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西乡隆盛的征韩论，如何点燃日本侵华野心？真相一文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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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担任右大臣兼外务卿的岩仓具视率使节团出国考察。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各国，其目的一是与欧美各国进行修改条约的预备性会谈，二是考察西方先进文明，以建设新型国家结构。

访问的结果是，使节团没有实现第一个目的，即在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上遭到欧美的拒绝，但在学习西方文明经验方面收获颇丰。这个时期，明治政权实行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文明开化”，即包括学习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思想风尚及生活方式等在内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

岩仓使节团先后考察了欧美十多个国家，前后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对欧美各国的工业、商业以及城市设施、教育机构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学习，仅在英国就考察了20多个城市，对工业部门的考察涉及军事工业、重工业、金属工业、纺织工业、造船工业及金融、医院、学校、邮局等等几乎所有近代化设施。

由于德国和俄国是帝制国家，日本与其有较多相似之处，所以使节团认定日本的近代化建设应以俄国和德国作为基准，而在军事方面则更多地以德国为榜样。

1、大日本帝国的形象

1887年井上馨在描绘明治时期国家整体形象时，称要在国民与国家的双重意义上实行全盘西化：

“化我帝国为欧洲之帝国，化我国人为欧洲之人民，在东洋创造出一个欧洲之新帝国。唯独此使我帝国在条约上跻身于西方各国之地位，以此我帝国可获独立与富强。”

以大日本帝国自称本身就反映了明治政权当权者们对帝国主义的崇拜和向往。尽管自己还处于不平等条约的半殖民地状态，但在精神上早就开始为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做准备。要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其核心之一是必须通过模仿西方列强，以武力为背景，夺取并建立海外殖民地。

为了实现建立帝国主义国家的“宏愿”，明治当权者的目光首先也就放在了琉球、朝鲜等离本国最近，又实力虚弱的国家上。当时旧东亚秩序的维持者中国正处于西方列强分割、蹂躏的状态，不仅无力继续维持以往的旧秩序，就是自身利益也难以保全。日本便想抓住时机“取而代之”，通过建立自己的殖民地来换取列强对其地位的承认，并以此得到跻身于帝国主义行列的“本钱”。

就实际形势而言，在西方入侵亚洲国家并直接威胁日本的国家地位时，日本被迫开港到主动走进西方，急于模仿西方建立类似的“国民国家”体制。同时按照西方国际关系的理念，迅速确定日本自己的国家疆界是其重要的对外政策之一。日本与其他国家不同，由于它主要由四个较大的岛屿及附近群岛组成，并不需要与邻国进一步划分国境。但在一些临近岛屿的归属问题上，自古以来各国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划分。

对于邻国或事实上为别国所有的领土、岛屿，日本也试图重新分割，尽可能地纳入自己的领土范围。此时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清政府在列强紧逼的情况下，仍对主权国家基本概念的认识十分含混，或者说“无暇”过问和认真治理属于自己的“外围疆土”，对于“藩属”——中国周边地区的归属问题更是采取暧昧的态度。

如琉球王国虽长期独立，又与中国存在宗属关系，同时200多年来还处于日本萨摩藩的武力压迫和控制之下，面临国家主权重新划归的危机。朝鲜王国也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独立国家，同时与中国保持着旧秩序下的宗属关系。这些旧体制存在不平等的弊端，更与东亚即将建立的国民国家体制，即西方式国际体制是不相容的。换句话说，旧有的东亚国际体制正需要重新调整，新国民国家体制尚未建立。

这一形势恰恰给要建立帝国主义的日本提供了可能扩张的机会，即在建立新国际秩序和国民国家体制的借口下，以武力对东亚国际关系重新构建。为了使自身纳入帝国主义体制，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就要挑战旧的东亚秩序(因为挑战西方力量不足)，通过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和霸主地位，以达到被西方接受为“文明国家”、“列强成员”的目的。

