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结构分化的宏观经济及再平衡思路”，《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重版及CMF专题报告发布

本文字数：12918字

阅读时间：39分钟

6月2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21期）暨《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重版发布会”在京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主要成员刘凤良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于春海、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李霞为重版发布致辞，聚焦“结构分化的宏观经济及再平衡思路”，来自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及行业专家杨瑞龙、曹远征、张晓晶、张斌、伍戈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于春海和李霞分别为《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重版发布会致辞。

于春海表示，《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三十多年过去，中国经济的体制机制、运行模式、宏观结构和微观基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学分析范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本书依然能够被商务印书馆选为优秀学术成果的代表进行再版，背后至少有两点原因：一是对当时中国经济现实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和准确把握；二是全书分析中具有穿越时间的思想力度。

均衡和非均衡是经济学中非常常见的一对分析范式。在主流经济学中，借助瞬间调整、瓦尔拉斯均衡“拍卖人”等机制设计，非均衡似乎变得不再重要，分析最终仍回到均衡框架之中，强调均衡状态、均衡表现以及新旧均衡之间的比较。然而，在现实经济中，观察到的各种宏观经济现象往往并不一定是均衡状态下的表现，也可能不是从一种均衡到另一种均衡的变迁，而是从一种非均衡状态到另一种非均衡状态。非均衡可能是常态，现实中的宏观经济表现也可能是一种非均衡表现。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分析需要回到宏观非均衡分析，走出主流经济学均衡分析本身的局限。

在宏观非均衡分析基础上，下一步便是探讨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也在寻找微观基础，试图弥补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割裂，形成内在逻辑更加严密的分析框架。由此，新古典和新凯恩斯综合逐渐形成了不完全市场中的代表性经济人分析框架，并发展出形式上严密而复杂的模型。但这些模型与现实经济之间仍存在较大距离，因此有必要换一种思路思考问题。

《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立足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现实情况，抓住了重构微观基础这一关键问题，并围绕这一关键点展开了严密的逻辑分析，展现了思维深度和思想力量。结合今天“结构分化的宏观经济及再平衡思路”这一主题，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中国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微观基础的再造或重构依然是关键环节，宏观经济政策与体制机制改革之间的权衡和协调也仍然是重中之重。杨瑞龙教授在书中关于宏观取向的讨论，同样强调政策和体制变革之间各自效应的权衡与组合。站在今天的时点观察中国宏观经济，这本写成于三十多年前的著作依然能够提供极具价值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框架。

这本书立足于当时中国体制机制变革的现实背景和宏观经济表现，从相关问题出发，抓住关键环节展开逻辑严密的分析，因而具有穿越时空的思想力度，也使其能够在三十多年后再版，成为经济学中的经典。杨瑞龙教授在学术研究中体现出的执着坚守、学术品格和学术精神，也值得晚辈后学学习。

李霞表示，《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以新的面貌再版，具有重要意义。该书被收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人不断在学术道路上探索，坚持学术创新和思想创新，努力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些优秀学术成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是中国学人长期研究和积累的成果，也是坚持实事求是学风的展示，更是新中国发展脉动的现实反映。《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从出版角度看，《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连接了宏观理论与微观分析，并根据中国现实拓宽了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假设条件。该书在比较不同体制宏观非均衡的基础上，对我国现实经济中的宏观非均衡态及其微观基础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深化改革的思路。该书1994年首次出版，如今已经是第三个版本，充分证明了其长久生命力和较高学术价值。此次再版也有望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获得更高的美誉度。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丛书目前已出版一百多种，其目标是系统整理中国当代学人的标志性学术成果，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的演进和突破。丛书收录的作品，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各学科、各领域、各专题内具有奠基性、开拓性甚至革命性的学术成果。同时，丛书要求作品首次出版至少十年以上，需要经过一定时段来显示其真正的学术价值和学术生命。

