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泰鸿： 司徒雷登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兼谈正确理解《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兼谈正确理解《别了司徒雷登》

（纪念司徒雷登150周年诞辰暨荣膺杭州市荣誉公民80周年座谈会主题发言）

郭泰鸿，转载自“阳明学苑”

今年是司徒雷登先生150周年诞辰。

司徒雷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值得我们每一个杭州人直至中国人到现在还在纪念他？这自然首先是专家学者们研究的事。我作为一个普通杭州人，对这位出生在杭州、熟稔杭州方言土话、对中国做出不小贡献的美国人，也有自己的看法。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官。其父母皆为美国在华传教士。

司徒雷登1876年6月24日生于中国杭州，原名John·Leighton·Stuart（中文音：约翰·雷登·斯图尔特）。幼年在杭州长大。1887年返美求学，尔后成婚。他在美国大学毕业后，于1904年底携妻返华，开始在中国传教，并钻研汉文。

他根据自己英文名字里的“雷登”“斯图”的发音，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司徒雷登。其中“斯图”与中国传统复姓“司徒”完全同音，简直是天意。

他到杭州面馆吃面，“汤寛”“味重”“毫梢”等杭州土话，这些现在年轻人未必知道的老杭州话，是他的口头禅。

1907年他参与了杭州育英书院、之江学堂（即后来并入浙江大学的之江大学，司徒雷登弟弟司徒华林曾任校长）的筹建，后赴南京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还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

作为一名基督徒，司徒雷登找到了基督教的“爱”和孔子的“仁”之间的共同点，开始了他作为“中国人”的一生。

1918年美国南北长老会合并了在华四所教会大学，成立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担任校长兼校务长。

司徒雷登到任后，首先确定了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又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吸引了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20年代，燕大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张东荪等名宿。名师出高徒，那一时期的学生有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王种翰等。

燕京大学共花费360万美元建成。其中司徒雷登在美国就活动十次，筹集资金250万美元。司徒雷登还争取到了美国铝业大王霍尔(1863-1914年)巨额遗产建立的教育基金的资助，并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1928年春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这让燕京大学跻身了世界一流大学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支持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支持并亲自带领燕大学生南下向政府请愿。并说：“如果燕大学生没有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感动得学生热泪盈眶。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军占领北京。司徒雷登继续留燕京大学在北京，并在燕园升起美国星条旗，表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大门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还拒绝悬挂满洲国旗。他稳定了燕园的四年安定。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7日，司徒雷登即被逮捕，被囚禁至1945年8月5日日本投降，共三年八个月十天。

司徒雷登作为燕大校长，概括起来，为燕大做了五件事。一是定校训：确定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作为贯彻始终的办学指导方针；二是选校址，确定了现在未名湖畔的绝佳位置；三是筹校款，筹到了70%的建校经费；四是聘校师，延聘了一大批国内甚至国际知名人士来校任教；五是找校友，找到了建校近三百年的世界名校哈佛大学作为合作伙伴。正是因为司徒雷登的这五件事，使得建校仅仅三十年的燕京大学，跻身世界名校。

燕京大学存在33年，司徒雷登任校长27年，在不到一万名（9998）毕业生中，为中国培养了55名院士。新中国成立后的科学院院士有42位来自燕京大学，工程院院士有11位来自燕京大学。二战结束后中国政府代表在密苏里军舰上签署受降书，中国派出的三位记者都是来自燕京大学。这证明了司徒雷登对中国教育的巨大贡献。

在抗战后期，美国与中共关系不错。美国派遣了代表团访问延安，并积极促进国共和谈。和谈破裂后，出自美苏对抗和意识形态的原因，美国在国共内战中，坚定地站在了国民党一边，给钱、给军火、给顾问，希望消灭共产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就满脸笑容地对司徒雷登说：“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1946年7月11日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这是他没有考虑过的职务，他已经因为年龄原因，辞去了燕京大学校长职务。他担任大使以后，自然要全心全意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不折不扣地执行美国政府的各种指令，支持国民党进行内战。

此后几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已经不可挽救。美国政府也对此失望。司徒雷登的任务，由支持国民党转为希望和共产党新政权建立新的国家关系，并停止内战。

