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破长衫被伤兵赶下车的开国大将，晚年直言一生仅两件事值得骄傲

张云逸晚年曾对着身边人，一字一句地说：“什么是大事？部队过乌江时，毛主席指示去架桥，架桥便是大事。我这一生，有两件事值得骄傲：一是率领红 7 军进行‘小长征’，二是随毛主席参加‘大长征’。”

这位开国大将的一生，藏着无数令人动容的细节，也写满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风骨。

红军长征途中，张云逸以中革军委副参谋长的身份，协助刘伯承总参谋长投入进军川黔计划的组织实施工作。部队迫近乌江时，他亲自沿着江岸勘察地形、选择渡口，全程参与组织突破乌江的各项任务。

1935 年 1 月，乌江天险横亘在红军面前，江面宽 200 多米，水深流急，两岸悬崖峭壁，对岸有国民党军凭险防守，身后薛岳部的追击部队步步紧逼，红军能否渡江，直接关系到全军的生死存亡。就在此时，张云逸奉毛主席指示，亲率工兵部队赶赴江界河渡口，承担架设浮桥的重任。

抵达渡口后，张云逸先向前卫部队传达军委命令，明确指出如果不能迅速渡江，红军就有背水作战的危险，随后便带领工兵官兵昼夜不停投入架桥工作。

乌江水流湍急，每秒流速超过 2 米，普通竹筏放入江中便会被冲翻，张云逸带领官兵群策群力，用三层竹排重叠制成门桥，以装满重石的竹篓做石锚固定门桥，再用竹篾编成的粗绳将一节节门桥连接起来。

36 个小时后，横跨乌江的浮桥顺利架设完成，通过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验收。正是这座浮桥，保障了红一军团主力部队和中央军委直属纵队顺利渡过乌江，让红军彻底甩掉了国民党 “追剿” 纵队，为后续占领遵义、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关键条件。

而被张云逸视作人生另一大骄傲的 “小长征”，是他在 1930 年 11 月，以红 7 军军长的身份，与邓小平等人率领红 7 军从广西河池出发的千里转战。这支队伍转战桂、黔、粤、湘、赣 5 省区，历时 9 个月，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行程七千余里，从出发时的一万余人，到会师时仅剩不足四千兵力，最终于 1931 年 7 月抵达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毛主席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向红七军授予了 “转战千里” 的锦旗，这段艰苦卓绝的征程，也被后人誉为 “小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军部驻江苏阜宁县停翅港。有一天，租住的房东大娘突发腹痛，张云逸得知后，二话不说便出门，穿田埂、越沟壑，一路小跑赶到军部门诊所，亲自请医生去给大娘诊治。

又有一日，张云逸的夫人突发头痛，警卫员连忙跑到门诊所，请医生上门看诊。医生正要动身，恰巧遇到了张云逸。问清缘由后，张云逸当即对警卫员说：“以后凡是我家属有病，只要她自己能走来看的，不要门诊所派人来。” 原新四军司令部门诊所医生沈华新晚年忆起这段往事，仍感慨万千：“将军风范，终生难忘啊！”

解放战争时期，有一天，新四军参谋处参谋李晓光突发高烧，卧床不起。张云逸听闻消息后，深夜亲自端着汤水来到李晓光床前，亲手为他擦拭、沐脚，同时立刻安排医生前来诊治。看着忙前忙后的张云逸，李晓光呜咽着说：“首长待我如父母，我愈不自安矣。”

还有一次，张云逸乘坐吉普车赶路，途中被一群受伤的士兵拦下车，强行要求乘车。警卫员连忙上前告知：“这是副军长的车。” 可伤兵们看着眼前的人，身着一件普通长衫，上面还有不少污渍和破洞，根本不信警卫员的话，吵嚷着要把他从车上赶下去。

直到当地县公安局紧急调来一个班的战士前来解围，伤兵们才知道，眼前这位衣着朴素的人，真的是部队里的高级将领，个个面面相觑，站在原地诚惶诚恐。

张云逸却没有丝毫责备，微笑着走下车，挨个询问伤兵拦车的缘由。伤兵们低声回答，他们要到指定地点集中，可路上粮票已经用完，实在走投无路才拦车。张云逸听完，当即找来纸笔批了条子，为这批伤兵解决了粮票问题。

抗大八分校举行开学典礼时，时任新四军副军长兼抗大八分校校长的张云逸，与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一同出席会议。会议期间，张云逸特意起立，向邓子恢郑重敬礼，请其为大会作指示。

会后有人私下向他提出：“副军长向政治部主任请示报告，不合礼仪。” 张云逸听完，平静地回应道：“我虽是副军长，但也是学校校长，学校校长向军政治部主任请示报告，有何不可？”

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奉命前往延安参会，在此期间，张云逸奉命代理新四军军长，主持新四军全军的军事工作。可在整个代理军长的任期内，他下发的所有作战命令、工作指示，都始终以新四军副军长的名义签发，从来没有用过一次代军长的名义。

广西解放后，张云逸身兼数职，担任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重要职务，主政广西全境。

可他居住在南宁市桃源路 3 号期间，常常身着一身普通布衣出行，独自走进市井里的商铺，与市民并肩而坐，闲谈家常；走到乡间的农家院落，与田埂上的农夫一同聊农事、话桑麻，身边人常常说，在他身上看不到半点官场习气。

有一次，他驱车前往柳州，途中看到两名樵夫在山坡上打柴，便让司机停车，独自下车走上前，拍着樵夫的肩膀，与二人面对面交谈起来。当时广西匪患十分严重，山林中常有匪特出没，随行的警卫人员见樵夫手中拿着砍刀，心里极为紧张，手始终按在枪上，可张云逸却始终谈笑自如，和两位樵夫聊了很久，才登车继续赶路。

还有一次，他驱车前往百色，途中看到路边山林突发大火，浓烟滚滚，他当即命令司机停车，推开车门便冲向火场，与当地赶来的群众一道上山灭火，直到山火被彻底扑灭，才满身烟尘地离开。旁人见此情景，感慨道：“张将军毫无官场习气，犹是书生本色。”

1951 年 3 月 14 日，他在广州亲笔致函毛主席：“我因工作中不善卫生，致身体不好，妨碍工作，有负您和中央委托，殊为不安。” 信中同时写道：“医师们建议宜作数月的疗养，始能康复。知关垂注，谨此奉告。”

毛主席很快回函应允了他的休养申请，此后，张云逸便脱离广西的具体工作，先后前往苏联及国内各地疗养。

张云逸的儿子张光东晚年回忆，自己从小学读到高中，每次填写履历表的家长信息栏，父亲都严格要求他，只填母亲的名字，不准填他的名字。

1965 年，张光东考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临行前，他拿着履历表再次问父亲，自己已经上大学了，这张表的家长栏，到底该怎么填？

张云逸依旧回答：“还是填你妈妈，不要填我。”

张光东不解地问：“为什么我不填父亲？”

张云逸答：“妈妈也是家长，这没问题呀！”

张光东又问：“那人家问我父亲呢，我怎么回答？”

张云逸沉默着想了一下，说：“那你说你父亲出差了。”

也正因如此，张光东整个读书期间，学校的老师和身边的同学，基本上都不知道，他是张云逸大将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