在时间上，《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与商务印书馆另一套大型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形成接续。《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的是晚清民国以来的标志性学术成果，已出版三百多种；《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则接续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成果。两套丛书共同意在通过学术整理，展现中国各个学科，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连续性的学术成果，体现中国学术的体系化。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自2021年被列入国家“十四五”重大项目以来，已经在学术界和出版界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丛书的出版不仅服务于当下学术，也希望成为引领未来学术的基础。商务印书馆除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和各学科名著译丛之外，也在近些年加大了对中国当代原创学术成果整理和出版的力度，希望与学界共同推动中国学术发展。

论坛第二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代表论坛发布《探究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兼谈宏观经济的分析框架》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四个部分展开：

一、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脱节及重构宏观分析的微观基础

二、以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重构宏观分析的微观基础

三、论文的修改与出版及学术转型

四、《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的当代意义

一、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脱节及重构宏观分析的微观基础

创办宏观经济论坛的初衷不仅在于对中国宏观经济进行分析预测、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也希望在宏观经济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上有所建树。宏观经济论坛的基本定位之一是从中长期看短期，但现在除从中长期看短期外，还需要从微观看宏观，否则很难看清楚宏观问题背后的逻辑。

《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的选题，与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我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微观问题，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问题。进入博士论文选题阶段后，面临的问题在于：如果继续做微观问题，会偏离导师长期研究的宏观经济和宏观管理方向；如果直接做宏观问题，又感到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不足以驾驭宏观问题。因此，如何把宏观和微观联系起来，成为博士论文选题的关键。

凯恩斯之前流行的是微观分析，无论是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还是马歇尔经济学，主要讨论微观和市场问题。凯恩斯以后，市场不能被出清、存在非自愿失业等问题受到重视，从而形成了总量分析框架，也就有了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出现以后，凯恩斯经济学显然是一个非均衡框架：当市场达到均衡时，仍可能存在超量供给，这是典型的非均衡框架。

但是，微观经济学中流行的无论是马歇尔的局部均衡，还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都是均衡分析框架。微观上的均衡分析框架难以成为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分析基础。换句话说，长期以来，微观经济学流行的是均衡分析框架，宏观经济学流行的是短边均衡分析框架，也就是非均衡分析框架，宏微观分析框架脱节是不争的事实。基于这一问题，我的博士论文选择了“为宏观经济分析重构微观分析基础”的主题。

二、以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重构宏观分析的微观基础

（一）瓦尔拉斯均衡与非瓦尔拉斯均衡

均衡是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分析框架。按照马克卢普较为流行的定义，均衡是由经过选择和相互联系的变量所组成的群集，这些变量的值已经经过相互调整，在其所构成的模型里，任何内在的改变既定状态的倾向都不能占优。变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动机改变这种状态，就可以称为均衡状态。所谓均衡分析方法，就是对研究问题所涉及的诸多经济变量区分为自变量和因变量，假定自变量已定或固定不变，考察因变量达到均衡时的状态或达到均衡所需具备的条件。

原来流行的是瓦尔拉斯均衡。瓦尔拉斯创立的一般均衡理论以边际效用论为基础，从微观主体行为出发，考察所有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同时达到均衡时的价格决定问题，给出了同时决定一组均衡价格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瓦尔拉斯均衡的特征包括：市场完全出清；均衡具有稳定性；通过价格调整实现均衡，价格具有充分弹性；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达到瓦尔拉斯均衡时，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

这一研究方向有价值，可以作为参照系和标准，但也明显偏离现实条件。现实中存在大量市场不能出清的情况。市场出清是一种标准形态，市场不出清则是一种常态，也就是在既定价格下净超额需求不等于零，这种情况就是“市场非均衡”。

在非均衡理论方面，法国经济学家贝纳西的《市场非均衡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具有重要影响。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讨论的也是一种非瓦尔拉斯均衡：当经济达到均衡时，短缺被不断重复制造出来。短缺是一种短边均衡，无法通过自身努力解决。科尔奈在《反均衡论》中提出了“短边均衡”和“配额均衡”。

按照瓦尔拉斯的标准，市场不出清是一种非均衡。但按照贝纳西和科尔奈的均衡概念，市场没有出清时，供求双方既没有可能、又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状态，因此本质上也是一种均衡，只是一种广义均衡。这种广义均衡可以称为非瓦尔拉斯均衡。非瓦尔拉斯均衡区别于瓦尔拉斯均衡：当市场达成一种平衡时，可能存在超额需求，也可能存在超额供给，而这些超额需求和超额供给无法通过既有市场自动出清。

