里，都住进了一个想要踩着别人往上爬的恶魔。

且人上人的野心，背面紧贴着人下人的恐惧。今天许许多多的卷，与其说只是想骑到谁的头上，不如说是怕被谁看不起、怕一脚踏空跌下去。

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人若把自己全部的价值都押在了外在的标签上，那他就不仅要没完没了地往上爬，还要时时刻刻提防着下滑——这是一种永无尽头的紧张，因为位置是相对的，你头顶上永远还有人。

泛泛众生如果被这样的认知塑造，却妄想解脱，能否解脱，这个我是严重怀疑的。

我经常收到一些读者发来歌颂明、歌颂秦各种老祖宗的文章。

包括那些穿着各式服装侃侃而谈的，我不知道他们，在历史上的位置，把自己代入了谁？

这样的史观在互联网上传播，我也真不知道是幸或不幸。

先说说津津乐道的“老祖宗”——那些迷醉于横扫六合、并吞八荒的赫赫武功。

那万里长城的每一块砖底下，压着的是多少民夫的白骨？孟姜女哭倒的那一段城墙，哭的难道是秦始皇的伟业，她哭的是那个被活活累死、连尸首都找不回来的丈夫。

阿房宫三百里的楼台，烧的是天下黔首的脂膏，焚书坑儒的那一把火、那一个坑，活埋的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和文明。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喊出的是天下苦谁久矣？

贾谊在《过秦论》里早把话说尽了：“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一个不施仁义、只靠暴力把天下变成一座大监狱的王朝，二世而亡，本是它的报应，可两千年后，竟还有人隔着血海遥遥膜拜。

这些人却从不肯设想，若真把自己扔回那个时代，自己十有八九，正是长城砖缝里那一根无名的枯骨。

还有，那些迷恋于“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的。

《明史·刑法志》开宗明义地写道:“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

这几样东西是明之独创，杀起人来惨绝人寰！

这还不是偶尔的盛怒，《明史》：

正德十四年，群臣谏阻武宗南巡，一次廷杖一百四十六人，当场打死十一人。

嘉靖三年，群臣争“大礼议”，一次廷杖一百三十四人，打死十六人。

读书人十年寒窗，一朝立于朝堂，却随时可能因一句逆耳之言，被剥下裤子杖毙于阶前——这就是被明吹艳羡的那个“有风骨”的时代里，士大夫真实的体面。

侍讲刘球只因上疏忤了权阉王振，被下锦衣卫诏狱，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记下了那一幕：锦衣指挥受命入狱杀他，刘球大呼太祖太宗而受刃，临死还在呼喊着开国的皇帝，可那尸身竟僵立不仆，行刑者把他踹倒，再解其支体，肢解之后草草埋在卫所的后墙根下。这就是诏狱，一个不见天日、隔着墙嗥呼而外人悄不闻声的所在。

包括明初竟把早已废绝的人殉重新拾了回来：

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几代皇帝一咽气，就要拉上一批青春妃嫔去给棺椁陪葬，活活送死，直到明英宗临终前才算良心发现，下诏永远废止。

便是那位以刚直著称的清官海瑞，上疏规谏天子时所举的祖宗成法，竟是太祖当年剥皮囊草的酷刑——把贪官的整张人皮剥下，填进稻草，公座旁示众。一个王朝最被人称道的清官，他心里供着的好榜样尚且是这般血淋淋的东西，这底色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对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生不出半点好感，相较之下，宋或许还稍稍温厚一点，但所有这些王朝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它们的伟大，从来都是用平民的血肉去喂养的。

明朝黄宗羲，他是抗清义士，国亡之后隐居著书，按说该是最“忠”于大明的那一种人，可正是他，在《明夷待访录·原君》里写下了那句几百年后读来仍叫人心惊的话：

“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上古“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后世却“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帝王为了一己的家业，“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把万民的血肉当成自己产业的利息，还视为天经地义。

所以他说，今天的百姓“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x夫”，本就是这些人应得的下场。

一个为故国流过血、几乎把命都搭进去的人，尚且看得这样清醒、骂得这样痛快，而今那些既不曾披一寸甲、也不曾流一滴血的愚氓，却隔着史书，一往情深地替那些封建招魂，这正是第一史观最成功也最残忍的驯化，它让早晚要被碾碎的人，反过来去歌颂那台碾碎了他们祖先的机器。

好像愚氓们自认自己是君临天下的那一个，而绝不会是城墙下的民夫、殿陛前血肉模糊的廷臣、棺木里被殉葬的女子。

前段时间分享了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的观点，历史本是人群生活的记录，离不开具体的文化脉络。

即它是无数普通人，在无数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寻常日子里，一锄一犁、一针一线，慢慢织就的。

种粮的、织布的、铺路的——是他们，而不是金銮殿上某一个人，建筑了我们这个文明。

如果所有人都想做人上人，那谁来做人？

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想踩着别人证明自己。

人与人之间还会有真正的尊重吗？

一个人的价值如果完全系于外在标签，那他这一生都只能活在恐惧里，因为位置永远是相对的，永远有人在你之上，也永远有人在追赶你。

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爬梯子，却忘了为什么爬，拼命地卷，拼命地争，拼命地证明自己。

一旦“做人上人”被设定成唯一值得过的人生时，绝大多数人注定会失败。

因为高位本来就只能容纳少数人，于是这套逻辑开始向下渗透、碎片化。

人们用房子、车子、财富……搭建龙椅，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能够俯视别人的小小高度。

然后把自己困在上面。

这何尝不是文明停滞不前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