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西方国家底层运行一套逻辑，叫官僚制，也叫科层制。
官僚制，是一个中性的管理学概念，它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层级分明。
权威自上而下传递，权责划分明确。
二、专业分工。
官员和管理者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职业化群体。
三、规则至上。
依靠成文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化程序来运转，强调非人格化管理。
基于此，官僚制走的是一个齿轮逻辑，每一步都是齿轮咬合，照章办事，文官中立，非人格化，我不代表我本人，我仅代表这个岗位。
我们走的是另一条路，叫干部制，要求干部既是执行者又是动员者，既对党负责又对群众负责，既要懂政策又要做群众工作。
今天就来拆解下干部制。
一、干部不是高级公务员。
首先，bureaucrat（官僚）的定义是：一个占据职位的人，按固定规则不间断地推行行政事务，个人信仰、情绪、政治立场必须从办公桌上拿走。
我们的干部从诞生第一天起，就反这个定义。
教员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干部要求又红又专，“红”在“专”前面，“红”意思就是：不能只是个专业齿轮，必须携带意识形态、方向感和道德自觉。
这些没有写在岗位说明书里，但要求体现在每个干部身上。
我认识一个乡镇的驻村书记，零下几度走三小时山路去一个老人家里办证。
我问他：“值得吗？”
他说：“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是这事得有人去。”
没有绩效，没有奖金，三小时山路，“官僚”是干不了的。
让驻村书记走下来的，是一套叫“这事是我的使命”的东西在运转，就是所谓的干部制。
二、干部制的落实。
官僚制有个问题，就是规则越精密，人越被裁剪成零件，公众也被抽象成“服务对象”、“案例编号”，不是人，群众不是群众。
干部制，通过群众路线，建立了一个官僚制提供不了的东西，就是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双向回路。
直白来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其中包含了两层意思。
第一，集中起来。
集中起来，是干部下沉、走访、开院坝会、听闲话，把抱怨、牢骚、建议、意见等不成体系的要求，揉成可处理的政策输入。
第二，坚持下去。
坚持下去，是把上面的决定，翻译成群众听得懂的动作，再盯着执行。
干部是政治参与的中介者，不是代议制意义上的，有着更古老的、更肉身的意义，人在场，身体在场，能听、能被骂、能解决。
三、干部制的权力网络。
西方官僚制是垂直的，即部长→厅长→局长→科长→办事员，权力顺着层级流下来，只要按权责清单执行就可以了。
中国的干部制是垂直+网格同时运行：
纵：中央—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
横：党管干部原则，把党政军企事群全串起来，组织部管政府序列，也管包括国企、高校、群团、关键事业单位。
深：工作队、驻村第一书记、下沉干部，把权力网络的末梢，插到了村口和小区门口。
这个叫“政党组织国家”，政党不是坐在国家旁边“领导领导”，而是下县、下乡、下村，到群众中去。
四、干部制的代价。
任何系统都有短板，干部制短板是太依赖人本身，主要体现三处：
第一处、疲惫感。
不断用政治动员去补科层惰性，基层反复被急事打断常事。
今天要搞脱贫攻坚，明天要搞环保督察，后天要搞信访维稳，每一项都是中心工作，每一项都问责到人，乡镇干部常年处于被推着跑的状态，疲惫感累积到最后，就是“干了再说，不想对不对”。
第二处、表演化风险。
干部联系群众，如果执行者本身质量不够，就容易变成走访拍照打卡，实际问题还在。
第三处、科层化的引力。
干部制越成功，组织越庞大，越需要“程序、台账、留痕、检查”来防失控，这些东西又恰恰是官僚制最擅长制造的铁笼零件。
干部官僚化，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难题。
韦伯的官僚追求的是，哪怕所有人平庸，系统仍能运转。
而我们追求的是，关键位置上的关键人，在关键节点上，愿意且能够做得更好。
我们坚持干部制，是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器始终是器，人终归是人，制度有制度的好，信仰有信仰的力量。
所以，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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