非瓦尔拉斯均衡拓展了若干理论假说：一是广义均衡假说；二是双重决策规则，即供给和需求不完全取决于价格，还取决于收入；三是价格刚性假说，即存在价格制定条件下的非均衡；四是收入约束假说，即经济调整更多取决于收入，而不是相对价格；五是非均衡价格交换假说，即现实中很多交易是在非瓦尔拉斯均衡下完成的，存在所谓虚假交易问题；六是数量调整假说。因此，非瓦尔拉斯均衡本质上也是一种均衡，是区别于瓦尔拉斯均衡的广义均衡。

（二）以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作为联结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桥梁

宏观非均衡现象是一种短边均衡，应从微观经济行为人在非瓦尔拉斯均衡环境下的行为变异中得到说明。宏观短边均衡不能用瓦尔拉斯均衡下的微观主体行为来解释，否则逻辑上说不通。因此，应以非瓦尔拉斯均衡下的微观主体行为解释宏观短边均衡，这在逻辑上是一致的。由此，可以用非瓦尔拉斯均衡条件下企业和家庭的行为规则说明宏观非均衡，从而使非瓦尔拉斯均衡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

在数量限额下的家庭经济行为方面，瓦尔拉斯均衡一般认为供给取决于价格、需求取决于价格，从而确定均衡量。但现实并非如此。现在消费不足，即使价格已经足够低并持续下跌，居民仍可能因为收入不足、未来收入预期不高而不消费。这就是数量限额下的家庭消费行为，也更有现实意义。

在数量限额下的企业经济行为方面，企业投资需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品能不能卖出去。如果产品卖不出去，投资收益就会下降，这时即使利率降得再低，也可能出现流动性陷阱问题。因此，若只沉浸在价格层面讨论供给和需求行为，实际上难以讲清楚很多问题。

根据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上的非均衡状态，可以区分几种不同类型的宏观非瓦尔拉斯均衡。第一种是凯恩斯失业模型，其微观基础是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都存在超额供给。第二种是古典失业模型，其微观基础是劳动市场存在超额供给、商品市场存在超额需求，此时失业来源于实际工资率过高。第三种是抑制性通货膨胀，其微观基础是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同时存在超额需求，超额需求不能通过涨价直接解决，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表现为短缺。第四种消费不足模型，其微观基础是商品市场存在超额供给、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

宏观非均衡状态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微观基础。如果微观基础的非均衡不能解决，宏观均衡就不可能实现。在这方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短缺经济学具有代表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讨论的是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都存在超额供给时的有效需求不足，这时需要通过国家干预主义解决。短缺经济学讨论的是短缺为什么被不断制造出来，其背后的微观机理包括软预算约束问题。软预算约束导致投资饥渴，投资饥渴又导致需求不能被满足，从而出现排队等短缺现象。

（三）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宏观非均衡态及微观调整方式

在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宏观非均衡状态下的微观调整方式包括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非均衡下的经济主体行为机制。当市场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处于市场短边的交易者将受到数量约束，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规则在瓦尔拉斯均衡与非瓦尔拉斯均衡下是不同的。

相关研究讨论了市场非均衡下的家庭经济行为、企业经济行为和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也讨论了双轨条件下的市场行为。进一步看，在市场非均衡下，还需要讨论价格调整及其宏观效应。当市场存在超额需求或超额供给时，市场交易者将面临购买限额或消费限额。在不同价格决定机制下，可能存在不同的非瓦尔拉斯均衡，包括既定价格、价格浮动、价格有限浮动以及存在价格制定条件下的非瓦尔拉斯均衡。

价格控制的微观和宏观效应也是重要内容，包括价格部分放开后的黑市、双轨市场下的价格调整等。在市场非均衡下，数量调整及其宏观效应同样需要讨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更多分析价格调整，但在市场化条件下，微观主体既用价格调整来适应非均衡状态，也用数量调整来适应非均衡状态。双轨价格条件下，厂商的价格、数量调整行为最终会导致相应的宏观效应。

