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到治理：宏观视野下中国企业社会工作的理论突破与地方实践

编者按

本文为《中国企业社会工作概念演进与新就业形态下的再界定》系列第三篇。在承接初期探索的基础上，我们将目光转向2012至2022年。这一阶段，企业社会工作的理论视野得以拓展，并通过地方标准的出台，实现了从学术概念到规范化实务的跨越。

一、理论视野的宏观拓展

随着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成为国家战略，企业社会工作的概念开始突破单一的管理视角，转向更宏观的社会治理层面。这一阶段不仅实现了理论视野的宏观拓展，更通过地方标准的出台，完成了从学术概念向规范化实务的关键跨越。

2012年，李正东等在《企业社会工作的时代议题与本土视角》一文中，从“工作世界”的视角切入，提出定义：“企业社会工作是围绕‘工作世界中员工以及组织的需求和问题’而开展的社会工作实施领域，通过运用社会工作的专门知识，在企业组织中开展助人自助式的服务工作，以满足员工工作世界中的多重需求，从而创建适应企业组织目标的工作环境，并促进和谐的职场关系和提高有效的工作行为。”书中还进一步指出：“大体上，企业社会工作是指协助工作者和他们的家庭处理有关能力适应与发展、关系协调与平衡、工作价值与环境、生活品质与利益的问题。具体说，社会工作者通过对影响个体的复杂环境提供干预的机会，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技术以满足工作者的需求，并对组织提供更广泛的服务。”这一定义突破了企业内部管理的局限，将视野投向劳资互动的过程，突出了其在化解冲突、促进沟通中的中介作用，为后续治理视角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2014年，钱宁在《劳动关系治理与工业社会秩序的建构——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的企业社会工作》中，引述并完善了相关定义：“企业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在工业环境和人们工作世界中为个人、组织和社区提供服务的活动，其目的是增进人们的工作与生活福祉，促进工业社会关系的和谐。”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企业社会工作的治理功能：“把企业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引入劳动关系治理过程，发挥其协调、沟通和服务的功能，是对政府治理劳动关系矛盾的方式的重要补充，对提高政府治理能力，解决服务缺失而导致的劳动关系管理失效、劳动冲突不断的问题，将发挥积极的作用。”钱宁的定义突出了企业社会工作的“治理”功能，将企业社会工作从微观的“救火”提升至宏观的“防火”与“秩序建构”，赋予了其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结构性地位。

同样在2014年，吴建平在《略论企业社会工作的理论架构》中，从社会工作价值理念出发，提出了不同的对象定位，对服务边界进行了深层思考。他首先描述了一般性界定：“一般来说，企业社会工作是以企业为服务对象，帮助企业协调好内部社会关系以及企业与外部环境的社会关系，让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从而为企业成员提供更好的福利，同时让企业外部环境也能得到福利提升。”然后，他指出这种宽泛界定在资源约束下的局限性，并主张回归社会工作的弱势群体关怀传统：“社会工作首先关注的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以尽可能改善他们的经济处境和社会地位，并让他们逐渐获取自我维系、自我发展的能力。所以，作为一个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企业社会工作在现有资源条件限制下，应首选企业主（相对）弱势群体作为自己的服务对象。显然，这个群体即是企业员工。”这一观点是对企业社会工作全覆盖的理想化定义的修正，引入了社会公正的伦理维度，强调企业社会工作在资源分配中应向弱势群体倾斜，体现了鲜明的价值理性。

二、实践层面的规范确立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底发布地方标准《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指南》，该标准成为企业社会工作领域第一个行业性标准，其定义具有规范性和可操作性：“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与方法，以园区、企业、企业员工及其家属为服务对象，以促进员工发展与福利目标实现、保障员工利益、提升企业效率、构建和谐工作氛围为目的的专业服务。”该标准不仅明确了服务内容、流程与评价指标，使概念从抽象探讨走向可操作的规范体系；更关键的是，它将服务场域延伸至“园区”。这一突破意味着企业社会工作不再局限于单个企业的内部管理，而是开始承担区域性的集群治理功能，为中小微企业及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普惠性支持，体现了治理重心的下沉与外延。

这一阶段，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突破。学者们将视野投向宏观秩序与社会公平，而深圳标准则通过制度设计，将治理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行业规范与区域服务模式，成为行业范本。

【下篇预告】

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为企业社会工作带来了变革。在下一篇中，我们将聚焦企业社会工作在体制变革中进行的战略调适。敬请关注第四篇《拥抱新就业形态：企业社会工作的新战场与新使命》。

作者：

王忠平 | 和众泽益创始人、北京林业大学经管学院ESG研究中心主任

李颖丹 | 和众泽益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林业大学经管学院ESG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袖瑕 | 和众泽益共同富裕和志愿服务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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