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个女打字员被特务头子请过去，做个挽救地下组织的决定

1948年，上海被白色恐怖笼罩，成为隐蔽战线的核心斗争城市。

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是敌人当时在上海的重要情报“枢纽”。正因为如此，稽查处的内部核查非常严格，安插进稽查处工作的人，基本上都是老牌特务，具有极强的警惕性，想要打入敌人内部难如登天。

就是在如此危险的稽查处中，却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工作室，被称为“打字房”。打字房的工作环境相对轻松，黄湘先与老特务们对这里的盯防不是特别严。

而就是敌人的这么一个小小疏忽，给了咱们机会，直接安插了一个情报小组进去，由4名女打字员组成，她们分别是周明、傅亚娟、赵幼芷、柳茂才。

敌人为何会忽视打字房？原因其实很简单，打字员在稽查处的地位不高，很容易被忽视，又接触不到什么高级机密。再加上4名女打字员都是年纪大不的小姑娘，为人处世还带着些稚嫩，这些细节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更是地下组织的高明之处。

说起这件事，还颇具戏剧性。当时稽查处有一个姓董的女打字员急着离职，但必须要找到顶替的人，这个谈话内容恰好被周明听到，随后在组织的安排下，顺利进入稽查处。由于周明的入职，乃稽查处女打字员主动发起，所以没人怀疑周明的到来有什么准备。

周明通过了稽查处的审查之后，凭借着清白的履历和过硬的打字技术，迅速融入打字房。此后，周明用类似的理由，在同事离职的时候，相继介绍傅亚娟、赵幼芷、柳茂才三位同志进入稽查处，组成了4人情报小组，长期潜伏在稽查处。

这个4人情报小组，搜集情报的能力很强。因为打字房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很多重要情报虽然不能直接接触，但因为4个人是一个小组，打乱分配各四人的情报，打字之后可以完成一个“汇总”，这样就能够将情报“重组”，实现获取情报的目标。

但情报工作不止是搜集情报这么简单，难度更大的是传递情报。因为稽查处对打字房之所以放松警惕，不是因为疏忽大意，而是有一套对打字房近乎严苛的要求。

一来是打字房需要打字的内容，基本都是打乱的，互相之间看到的内容并不完整；二来是打字员们下班时，要经过严格的检查，不许带任何东西离开，这意味着哪怕知晓情报，也根本无法带出去，除非拥有过目不忘，且能记住超长内容的记忆力，这显然不现实。

但4人情报小组有自己的办法，摸索出了一套“废纸传情报”法。虽然情报不能带走，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例如废纸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稽查处的规定是不能带走任何东西，但打字是一个容易失误的工作，打错字在所难免，自然也就会产生废纸。

而四个姑娘敏锐的意识到这一点，故意打错字，将作废的文稿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然后趁下班前打扫卫生的机会，用微型剪刀剪下指甲盖大小的关键信息，藏在身上不易发现的位置，例如鞋底，衣服夹层等位置。等回家以后，4个人把各自搜集的情报利用关键信息尽量复原，然后传递给组织，实现情报的搜集和传递，发挥重要作用。

1948年的一个晚上，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情况，稽查处处长黄湘先收到一份绝密情报，文件里巨大，他带着手下抄录几个晚上都没完成，这让黄湘先十分恼火。由于任务紧急，黄湘先想到了打字房的4个姑娘。

原本这种绝密的文件，肯定不能过打字房的手。但由于黄湘先当时又累又心急，而且对这4个姑娘的印象不错，这才找来4个姑娘帮忙。

4个姑娘看到文件之后，发现上面写着“上海大华公司”，以及公司整个人员架构等资料，全都事无巨细。甚至该公司的一些隐秘数据和秘密仓库位置，都标记的清清楚楚，这让4个姑娘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原因很简单，“上海大华公司”是我党在上海最重要的秘密机构，主要负责为华东野战军采购和转运药品、粮食等急需物资的总枢纽，是整个华东战场的“后勤大动脉”。敌人能够掌握这么详细的情报，必然在酝酿一场突然袭击，这将对我党造成极大的破坏。

而敌人能够拿到如此详尽的情报，意味着内部出了叛徒，并且马上就要采取行动。但4个姑娘比谁都清楚，这种绝密情报能够接触到已经是运气，想带出去根本不可能。越是这样，4个姑娘就越是要送情报出去，可怎么送？

傅亚娟在这个时候突然起身，抱怨工作辛苦。一起工作的特务们顿时引起共鸣，有特务这个时候提议去吃夜宵。傅亚娟假装很高兴，但又担心工作进度，遂提议让周明和赵幼芷留守继续工作，等她们吃完再来换班，得到了特务们的支持。

周明和赵幼芷抓住机会，找出核心报告，通过用指甲在空白纸面飞速划过的办法，完成速记。等傅亚娟和柳茂才架着几个醉醺醺的特务回来时，周明和赵幼芷借着“换班”的机会，顺利带着那份情报离开稽查处，把叛徒“金柯”的名字交给了组织。

由于情报传递及时，上海地下党争取到足够的行动时间，一方面紧急转移大华公司的工作人员，一方面将金柯叛变的消息发往华中工委。

不久后，金柯落网，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精心谋划的阴谋，竟然被识破了。而且破坏了敌人阴谋的人，还是4个不起眼的女打字员。至此，金柯叛变带来的巨大危机，彻底被化解，而“四朵金花”充满智慧和勇气的行动，则被写入了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