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拒绝共同作者：治理挂名？博士生更难发论文了？

图源：AI生成

撰文｜李想俣‍

今年6月6日，《中国文学研究》编辑部在其官方微信发布公告称，决定自4月30日起所接收稿件全面实行单独署名制，不再接受联合署名的作者投稿。今年年初，《文学评论》也宣布除新兴交叉学科研究外，仅支持独立署名。此外，《涉外法治学刊》等期刊也明确鼓励或倡导单一作者独立完成作品并单独署名。

在许多支持者看来，这是一场针对“挂名作者”“人情署名”等学术乱象的纠偏。国家新闻出版署2019年发布的《学术出版规范 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已将多种不当署名行为列入学术不端范畴。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副院长苏金燕接受媒体采访时进一步将其概括为：包含了不该包含的作者、未包含该包含的作者、“幽灵作者”“影子作者”和作者信息不实等四类。

也有人认为，这种做法过于一刀切了。即使在人文社科领域，从选题设计、理论框架搭建到论文修改完善，导师都可能给到学生支持，学生与导师的合作署名不少情况下其实是合理的。此外，不同学术团队之间，也可能有正常的研究合作。

如果越来越多的期刊只接受单独署名，博士生毕业和就业可能会更加困难。实际上，许多高校要求博士毕业必须在CSSCI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以下简称C刊）发表2篇甚至以上论文。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招聘时，也将C刊论文数量作为重要门槛。

期刊为何拒绝联合署名？

一本人文领域C刊的主编表示，其刊物推动单独署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联合署名的投稿比例较高。“我们收到的投稿积压很多，已经排到2027年了，其中很多是双署名。刊物每一期的版面有限，如果每一期有八九篇文章都是双署名，我们的压力就太大了。”他说。

在他看来，如果一本人文学科的刊物中50-60%都是双署名的论文，显然与学科的真实情况不符。“人文学科80%左右的成果都是单独完成的。”

这位主编坦言，许多双署名的论文质量不一定差，相反，由于经过导师把关，其外审通过率往往较高。但如果期刊物中大量文章都采用双署名，编辑部的压力会很大，也可能影响学者对期刊的评价。“也许人家在评价刊物时，就会打低分，我们也是为了在两年一度的C刊目录更新中不掉出去。”

当然，他也并不认为，一刀切地要求单独署名就绝对正确，接受联合署名的期刊一定都存在问题。在人文社科领域，也有几位学者合作同一研究的情况。有些研究领域，一个人的能力还是有限的，尤其是现在强调的跨学科、新兴的AI技术和人文学科关系的思考。比如哲学或者文学学者可能有思考问题的深度，但对新兴的技术未必很了解，而博士生和年轻学者可能非常熟悉，所以这时合作研究也存在合理性。

但是，该期刊认为为了纠正挂名风气，可能需要“矫枉过正”。该期刊目前计划先推行单独署名制一两年观察效果，以减少博导带博士生发文造成压力的情况。以后如果有跨学科的研究、确实需要两个及以上的作者，工作量、贡献度看得很清楚，可以作为例外情况再考虑。

这位主编也提到，单独署名会给期刊和博士生带来一些问题。这一举措可能导致部分博士生发表论文的机会减少，也会影响期刊的被引率等指标。毕竟导师的名气往往比学生更大，挂名有利于提高论文和期刊的数据表现。

“单独署名制可以斩断一些人情或者是以往很难拒绝的权威人士的投稿，对刊物的质量保证有一定好处，但同时我也理解很多期刊发联合署名论文的苦衷。”他说。

博士生发刊背后，为何离不开导师联合署名？

对于许多人文学科期刊而言，联合署名意味着可能存在挂名作者。但对于不少人文社科领域的导师而言，联合署名首先意味着博士培养。

一位C9高校社科领域的教授告诉《知识分子》，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不同造成知识生产方式不同。作为传统文科的文史哲研究更多依赖个人思辨和文本分析，一支笔、一个人就能完成。而社会学、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新文科，往往需要质性访谈、量化数据、田野调查等实证材料，很多研究天然具有合作属性，很难仅靠导师完成。所以会出现有“导一生二”（导师一作、学生二作）或是课题组多人署名的情况。

“社会学、政治学、新闻传播这些学科联合署名很多，难道就能说新文科的学者都是草包，或通过榨取学生劳动力来发刊吗？这种说法可能有失公允。”在她看来，当前过多的联合署名存在，更深层原因是博士生的培养机制。