在此背景下日本最初的对外举措是试探中国对琉球及朝鲜等的政策。只要中国对上述国家态度暧昧，或不公开表示属于中国势力范围，日本就要借机夺取。面对原有的东亚国际体制的瓦解局面，日本决不放过和允许在其周边地区和国家出现的任何“政治权力真空”。

这时日本不仅没有把琉球、朝鲜等国看作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当作其建立新国际秩序中能够以武力夺取的首选目标。其逻辑是这些国家早晚会被列强占有。夺取这些国家能成为日本建立自身“帝国主义大国”地位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对朝鲜，日本以争取“朝鲜独立”为名否定旧体制关系，然后再以武力夺取朝鲜，把“独立的朝鲜”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这是日本政府决策者的基本思维方式。

2、侵略扩展的本质

1869年(清同治八年，日明治二年)8月，根据大久保利通提出的意见书，明治政府决定了太政官运作的具体方针。主要是“三职宣誓”和“四条约束”(纪律)，其内容比较抽象，主要是宣誓对天皇的效忠，要“集中全国之力，弘扬皇威，扩张国权”。这里最重要的是“宣扬皇威，扩张国权”两句。

刚刚建立的明治政权还立足未稳，就提出如此重大的政策目标。对内的“宣扬皇威”，主要是树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明治政权的权威，稳定新政权，并建立起天皇制中央集权国家。对外的“扩张国权”包括两层意义，第一是消除列强强加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及殖民地的危机；第二是向海外扩张国家权益，当然这个口号还不能说明治政权此时就已经准备好了对外扩张的战争，但至少表明新政权希望通过效仿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手段，达到扩张国权的目的，扩张国权的口号已经明确提出，并且准备付诸实施。

早期对外扩张战争的背景中内政因素始终不容忽视。对外扩张战争与巩固维新政权、平息国内不满从明治政权初始就成为有机的结合体。

首先是维新初期，明治政府内部出现了明显的政策不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与西乡隆盛之间在对废藩改革及武士处理等重大内政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西乡是明治维新胜利的军事功臣，拥有当时最大的地方势力萨摩藩及其军事力量，木户则有长州藩、板垣退助有土佐藩等(号称西南雄藩)做后盾，而明治政府能否改革成功、政权是否巩固，与萨、长、土等西南各藩之间能否保持团结合作关系重大。

因此，大久保利通极力推动西乡、木户、板垣等进入中央政权。结果在说服西乡后，又由西乡先后说服木户、板垣等进入中央政府担任参与，使明治政权建立了较巩固的权力基础。然而，西乡等人的入伙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大久保与西乡之间的政见分歧。1873年西乡、板垣等利用岩仓使节团出国之机，暂时控制政府的局面，积极促进“征韩”并通过“阁议”，但又被访欧刚回国的大久保等所阻止，争论的结果导致了明治政权的第一次分裂危机。西乡、板垣等因此退出明治政权中枢，并开始与明治政府分庭抗礼，最终引发了西南战争的内战。

其二，明治维新不久，因被解雇的武士集团的不满而不断发生的反政府运动、农民起义，使日本国内出现了极不稳定的政治局面。正好在此时刻，传来琉球岛民被台湾岛民杀害的消息，这恰恰成为明治政府转移国内视线的重要契机。尽管明治政府对琉球、台湾的领土要求都没有把握，也了解中国与台湾、琉球的传统关系，但在初期外交及军事政策的运作过程中，明治政府巧妙地利用西方人做顾问，通过借助列强的力量作为向清政府进行要挟的筹码。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及被列强极度削弱的现实也刺激着明治政府敢于向中国挑战，发动铤而走险的对外扩张战争。

在这样的国内政治背景下，对琉球的吞并、出兵台湾与对朝鲜的“征讨”等步骤也就提到明治政权的议事日程上来，对外战争成为缓和国内矛盾，巩固政权自身的重要手段，早期对外战争成败也将左右政权日后的基本走向。

