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重新大规模拥抱核电！

民智评论

作者：孙锴轩，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约4300字，预计阅读时间15分钟）

近几个月，核电重新回到欧洲能源议程的中心。

6 月 15 日，瑞典在多年审慎观望之后，正式开始筹划新的核电项目；

英国在最近也决定延长现有核电站的使用期限，以免电力供应出现缺口；

意大利亦逐步放松长期以来对核电的法律与政治限制。

三国路径虽异——一者重建，一者续期，一者重启政策之门——但所指皆同：欧洲正在重新审视核电在未来能源体系中的位置。

过去数十年间，核电在欧洲常被视为成本高、风险大的旧技术，理应由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逐步取代。

如今，能源安全压力渐增，用电需求不断上升，风电与太阳能的局限也日益显现，各国遂不得不重新权衡核电的价值。

欧洲尚未真正回归核电，却已开始追问：一个没有核电的低碳能源体系，是否真能行稳致远？

▲ 德国一座传统燃煤火力发电厂厂房实施定向爆破拆除（图源/DPA）

三个国家，三种核电回归路径

欧洲核电政策之变，在瑞典、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身上尤为鲜明。

瑞典筹建新项目，英国延长旧机组，意大利则重启法律讨论。

三国所行之路各不相同，一国着眼未来，一国维持当下，一国则试图打破旧日禁忌。

路径虽异，方向却渐趋一致，核电正重新回到欧洲能源议程之中。

瑞典所走的是重建之路。

多年来，瑞典对新建核电始终态度审慎，能源转型更多寄望于风电、水电等可再生能源，现有核电站则被视作旧有体系的一部分。

如今，交通日益电气化，工业用电不断增加，稳定电源的重要性也随之上升。

核电也由旧日遗产，渐成未来选项，由被动保留，转为主动筹划。

不过，新建项目投资巨大，建设周期漫长，若无政府贷款与财政支持，计划仍难顺利落地。

英国所走的是续期之路。

英国从未真正放弃核电，然而旧机组渐次老化，新项目又屡屡延期。

旧者将退，新者未至，供电缺口由此浮现。为保电力稳定，英国只能设法延长现有核电站的运行期限。

此举并非另起炉灶，而是以旧带新，以延寿换时间，使现有体系得以支撑至新项目投产。

意大利的转向则更具政治意味。

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意大利通过公投关闭核电站。福岛事故之后，恢复核电的尝试又一次受挫。

自此，核电在意大利既是技术问题，也是政治禁区。如今，政府开始重建相关法律框架，为新型核能技术预留空间。

核电站尚未真正开工，政策之门却已重新开启。昔日不可言，今日可再议，变化虽缓，其意已明。

瑞典建设新的，英国留住旧的，意大利放松制度限制。一个谋增量，一个保存量，一个解禁令。

三条道路看似不同，实则共同表明，欧洲关于核电的争论，正由是否退出，转向如何保留，由彻底告别，转向重新安排其在未来能源体系中的位置。

▲ 2026 年 6 月行业媒体 The Economy 报道瑞典国有电力公司 Vattenfall 选定英国 Rolls-Royce 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 SMR（图源/ The Economy）

从进步象征到政治禁忌的核电

若将瑞典、英国与意大利今日的转向置于欧洲数十年的反核历史中观察，其意义便更为分明。

如今三国渐次靠近核电，而在过去四十余年间，欧洲大势恰与此相反。

核电由现代化的象征，渐成公众恐惧之源；由国家发展的工具，转为政治争议的中心。

二战结束后，欧洲百废待兴，工业迅速扩张，用电需求日增。

各国既欲摆脱进口煤炭与石油的牵制，又希望以科技重振国力，核电遂应运而兴。

英国、法国、德国、瑞典与意大利相继发展核能，原子之力亦被描绘为和平、进步与繁荣的象征。

彼时的核电，不仅关乎发电，更关乎国家能力与工业尊严。

▲ 1979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三里岛核电站发生堆芯熔毁事故后，厂区外围聚集大量记者、民众与安保车辆（图源/ AP ）

20 世纪 70 年代，这份信心开始动摇。

环保运动渐成声势，核电站选址屡遭地方反对。

公众所忧者，已不限于事故本身，还包括造价高昂、废料安全，以及民用核能与核武器之间若即若离的联系。

1979 年美国三里岛事故更令欧洲社会意识到，技术先进并不等于万无一失，制度严密亦未必能够杜绝风险。

1986 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放射性物质越过国境，使核安全再难被视为一国之内的工程问题。

