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整训之后

历史上的今天的1939年6月23日，八路军总部发出来第二期整军训令。还有，从1939年初，至1940年底的全军分期分批进行的整军运动，是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我军为适应游击战争而进行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正规化和八路军化”的建设。结合历史档案与文献可以看到，这次整训不仅在规模上壮大了抗日武装，更在质量上实现了飞跃。

首先他们进行队伍的纯洁性，并且注意信仰。因随着部队迅速壮大，大量新战士、新党员涌入，加之长期分散作战，党内教育亟待加强。总政治部专门发出《关于加强部队党内教育的训令》，各部队普遍开办了党员训练班，建立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制度，组织上开始进行队伍的纯洁和审查干部们。

例如八路军第129师利用战斗间隙开展了“审查干部和党员”工作，采取分级审查、民主批评的方式，清理不合格人员。还有晋察冀军区在整军中，通过群众性运动清洗了隐藏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和奸细，极大纯洁了部队。

其次是创建模范党支部，树立起模范的作用。各部队广泛开展“创造模范党支部”竞赛活动，健全党日制度，充分发挥连队党支部的核心堡垒作用，确保“党指挥枪”绝对落实到基层。

另外就是要主力帮带新军。要克服游击的习气。确实是游击战，但是不能有那种散漫习气的意思。针对新组建部队凝聚力不强、战术素养不足、带有地方武装色彩的问题，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要求主力兵团派出考察团、巡视团深入新部队“传帮带”，避免他们变成“地方军阀”。

比如有知名的例子，冀中军区的“水中整军”，1939年秋，冀中军区利用日军决堤放水造成水灾、敌军无法活动的有利时机，将4个团集中在武强县进行整训。在八路军总政治部考察团和一二〇师的直接帮助下，冀中部队加速向“正规化”迈进。以及山东纵队的缩编与正规化，山东纵队通过多期整军，将原本分散的游击支队、义勇队合编为基干团，对外缩小目标，并着手建立比较正规的供给、卫生工作制度，成立后方司令部加强地方武装领导。

在政治整军的同时，军事训练也全面展开。各部队重点训练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5大技术，以及单兵战斗动作和班、排、连攻防战术，特别是针对敌后作战特点，强化了近战、夜战、伏击、围点打援等训练。各级政工干部深入动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练兵热潮。

这次整训的大背景是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开始进行残酷的“扫荡”与“清乡”，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如停发八路军薪饷弹药。

通过整训和形势任务教育，全军指战员认清了抗战的长期性与艰苦性。这为后来打赢百团大战、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以及应对极其困难的1941-1942年敌后抗战，奠定了最坚实的思想、组织与军事基础。

经过这一系列整军备战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伟大实践，至1940年底，八路军不仅总数发展到了约40万人，更锻炼成了一支“在政治上自觉与坚定，在军事上顽强与机动”的铁军。

可以说，1939年至1940年八路军开展的三期大整军，特别是1939年6月发出的第二期整军训令及随后的整编，与1940年8月爆发的“百团大战”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历史已经写下，“这三次大整军，为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八路军于1940年8月打出一个有105个团参战的百团大战，就是这种大整军的成果。”

百团大战原计划仅出动22个团，但战役打响后能迅速扩大到105个团、约20至30万兵力，形成“全面开花”之势，这完全得益于整训期间的扩编与正规化建设，这就是组织基础。

通过1939年第一期31个团、第二期30个团也就是着重整理新组成的团，以及1940年50个团的整军计划，八路军将大量分散的地方游击队、新入伍战士整编为正规的主力团。到1940年8月，全军整编的主力团至少在120个以上。

整训要求的是“充实编制，配足武器，建立一切制度”。

例如晋察冀军区经过整编，主力部队达到10万余人，编为31个战斗团。另，太行和冀南地区也整编出新10旅、新11旅等。这使我部队具备了打大规模战役的建制骨架，这就是我军后来部队编制的完善过程之一。

百团大战前，八路军面临“缺枪少弹、没有重火力”的极端困境。整训中的军事训练，直接转化为战场上的破袭与攻坚能力。我军针对弹药匮乏，整训中“死磕”投弹、射击、拼刺刀，并高度重视爆破和土工作业。在百团大战的榆辽战役中，战士们正是凭借整训练就的土工作业本领，顶着炮火挖出交通壕，将阵地推进到距敌碉堡仅数十米处，用爆破手前仆后继地炸毁敌据点……所以说我军是很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是善于自我教育和变得更加优秀的。