3、征韩论的来源

早在幕末就有人提出侵略朝鲜，1861年(文久元年)寺社奉行(掌管寺庙及神社的官员)板仓胜静就向幕府提议为使日益发展的雄藩势力能源得以释放，向朝鲜扩张，可得到扩张与削弱雄藩一举两得的效果，后来的当权者(如木户等)也考虑过。1873年征韩论的提出是在维新政权尚未稳固的情况下，第一次出现的对外政策的争论。

按照日本很多研究著作的说法，征韩论的提出是在朝鲜不但不听从日本要朝鲜开港的要求，还“傲慢地”指责日本开国，“侮辱”日本等情况下激怒了日本。有的说法称日本政府要求锁国的朝鲜开港，而朝鲜不满日本的态度加以拒绝。在明治政府“庙议”中，西乡隆盛(参与、陆军大将、近卫军都督)作为看守政府(岩仓等出使外国)负责人提出亲自去朝鲜交涉，以制造借口向朝付诸武力，强迫其开港。

事件的梗概是，明治政府自1868年以后就向朝鲜通报维新事项，朝鲜政府对日本国书里有“皇室”、“奉敕”字眼，并使用新印为由而拒绝受理。1873年6月明治政府将在朝鲜的草梁倭馆改称公馆，并免去前馆守的职务，朝鲜官员则拒绝向新公馆提供粮食，并在公馆门前书写日本为“蛮横之国”等。

8月此事一传回日本，马上引起早在为征韩造势的日本官方的重视。在太政官，主张采取强硬军事手段的政客占上风。西乡则提出先派“诘问无礼使节”赴朝鲜，通过诱使朝鲜“暴杀使节”的方式，制造派兵征讨朝鲜的借口，然后再正式出兵。不少史书说西乡并不是征韩论的支持者，依据是其提出了派出使节的建议，真意是试图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

但从整个过程看，西乡是征韩论的主导者，所不同的是，西乡主张的是“先礼后兵”，而不是不征韩。西乡要挑起“朝鲜杀害日本使者(其自己)事件”，找到侵略朝鲜的借口。

关于征韩的借口，日方认为朝鲜拒绝日本要朝鲜开港要求及明治政权的相关证书是侮辱了日本。1873年6月12日内阁会议上，针对“朝鲜的无礼”，外务少辅(仅次于次官)上野景范提出以保护日本居留民为名派出陆海军赴朝，派谴使节直接与韩廷谈判，迫其缔结修好条约。

对此，板垣退助立刻表示赞同，要派一个大队(营)兵力赴釜山，武力胁迫缔结条约。西乡对此表示反对，称“急着派兵去朝鲜，会使韩人认为日本有意图吞并韩国，岂是圣天子保全韩国之道?应派全权大使促韩反省，如韩以暴举杀害大使再以此征讨”。西乡要求自己担任大使。

8月17日内阁会议有三条、西乡、板垣、后藤、大木乔任、大隈重信、江藤新平等参议参加。除三条外，与会者基本上支持征韩，只有大隈态度不明朗。会议决定任命西乡为遣韩大使。当时天皇睦仁正在箱根(距东京约100公里)避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决定赴箱根奏请“宸裁”。其实在会议前，西乡就已说服三条实美同意征韩，但最终决定要等岩仓使节团回国再说。西乡要征韩有扩张与保护武士利益的双重目的，要“对朝鲜一击以振奋日本国内政治”。而另一个征韩论的强硬派外务卿副岛种臣则认为要通过与朝鲜缔结(不平等)条约，使日本同列强平起平坐，以便修改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

征韩论很快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论调，而且最积极支持征韩的是在维新中受到削弱、地位动摇的武士集团。武士集团希望通过参与对外扩张的战争，有“用武之地”，从而重新获得其在国内政治中的优势地位。但是，征韩的政治决策是在岩仓使节团，即政府核心成员不在期间做出的，一旦付诸实施，可能使岩仓等一班人马在政权决策的地位受到削弱。而明治政府各派力量尚未就武士集团在政治中的地位达成共识。出于自身政治地位及上述国内政治原因及经济问题等因素，先期回国的大久保等人反对立刻征韩也和其对整个国家形势的估计，与一直在国内的西乡征韩派之间形成巨大差异有关。