事故本身固然源于技术与操作失误，但苏联当局封锁信息、层层推诿，则进一步放大了灾难。

机器失控尚可修复，制度失语更令人不安。

▲ 1986 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4 号反应堆爆炸损毁后的现场航拍，是人类史上最严重核灾难（图源/Getty Images）

此后，欧洲各国反核力量迅速壮大，欧洲反核情绪发生根本转折。

意大利通过公投关闭核电站，其他国家亦相继推迟或取消新项目。

核电自此不再只是工程之争，也成为公共安全、政府责任与民主选择之争。

2011 年日本福岛事故发生后，旧日恐惧再度苏醒。

德国加速弃核，意大利再次否决核电回归。

彼时欧洲所设想的未来似已十分清楚，风电与光伏不断扩张，天然气负责填补缺口，老旧核电站则陆续退场。

以新能源代煤电，以天然气作过渡，以退核完成转型，一度被视为既安全又可行的道路。

在当时看来，这一选择自有其理。

核电造价高、工期长，社会阻力亦大；可再生能源则显得清洁、安全而富有未来感。

到了 2010 年代初，不少欧洲国家已相信，核电可以从能源体系中从容退出，能源安全亦不会因此受损。

因此，今日之变并非对旧技术的简单回归，而是欧洲数十年政治信念开始松动。

真正值得追问的，已不再是欧洲当年为何远离核电，而是当初用来取代核电的那套能源体系，为何如今显得不如预想中稳固。

▲ 2011 年日本东日本大地震海啸后，东京电力 TEPCO 福岛第一核电站反应堆氢气爆炸、辐射烟尘外泄的卫星航拍图。（图源/ DigitalGlobe ）

为何欧洲重新转向核电

欧洲原本寄望于取代核电的能源体系，并未如设想般运转顺遂。

风电与光伏虽快速扩张，天然气却不再可靠；用电需求不断上升，稳定电源愈显紧要。

欧洲今日重议核电，并非旧日风险已经消失，而是彻底排除核电的代价，已越来越难以承受。

首先改变的是能源安全。

多年以来，欧洲将天然气视为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过渡桥梁。

其排放低于煤炭，又能在无风无光之时及时补位，既可支撑减排，又可维持供电。

然而，这一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俄罗斯管道天然气。

廉价而稳定的俄气，一度支撑欧洲工业运转，也掩盖了能源转型背后的脆弱。

2022 年俄乌战争全面升级后，欧洲与俄罗斯的能源关系急剧恶化，天然气供应收紧，电力与燃料价格随之剧烈波动。

昔日互利相通的管道，转眼成为战略牵制；

原本用于保障转型的天然气，也由过渡之桥变为安全软肋。

欧洲由此意识到，能源既是商品，也是权力；既关乎价格高低，也关乎危机来临时能否掌握主动。

▲ 天然气输气站管道设施（图源/ Dreamstime）

核电因而重新显出吸引力。

其虽造价高昂、建设缓慢，却能长期提供大量电力，所需燃料体积较小，也较少受国际油气价格短期波动的影响。

这并不意味着核电可以完全摆脱海外供应，更不意味着其价格必然低廉。

然而，与进口化石能源相比，它至少能使各国少一分外部牵制，多一分供应自主。

其价值不只在于低碳，更在于可控；不只在于减排，更在于安全。

其次，依赖天气的电力体系也逐渐显出局限。

风电与光伏仍是欧洲能源转型的主力，未来地位亦不会动摇。

然而，风有强弱，日有阴晴，发电量随天气、季节与昼夜而变。一旦风停云起，其他电源便须及时补位。

▲ 图为风光储新能源综合电站（图源/Adobe Stock）

电池可以维持数小时，跨境电网可以调剂余缺，但二者皆需巨额投资，也难以完全应对长时间的电力不足。

正因如此，核电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关系正在被重新定义。

过去二者常被视为彼此竞争，争资金、争政策、争未来；

如今，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将其看作相互补充。天朗气清之时，风力、光伏等新能源大量发电；天气不利之时，核电仍可稳定运行。