（四）市场非均衡条件下的政策选择与体制改革

在实证分析市场非均衡以后，可以通过政策选择和体制改革探索再平衡思路。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一方面需要探索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需要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而进一步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有助于均衡目标的实现。价格改革是完善市场机制的前提条件，市场主体塑造是完善市场机制的关键环节。，市场要素系统的完善与竞争性市场的构造，市场体系完善与全国统一市场的构建是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条件。其中，国有企业改革重构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重要内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是解决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重要途径，而双层股份制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改革模式。

三、论文的修改与出版及学术转型

1989年获得教育部博士联合培养资助，为了不耽误博士论文答辩，我在出国前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初稿。1990年4月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学，合作导师为经济系系主任Pro.Clem Tisdell。我把博士论文中有关双轨制价格下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及政策选择的内容整理修改为一篇论文递交给Tisdell教授指正。这篇文章按照当时中国流行的学术范式写作，强调观点，不太重视证明，重视政策建议，比较忽视理论分析，特别是不太重视理论发展的脉络及文献的引用。

我以为我文中提出的不少新观点大概率会引起教授的兴趣，但没想到论文交上去后很长时间没有回音。于是我就主动去找Tisdell教授询问，之后发生的交流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让我深刻反思了原有的研究范式。教授一开始指出，学术论文是给同行看的，你应该假设他们具备与你相似的学术基础包括文献积累。基于这一前提，你的论文前面关于价格调整过程的内容就不需要展开写，只需要写出结论，并在文中引用马歇尔等相关文献即可。关于通货膨胀形成机制的部分，如果假定读者读过凯恩斯的《通论》，也只需要写出结论并注明参考文献即可，因为其中并没有你的学术贡献。至于后面关于政宏观政策选择调整的内容，如收紧银根、紧缩财政开支等，则需要分别证明，否则怎么让政府相信你提的这些政策建议是有价值的。

这一次谈话引发了我对研究范式的反思。随着国际化步伐加快及国际学术交流的开展，成名于20世纪80年代一批中青年学者都面临研究范式转型的问题。当时的研究范式更强调谈观点、提出别人没说过的话，并使用新的范畴和概念。但这种研究范式与国际学术范式存在差异。此后，开始重新思考已经习以为常的研究方式，并逐步按照新的学术范式完成转型，，从重观点到重论证的转变，从更多考虑政策应用到更多考虑学术贡献，从更多“自说自话”到更多尊重学术传统（注重文献）。为此，学术研究更加聚焦，基本上专注于制度经济。

基于这一反思，再看博士论文时，虽然初稿写得比较扎实，但与国际学术范式相比，仍存在较多“没根没据”的内容。为了不耽误毕业，1991年5月初回国后来不及修改，只能先完成答辩。厉以宁、高鸿业、董辅礽、王珏、张卓元等20位著名经济学家评审了我的论文，卫兴华、厉以宁、张卓元、周叔莲、周叔俊、钟契夫、董辅礽等7为老师参加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阵容强大，之后很难复制。答辩通过后，导师将论文推荐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时人大出版社有《经济科学文库》丛书，并较早采用双向匿名评审制度，该书被选入文库。但由于海外学习经历带来的反思，论文并未马上交给出版社，而是花了一年多时间重新修改。答辩稿与后来出版稿相比，大约改写了一半以上，基本上是推倒重写。如果当时没有修改就直接出版，可能也不会有后来商务印书馆的重版。

1994年4月《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列入“经济科学文库”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该研究领域相对偏门，出版社最初认为销路有限，因此第一次印了2500册，但没有想到一年以后售完。1995年又第二次印刷7500册。1999年，《经济科学文库》通过双向匿名评审制度，在已入选出版的书中又选出一批再版，该书进入再版序列，从而有了第二个版面设计模本。