比如左权同志在整训中强调“兵越练越强”，他鼓励官兵结合实战钻研战术。在百团大战破坏正太路等交通线时，部队机智地发明了“扒铁轨”，“挖路基”和“破桥梁”等数十种方法，甚至向铁路工人学会了“烧弯铁轨”的绝招，让日军的交通线彻底瘫痪。有很多故事当中也写过这样的情节。我们现在当然不能破坏铁轨啊，但是当年破坏的是给日军运输的铁轨，所以这是切断他们的运输线的意思，因为这些资源被他们所用，那就要危害我们了。这些战果都是创新破袭战的成果。

整训的综合成果是非常巨大的，确实克服了一些后进的同志和新来的同志们的散漫的这个习气。重大的成果之一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协同最复杂的战役，要求晋察冀、晋冀鲁豫等不同战略区的部队在同一时间8月20日夜统一行动。这说明当时我军就已经拥有了很大地区的跨兵团作战的协同能力。

整训也特别强调“提高各级干部的军事、政治水平”，克服了部队长期分散活动带来的游击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这样就提高了干部们的指挥能力。通过整训建立健全的正规化制度和通信、指挥体系，使得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同志下达的“万万火急”战役部署能够被严格执行。各部队不仅能准时发起总攻，还能在总部指挥下灵活应变，适时从第一阶段的交通破击，转入第二阶段的拔除据点和第三阶段的反“扫荡”。

打仗不光是军事行动。主要是政治行动。所以整训等于是打政治仗。

整训的政治教育激发出敢打必胜的血性，加强了党性教育和阶级教育，激发了官兵的民族气节。在娘子关战斗中，战士身背大刀、腰缠手榴弹夜攀悬崖。在井陉煤矿，官兵冒着枪林弹雨，用门板和棉被搭在电网上，以血肉之躯为战友开辟通道……

整训强化了“紧密团结和依靠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纪律观念，做到军民一心，在百团大战中，这种鱼水情转化为无尽的战斗力。正太铁路沿线百姓白天佯装劳作，夜间协助侦察，数十万群众参与破路、运粮、救护。仅晋中一地动员的民兵就达万余人，真正让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所以如果没有1939年至1940年左权等人主持的、扎实且极具针对性的全军大整训，八路军就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从4.5万人脱胎换骨，更不可能在1940年夏天具备发起“百团大战”的兵力规模、战术素养、协同能力和群众基础。整训是百团大战的“磨刀石”，而百团大战则是整训成果的最完美“试金石”。

部队整训之后，大家人变多了，那么吃饭的嘴就变多了，我们的给养本来就很不充分，所以当时我们是怎么办的呢？因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的残酷“扫荡”与严密经济封锁，加之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薪饷弹药，以及华北等地连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八路军的给养曾陷入“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的绝境。面对“饿死？解散？还是自己动手？”的生死考验，八路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一套军事、经济、政治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系统性战略，成功克服了给养不足的致命危机。

第一就是开展大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我军进行农业垦荒，因地制宜搞一些生产。最著名的莫过于八路军359旅挺进南泥湾，3年间新垦农田26万亩，将荒丘变成“陕北江南”，达到“耕一余一”。各地部队也各显神通，如冀西部队在拒马河两岸引种水稻，让战士吃上大米。连指导员赵贵徵带领连队开荒种下20亩山药蛋，收获3万斤，解决了全连三个月口粮。

他们还发展手工业和军需工业，因陋就简建立作坊和工厂。例如115师教2旅4团自建作坊榨花生油、黄豆油，不仅改善伙食还支援地方。晋察冀军区在神南镇建立军事工业部，合并修械所；冀南区建立了皮革厂、工具厂、造纸厂甚至电池厂，实现了部分军需品的自给自足。

那时候有领导同志带头，毛泽东在杨家岭开荒种菜，朱德率警卫班垦荒，周恩来、任弼时带头纺线。同时提出制度奖励，八路军总部出台《滕杨方案》，提出“多劳多得、奖励能者”的原则，将生产绩效与个人物质利益挂钩，极大调动了官兵的生产积极性。

除了搞生产，还要建立战时经济体系，打破封锁，自给自足。每个根据地都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经济体系。

华北有一种“小米本位”的粮食供应制。在华北根据地，小米成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粮食和流通等价物，边区政府账目甚至以小米结算。八路军建立了“征收爱国公粮”和“屯粮”制度，每人每月伙食标准大致为40-45斤小米，辅以黑豆、少量油和菜金，保证了部队的基本生存。