该争论使同乡至交的大久保与西乡之间出现裂痕。5月26日即庙议前回国的大久保虽为大藏卿(财政部长)，却并不是参议，因而没能参加6月14日及8月17日两次重要的内阁决策会议。他在处理完自己不在期间积压的事务后，到关西(大阪、京都一带)旅行，直到9月21日才回东京。大久保对庙议的征韩问题采取了“旁观”的态度。

岩仓回国后也明确反对立刻征韩，并联合了三条、伊藤博文等。大久保在三条和岩仓两人书面保证推迟征韩后同意出任参议。在10月14日太政官会议中，双方激烈论辩，势均力敌。征韩派是参议西乡(47岁)、板垣(37岁)、江藤(40岁)、后藤(36岁)、副岛种臣(46岁)。非征韩派是右大臣岩仓(49岁)、参议大久保(44岁)、大隈重信(36岁)、大木乔任(43岁)、木户孝允(因病缺席，41岁)。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则左右为难，开始因已有决定而倾向于西乡，后又倾向于岩仓。

会议上征韩派轮流发言，西乡宣称如其意见不被采纳，就将辞职。

而反征韩派只有岩仓及大久保发言，岩仓主张先解决桦太(库页岛)问题，而大久保则提出内治优先原则，他提出七点反对理由，担心可能出现的问题，即：

（1）内乱(士族及农民起义)的可能；（2）增加外债；（3）现行一些事业可能被迫中断；（4）财政赤字；（5）使俄国渔翁得利；（6）增加外债会引起英国的介入；（7）使修改条约受到阻止。

10月15日太政官再次开会，岩仓考虑到西乡辞职造成的影响，又同意任命西乡为遣韩大使。为此，大久保于17日提出辞职，同时木户、大隈、大木也联袂请辞。岩仓看到大久保等人要辞职，又重新支持反征韩论派。三条因此突然病倒(一般认为是故意称病)，大久保等人趁机做朝廷的工作，通过宫内卿德大寺实则奏请天皇任命岩仓为太政大臣，重新审议征韩问题。

20日天皇任命岩仓代理太政大臣，21日大久保夜访岩仓，双方达成阻止征韩的共识，岩仓、大久保联盟正式建立，而22日征韩派西乡等也访岩仓，要求速将遣韩使案交天皇裁定。岩仓则明确表示将于次日内参天皇，把目前两派意见如实禀报。

23日岩仓向天皇禀报两派意见及其本人反对征韩的意见，24日天皇批准岩仓意见案，至此征韩论流产。西乡、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副岛种臣五名参议因此退出中央领导体制，三条、木户、大久保、大隈、大木等人的辞职则被驳回。

在这次决策争论中，政府成员形成两派对立，而最终决策者是太政大臣和天皇。天皇睦仁在这次政策争论中处于最终裁决地位，虽然岩仓具视的作用很大，但睦仁的最终态度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其结果是征韩论被暂时搁置，大久保等在政权中占据核心地位。

应该指出，明治政府尽管没有马上实施征韩策略，但明治政府内的矛盾焦点只是征韩的时机和争夺政治权力、政策优先顺序的问题。也就是说，无论是西乡，还是岩仓、大久保、木户等人都不反对对韩扩张政策本身，双方主要是争夺对政府的控制权。岩仓具视宣称，不是反对征韩，而是应该以加强国家内部体制为首要任务。由于缓征论者岩仓担任代理太政大臣使征韩问题暂时搁置，引起了维新政权的分裂，这也是引发1877年(清光绪三年，日明治十年)西南战争的远因。

这次征韩的决策争论在明治政府早期决策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决策基本通过合议制，寡头人物主导，天皇最终拍板。而决策者的政策如果不被采纳，就退出政权中枢，这种做法也成为早期明治决策层更替的某种模式，即决策者的政策一致性是政权稳定的基本要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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