三十多年后，第三次重版来自商务印书馆。2020年《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被商务印书馆选人“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并于2026年5月重版。商务印书馆在学术界有很好的口碑，出版了一大批被学术界高度认可的学术著作，我的博士论文被选中，表明对我三十多年前的学术研究成果的认可，我还是很激动的。当商务印书馆决定重版该书时，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不要对本书进行修改，内心很纠结。修改的必要性毫无疑问。本书初版于1994年，时过30年，体制背景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例如，双重体制、双轨价格、国企股份制改造等，宏观背景从总需求膨胀到内需不足等；再加上当时刚刚面临学术转型，学术上还显得青涩。但如果启动修改，就面临是小改还是大改。如果小改，不足以改观；如果大改，那就不再是我原来的博士学位论文。最后除出版社编辑发现并修正的少量技术性笔误和差错外，其他一字不改，真实反映我30多年前的研究本色。

我坚信建立在经济学逻辑之上的研究成果并不会因时间的改变而过时，也就是说，我在特定的理论假设及方法论下，基于某一我相信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与经济学逻辑，对某一特定的对象进行研究，得出了合乎经济学逻辑的理论结论，该理论结论就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只要重复原来的假设条件，该理论结论仍然是成立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研究的是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但其中“看不见的手”等理论逻辑在现代市场经济仍有理论价值；凯恩斯经济学所面对的条件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其中许多理论观点和理论结论仍具有当代意义。凯恩斯曾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在对的时候还是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更有力量。原因就在于其背后的逻辑。因此，宏观论坛一直奉行的原则之一是从中长期看短期，另一个原则是更看重逻辑而不是更看重观点，逻辑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四、《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的当代意义

（一）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是一种更贴近现实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市场非出清下的短边均衡是常态性现象，把市场非出清下的短边均衡作为研究现象，更贴近现实问题。现在讨论的“内卷式竞争”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短边均衡。虽然一直在呼吁不要“内卷式竞争”，但其仍然频繁出现，说明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广义市场均衡状态，即非瓦尔拉斯均衡状态。

在存在超额供给条件下，无法通过价格机制自动出清，普遍的厂商行为就是提质增效、降产量，本质上是一种短边均衡。如果不能解决政府对纳税大户的无条件补贴，不能推进国有企业深层改革，解决软预算约束，不能形成全国统一市场，那么在目前条件下，这种过量供给就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自动出清。因此，“内卷式竞争”具有重要的微观基础。

（二）从微观视角看宏观非常重要

当前，无论是周期性下行还是结构性下行，背后都有很强的微观原因。需求不足背后肯定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背后肯定是企业问题。如果不能让企业找到好的发展机遇，就业就会不足；就业不足，收入就不行。这背后还有房地产资产价格问题，即资产缩水导致资产负债表收缩，从而家庭、企业、地方政府的预期转弱。

在这样的背景下，解决当前宏观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能量是有限的。仅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无法解决当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当然，这些政策有用，也可以采用，但同时还要从微观上解决问题，包括怎样提振消费者信心、怎样激活企业的活力、提升企业信心、怎样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只有这些问题取得实质效果，宏观政策和微观共同协作，才有可能解决当下经济下行问题。

（三）市场非均衡情况下的微观调整方式需要重视

市场非均衡情况下的微观调整方式也很重要。现在比较注重价格调整，实际上数量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微观调整方式，同样需要重视。

（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需要重构微观基础

无论是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完善宏观经济治理，都需要重构微观基础，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因此，这本书的现实意义仍然重要。不能就宏观谈宏观，而要从微观视角看宏观，这无论是对分析框架还是对政策对策，都可以提供更好的根据。