我军积极兴修水利，抗灾救灾。面对旱灾，晋冀鲁豫边区军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悬崖峭壁上凿出13.5千米的“漳南大渠”，就是将军渠，把旱地变水浇田，结束了当地靠天吃饭的历史。

我军发展商业贸易与独立金融体系，出台《管理对外贸易条例》打破敌人封锁。成立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肃清杂钞、伪钞，形成独立的金融体系，稳定了根据地物价和经济。

还有就是永远不变的是紧密依靠群众。人民是八路军真正的“后勤部”。八路军通过正确的政策和严明的纪律，换取了群众倾其所有的支持。

我军搞合理负担与统一战线，实行“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同时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征收公粮。大力倡导“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争取开明绅士主动捐粮捐款。

根据地百姓对我军也是非常支持的，宁可以南瓜、野菜充饥，也省下粮食供应部队。妇女们日夜为部队缝军衣、做军鞋。青壮年组成担架队、运输队冒火运送弹药。

我军严守纪律，不与民争利。例如，说过这个事情，1942年春华北遭遇大灾荒，军民都很困难，甚至以树叶充饥。聂荣臻元帅下达了著名的 “树叶训令”。部队必须到村庄方圆15里以外采摘树叶，村庄附近的树叶全部留给老百姓……并且努力发展生产，到处节约下来的粮食，也优先送给老百姓调剂。

此外，部队借群众粮食一律打借条，解放后顶交公粮，这种“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的作风，让军民结成了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

由于国民政府断供，且日军极度注意，不遗弃战略物资，因为日军自己的补给也不是那么的富裕，就是说比我军要强很多，但是他们自己其实也是仗着能抢就抢的作风，他们是不会随便被打了一下就抛弃粮草辎重，然后跑掉的。八路军武器弹药消耗多、补充少，必须通过战斗和非战斗手段“虎口夺食”。

有一个词叫做打扫战场，过去小时候经常会听说这句话，那就是用来告诉执行光盘政策，不要剩饭。那么我军对日军的战场打完了之后就是很愿意打扫剩下的东西，因为八路军对物资的渴求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例如115师工兵主任王耀南曾让士兵在冲锋时拖回日军尸体，只为获取其皮带上子弹盒里的剩余子弹。百团大战总结中，也专门强调要搜出敌人逃退时埋藏的步枪和附件。

一般来说，由于日军装备难缴获，他们在战争的前期也确实是比较难俘虏的，八路军将打击目标部分转向战斗力较弱的伪军，以此作为缴获武器弹药和给养的重要来源。

有些时候也有一种非战斗的手段，我们通过地下党和农民，直接或间接转买伪军手里的武器。可以的话，甚至通过统战工作，促使部分伪军采取“故意被俘”的方式，将武器弹药“送”给八路军。有一部分伪军，他就比较认清形势，知道一直对着干也不好，所以他们就会想办法暗地里做点好事，弥补自己的罪行。

还有，著名的精兵简政和节衣缩食政策。在极端困难的时期如1941-1942年，八路军采取了果断的内部收缩与节约政策。

精兵简政是缩小机关，充实连队，减轻人民的供养负担。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分散开展游击战，降低大规模集结带来的后勤压力。

军区机关制定严格的节约计划，除伤病员外，脱产人员每人每天节约一至二两粮食用于救济受灾百姓。仅1942年，晋察冀各部队就节约出14万斤粮食。还有个办法，打仗的一线部队多吃点，后面的二线部队少吃点。在断粮时，官兵们以喂马的黑豆、野菜、树皮甚至白水煮无盐鱼虾果腹，把有限的给养留给前线。因为水里捞的小鱼小虾其实是过去没办法才吃的，虽然不难吃，但是由于是“穷蛋白质”，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没有油水，如果光吃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人是不会长肉的，也没精力。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乡亲们把藏起来的鸡蛋给八路军吃，舍不得杀的鸡也给他们杀了。他们也知道吃点真正的肉才有好处。

后来，八路军克服给养不足，书写了伟大的胜利，不光是在后勤工作求生，更是一部政权组织能力与社会动员能力的试金石。这就叫做凡战法必本于政胜。

日军依赖暴力掠夺的近代化补给体系最终因战线漫长和非正义性而崩溃，而八路军则通过扎根群众、组织严密、自力更生，在“小米加步枪”的极端困境中开辟了生存空间，最终迎来了抗战的伟大胜利，这一切都要感谢当初伟大的整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