由此，问题已不再是二者择一，而是如何各展其长、互补其短。

再次，欧洲的用电需求正在回升。

过去多年，欧洲电力消费增长缓慢，各国因而可以在关闭核电站的同时维持供电平衡。

然而，这一时期或将结束。电动汽车需要充电，热泵需要用电，钢铁、化工等行业若要减少化石能源消耗，也需要大量低碳电力。

人工智能与数据中心又添一重压力。

这些设施昼夜运行、用电持续，难以完全依赖随天气起伏的电源。

欧洲面对的，已不只是以清洁能源替换旧有电力，更要在保持系统稳定的同时增加供给。

既要去碳，又要增量；既要绿色，又要可靠。

在此情形下，关闭核电站自然不再是一个轻易的选择。

核电的回归，也与欧洲产业政策的变化有关。

建设反应堆，需要先进工程、专业人才、特殊材料与完整供应链。

各国日益担心，若彻底放弃核电，失去的将不只是一种发电方式，还有数十年积累的工业知识与技术能力。

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因而格外受到重视。

其被设想为可以标准化制造，再运往各地安装，规模较小，部署较灵活。

一些国家希望借此服务工业园区、数据中心乃至偏远地区。

▲ 标准压水式核电站（PWR）热力发电流程科普示意图（图源/ Mines Paris - PSL ）

只是，这些优势目前仍多停留于设想。

小型反应堆只有实现批量生产，才可能真正降低成本，而最初几批项目仍可能造价不菲。

即便如此，它的政治吸引力已十分明显。

借助小型反应堆，欧洲各国可以将核电描绘为面向未来的新技术，而非对旧时代的简单回归。

旧核电意味着庞大、昂贵与迟缓，新核电则被赋予灵活、先进与自主的想象。

现实能否兑现，尚待时间检验；政策叙事，却已先行一步。

欧洲并未忘记切尔诺贝利与福岛，也未忘记核废料、事故风险和工程超支，更没有认定核电从此安全、便宜且易于建设。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各种风险之间的轻重正在重新排列。

俄乌战争打破了对廉价俄气的依赖，风光发电暴露了稳定性难题，用电增长又提出新的供给压力。

能源供应不稳，产业竞争日紧，无核未来遂不再显得那般笃定。

欧洲并非学会了重新信任核电，而是开始怀疑，没有核电的能源转型，是否真能走得稳、走得远。

核电回归仍是未知数

即便欧洲重新审视核电，所谓核电复兴，仍远未成为定局。

政策转向易，实际落地难。政府可以在文件中表示支持，也可以在演讲中描绘前景，但真正进入建设阶段，仍要面对造价高、工期长、争议多等现实难题。

首先是资金之困。

核电站尚未发电，便需投入巨额资本；建设周期一经拉长，融资成本亦随之上升。

私人企业往往不愿独力承担风险，政府遂不得不提供贷款、价格担保乃至直接注资。

核电可以带来稳定电力，却未必带来廉价电力；可以保障长期供应，却可能加重眼前负担。

其次是时间之难。欧洲急需更多低碳电力，而大型核电站从规划、审批到建成投产，常需十年甚至更久。

待新机组真正并网发电，能源格局或已数度变迁。

英国延长旧核电站寿命，正说明这一矛盾。

新者迟迟未至，旧者只得继续支撑；规划着眼长远，现实却等不起。

▲ 全球首座陆上商用模块化小型核反应堆建设工地（图源/央视新闻）

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常被视为破局之道。

其规模较小，理论上工期更短，也更适合标准化制造。

然而，这些优势尚未经过大规模商业实践检验。

首批项目成本或仍居高不下，唯有实现批量生产，方有可能压低价格。

图纸先进，不等于产业成熟；技术可行，也不等于经济可行。

公众态度同样难以预料。

切尔诺贝利与福岛留下的记忆并未消散，核废料如何处置，核安全如何保障，至今仍难给出令人完全信服的答案。

核电政策看似重新升温，却仍可能随政府更替、舆论变化而再次转向。

欧洲内部的分歧亦不会轻易弥合。

法国、英国、瑞典以及部分中东欧国家或将继续推进核电，德国、奥地利等国则很可能维持谨慎乃至反对立场。

未来的欧洲，未必会沿着同一条能源道路前行，更可能是拥核者继续建设，弃核者另寻路径，彼此并存，长期分化。

瑞典、英国和意大利的行动，皆说明欧洲已重新打开核电之门。

然而，开门不等于入门，表态不等于落地。核电或许会成为欧洲低碳未来的重要支柱，也可能继续受困于高成本、长周期与政治阻力。

欧洲在原则上正重新接近核电，至于在现实中能否真正走近，仍是一个未定之局。

撰稿：孙锴轩

编务：朱欣月

责编：邵逸飞

图片来源：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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