论坛第三单元，围绕结构分化的宏观经济及再平衡思路与《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重版发布，与会专家关于当前宏观经济热点问题展开讨论。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曹远征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竞争机制容易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宏观管理主要表现为总需求管理；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更像政策附属组织，以预算最大化为目标，容易形成需求膨胀、投资过度和配额管理。因此，市场经济逐渐替代计划经济，成为一种全球改革趋势。总结这本书的结论，可以得出：宏观经济存在系统性偏差，而这种偏差由微观经济基础决定；微观基础又受制度安排影响，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因此，若要改变宏观管理方式，必须推动微观基础层面的制度变革。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货币型通缩，而是一种供给体系中的短边均衡，突出表现为实际GDP增长高于名义GDP增长、PPI长期负增长以及企业“内卷式”竞争。企业即便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仍然持续维持生产，反映出现金流紧张与利润压力并存的微观状态。从微观基础看，这种“卷”已超出传统企业规模经济和一般竞争模型的解释范围。按照科斯关于企业边界的理论，企业通常会在规模经济发挥到一定阶段后转向市场交易，但当前中国部分产业呈现出超过最佳规模后仍持续扩张的现象。这背后并非单一企业行为，而是产业链和供应链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超大规模性”，使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汽车配件、集成电路、电工设备、制药等领域形成强大的中间品贸易和供应链优势，也解释了为何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出口仍能保持较强韧性。这种超大规模产业组织带来的宏观现象，不能简单依靠补贴、关税或传统需求刺激政策加以解决。积极财政政策和积极货币政策可能在短期内有效，但难以触及根本问题。当前中国经济可能正处于从旧状态向新状态跃迁的过程中，新的微观基础尚未被充分认识，需要从产业组织、供应链网络和超大规模性等角度重新理解宏观经济运行逻辑。

展望未来，超大规模性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并进一步受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持。AI对劳动力尤其是不熟练白领岗位的替代效应正在增强，大学生就业压力也与此密切相关。在这一背景下，宏观政策的重点可能需要从单纯追求产出增长，转向更加重视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未来中国应更加关注最低收入保障、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以及国有资产充实社保等问题，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技术替代带来的挑战。总体而言，技术进步正在改变微观基础，也将重塑宏观环境和政策逻辑，收入分配政策的重要性或将超过传统增长政策，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实现再平衡的重要方向。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张晓晶指出，宏观经济学长期试图为宏观现象寻找微观基础，但现实中许多宏观问题仍难以用简单模型充分说明。以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为例，早期软预算约束会导致投资膨胀、供给短缺和中间品紧平衡；而在今天，同样的机制则可能表现为产能持续扩张、供给过强和需求不足。生产端因政府、财政和金融支持而面临较软约束，消费端和居民部门则更多受到收入、信用和资产负债表的硬约束，由此形成“供强需弱”的结构性矛盾。

当前中国宏观非均衡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供强需弱，但对此不能简单理解为周期性错配、相对性问题或供需两端相互独立。周期性解释认为需求疲弱只是阶段性现象，未来经济回升即可自然修复；相对性解释则认为不是需求太弱，而是供给太强；独立性解释则将供给过强和需求不足视为两条彼此分离的路径，分别通过压缩产能和刺激需求解决。这些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没有抓住核心。供强与需弱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现象，而是同一增长模式和制度逻辑下的“一枚硬币的两面”：促进供给扩张的机制，往往同时压缩了居民收入、消费能力和终端需求。

供强需弱的形成与长期增长模式密切相关。中国经济长期具有供给导向、出口导向、赶超导向和安全导向。供给导向源于短缺经济时期保障供给的历史任务；出口导向使外需长期承担吸收产能的重要功能；赶超导向则通过以GDP为核心的地方竞争强化了生产和投资激励；安全导向则要求产业链供应链保持韧性和冗余产能。这些导向共同塑造了以生产、投资和供给扩张为核心的增长模式，使供强需弱难以通过短期政策简单扭转。从制度机制看，供强需弱还受到要素价格、财政结构和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长期以来，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存在被系统性压低的倾向，生产部门因此获得成本优势，而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则受到约束。财政支出更多体现为“投资于物”，即基础设施、生产建设和可见资产，而不是更多“投资于人”，即教育、医疗、社保和居民消费能力。