“按学校规定，博士生要有两篇C刊发表才能够毕业、找工作。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博导是很大的压力。怎么才能够把他们培养成能作为一作或独作发表C刊的学生，顺利毕业？这其实是一对一、手把手帮带的过程。”

该教授所在学院的博士需要两篇C刊才能毕业，其中一篇为第一作者，且“导一生二”署名的C刊、CSSCI来源集刊、CSSCI来源期刊扩展版只能算半篇C刊。

她向《知识分子》解释，一些联合署名，本质上是导师带领学生进入学术共同体的前期过程。博一阶段，导师一般先会带学生写论文，把提供观点、想法的框架，交给博士生付诸笔端，导师也会把握选题价值和理论思路，联合署名向期刊投稿，以此带领学生慢慢熟悉C刊对论文的要求。如果学生日益成熟，到博二、博三时投稿且加上导师的人脉资源，才可能发出一到两篇学生一作或独作的C刊，达到毕业要求。

这种情况下，如果期刊全面取消联合署名，最先受到影响的未必是导师，而可能是刚刚进入学术共同体的博士生。

更现实的问题来自就业市场。“现在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招聘教职，要3篇C刊起才能考虑。以我为例，现在有六七位博士生没毕业。每人都要3篇，甚至5篇，那就要一二十篇的C刊。我就是不吃不喝，也没有办法就带出这么多篇。”她说。

对于博士生培养中的现实情况，前述主编表示，导师学生联合署名的稿件中，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导师写的，为了帮学生毕业让其搭“顺风车”挂名；还有部分情况是导师谋取学生论文一作身份。

但这位主编也承认，不少博导带学生发论文是出于合作模式。

署名之争背后，真正的问题是评价体系

单独署名与联合署名的争论，触及了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

前述主编认为，期刊署名制度与期刊评价体系、科研人才评价体系，是连贯的链条，后者更是问题的关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学者们不用考虑单独署名还是联合署名的问题。现在学术生态发生变化，联合署名的论文越来越多。有期刊开始要求单独署名，也是为了应对整个学术生态的变化。

“现在的学术生态还是有问题的。人才的引进、评价机制、刊物的评价方式都要跟着变，这才是根本的。作为期刊，比如C刊目录的更新调整等期刊评价是直接原因，但背后链条最终的指挥棒，其实还是科研人才评价的问题。”前述主编直言。

今年年初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时，苏金燕的分析与此形成呼应。她认为，署名乱象成因复杂，涉及科研全链条多个环节。在上游的课题设计阶段，尽管“唯项目”“唯帽子”的倾向有所改善，但课题申报中依赖资深学者影响力以提高中标概率的做法，仍为“馈赠作者”“荣誉作者”埋下隐患；同时，一些实际参与研究工作的研究生因为未被列入初始课题名单，在成果产出时沦为“幽灵作者”，其贡献被无形抹杀。

在中游的研究实施环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启发、理论建构等智力贡献难以量化，导致“影子作者”频现。在下游的成果发表与评价环节，个别期刊将作者身份作为审稿中的潜在考量，对研究生独立署名持审慎态度，而科研评价体系若仅依据署名顺序量化贡献，也进一步弱化了约束机制。

换言之，论文标题下方那一行不长的作者署名，折射的是整个学术评价体系。

“这些问题不是导师、学生署名次序等简单现象本身可以囊括的，它既是学术发表的生态，也是学术培养的生态，更是学术评价体系的生态。”前述C9高校社科教授指出。

例如，她还提到，一些文史哲期刊的境况比较难。这些期刊如果被引率低，数据差，经常会被踢出C刊。因此，是否实行单独署名，文史哲等传统文科与社科可以分开，用不同的评价标准。

“对于其他学科，实行单独署名制，不一定绝对好。只是在人文学科这样做，短期内会有一定好处，比如使刊物质量提高，知识产权、贡献明晰，但长期也不敢说。我觉得对一个学者的评价，最主要的还是要看其产出的最高水平的论文，同时兼顾数量。”前述主编对单独署名制能带来的改变也持谨慎态度，最终还是回到了对“人”的评价上。

学术共同体真正需要回答的，或许不是“谁应该署名”，而是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学术生态，才能让每一个真正作出贡献的人获得应有的承认，才能产出更多高水平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