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应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通过改善民生、提升消费能力和增强人力资本，从需求端修复经济循环；应尽快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通过政府部门适度加杠杆替代居民部门负债，并稳定房价和资本市场预期；应推动国民收入分配更多向居民部门倾斜，改变财富过度集中于政府和企业部门、居民消费支撑不足的格局。同时，面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就业冲击，还应重视UBI和UBC等新型分配思路。政府在盘活存量资产、积累新技术资产并分享创新红利的同时，应将这些红利更多用于受到AI冲击的普通民众，实现“盘活资产、积累资产、用好资产”，从而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更好地缓解供强需弱问题。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副所长张斌指出，古典经济学强调市场可以依靠价格机制自动实现供求平衡和充分就业，因此不需要政府过多干预。古典经济学从亚当·斯密、马歇尔到庇古，基本相信市场自发调节能力；马克思则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强调生产过剩和供求失衡。凯恩斯对古典传统形成了更大冲击，他认为市场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只是特殊情形，一般情况下需求可能不足，且这种不足与收入分配、资本边际回报下降、动物精神和不确定性预期等因素有关。相比之下，后来教科书中的凯恩斯主义，尤其是IS-LM模型，更多继承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传统，只是在价格黏性和数量调整方面保留了凯恩斯因素。

货币主义、理性预期、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等新古典传统，持续强调经济自我修复能力，主张减少逆周期干预；而新凯恩斯主义则通过价格黏性、菜单成本、协调困境、效率工资等微观基础，重新说明市场为何不能迅速出清。近年来的长期停滞理论，本质上也是一种非均衡理论，即即使利率降至零，市场仍可能无法产生足够需求，经济可能陷入长期需求不足。这说明，需求不足并不一定只是短期周期现象，也可能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

放到当前中国宏观政策制定中，是否相信非均衡理论，会直接影响政策选择。如果认为市场能够自动修复，那么政策重点就会放在结构改革、收入分配和制度建设上，而不需要太强的逆周期政策；但如果认为市场自身难以走出需求不足，就不能仅依靠结构性改革和收入分配调整，还需要专门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因此，结构改革、产权制度、法治建设和收入分配改革对于长期增长十分重要，但它们并不必然保证短期供求平衡。只要不确定性预期、信息不充分和市场不完全竞争存在，需求不足就可能反复出现。逆周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并不是解决所有深层结构矛盾，而是在需求不足时阻断收入、支出和信贷之间相互放大的负向循环。由此看，面对当前需求不足问题，中国仍需要保持必要且有力度的总需求管理政策。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指出，经济学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学术体系本身，而在于能否回应特定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现实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不同理论流派之所以在不同时期产生影响，正是因为它们回应了大萧条、滞胀等特定阶段的核心问题。

当前全球经济普遍呈现结构分化，但中国与美国的“K型分化”并不是同一个故事。美国一方面受到科技投资和人工智能浪潮推动，经济上沿表现强劲；另一方面，地产、消费和居民信心明显承压，下沿持续走弱。科技冲击从中长期看属于正向供给冲击，短期会拉动算力、芯片、基础设施和制造业需求，但未来当其真正替代人工并提升效率时，可能带来更明显的通缩压力。与此同时，美国消费疲弱更大程度上源于连续成本冲击，包括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行、关税冲击以及新的地缘政治扰动。这些冲击推高物价、压缩居民实际购买力，形成所谓“可负担性”问题，因此美国的分化主要与成本冲击和滞胀压力有关。与美国不同，中国的结构分化更多表现为外需强、内需弱，或者中央所强调的供强需弱。虽然面临部分成本冲击，但由于产业链完整、能源安全和供应链韧性较强，主要矛盾并不在供给端，而更集中于需求端。需求端变化相对更快，因此总需求政策仍应发挥重要作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虽然不能解决所有微观基础和结构性矛盾，但可以在短期逆周期调节中稳定需求，与供给政策、产业政策并不矛盾，而应作为多工具政策体系的一部分同时推进。

未来宏观调控的关键在于优化目标函数。过去较长时期内，实际GDP是最重要的目标变量，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在新的发展阶段，应更加重视目标的多元化，包括名义GDP、企业利润、居民收入、就业状况以及微观主体感受等。同时，政策约束条件也需要同步更新，安全、环保、正确政绩观等都应纳入决策框架。既然目标和约束都是多元的，政策工具也应是一揽子的，既要看政策利率，也要看实际利率；既要看狭义赤字率，也要看广义赤字率；既要看传统宏观政策，也要看产业政策和结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