在共产党即将攻陷民国首都南京之际，外国使领馆包括苏联大使馆，纷纷随着国民政府南迁广州，而美国大使馆和司徒雷登大使却留在了南京，等待共产党的到来。他们还存在最后的希望，想做最后一次努力。

在此期间，司徒雷登秘密接触了中共代表黄华，探讨中美关系的各种可能性。但最终没能成功

三年多的大使经历，司徒雷登并没有完成任务。主要原因是，美国要求在新的中美国家关系中，保留多年来中国历届政府和美国签订的各种“友好条约”，还包括支付欠款、开放领土、设定租界等等。这种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要求，中国怎么可能答应？因此，中美国家关系破裂。

国家关系影响到了人的关系。司徒雷登在美国，成了政治上亲共、工作上失职的不可靠、不可信人物；而在中国，他又成了美国蛮横坚持一百多年来在中国予取予求的霸权的代表人物。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剧。

纪念司徒雷登，不可不提的是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

由于在延安时候的关系，美国对共产党是有一定好感的，并没有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彻底对立。但在共产党即将夺取政权之际，美国国家利益就彻底打倒了脆弱的抗战友谊，关系迅速恶化。

所以，对1949年8月8日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我的学习理解，其内涵应该是“别了，司徒雷登大使”，而不是“别了，司徒雷登先生”。因为毛泽东告别的是美国大使这个美国政府的象征性人物，而非司徒雷登这个人。整篇文章，矛头指向都是美国政府，而不是针对司徒雷登个人。

毛泽东写道:“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段话里，除了“装着”两字是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驳斥美国大使所必须用词之外，对司徒雷登个人，可以说是没有一句人品道德的批评批判之意。但题目必须用《别了，司徒雷登》，因为他是大使，是美国政府的代表，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当时中国和他别了，就是和美国政府别了。

正是考虑到司徒雷登对中国的感情，对中国教育的贡献，考虑到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务实态度，所以毛泽东除了在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部分对他略加讥讽外，并没有把美国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算到他的头上。

但是，因为对这篇文章的不同理解，司徒雷登在大陆长期被负面评价。这是不公平的。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1940年，司徒雷登不幸坠马受伤，毛泽东曾经亲自发电慰问。1949年6月，毛泽东对司徒雷登北上北京，也表示过态度，称他“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在得知司徒雷登要返美时，还说过“希望今后美国不再援助蒋介石在中国之反动政府；希望美国能按照罗斯福总统、史迪威将军和华莱士先生的方式制定其政策。如果美国将来能这样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会以同样友好回报。而这一切之实现就有赖于司徒先生回国的努力了。”从“老朋友”“有赖于”这两个词，可见毛泽东对司徒雷登是寄予希望的。假如毛泽东认为司徒雷登是一个敌对分子、反动分子，绝不会说这样的话。

周恩来后来也曾对司徒雷登的历史功过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于司徒雷登个人的问题，我们必须既评估个人品德，亦衡量权力影响。当然，他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执行其政策的政府人员。但是他在被日本人拘禁时期所表现的个人品德是值得钦佩的。”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仍居留中国一段时间，期望着和共产党谈判。这在当时美国政府对华要求、对华政策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自然不会有结果。他于同年8月2日返美，随即退休，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终年86岁。

长于治校的司徒雷登对于政治显然没有像对于教育那样掌控自如。他失意于美国国内政治力量、离开了中国共产党，也因1949年的政治转向得罪了他过去的老朋友蒋介石，以至于1950年司徒雷登的75岁寿辰，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请示蒋介石是否以蒋的名义赠送鲜花，蒋冷漠地回答：“不必了。”

司徒雷登成了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失误、失败的替罪羊。他回国后，还保留了驻华大使的职务，但并没有去台湾任职。相反，却还为中国共产党辩护，他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受到苏俄很深的影响，但是具有‘完全的中国特色’。”他把中国和美国头号敌人苏联区分了开来，这有利于降低美国政府对新中国的敌意。司徒雷登这个用词“完全的中国特色”，说明了他对中国新政府的客观认识，并没有因意识形态而把中苏放到一起。

三个月后，他中风倒地，从此卧床不起。只有他的秘书傅泾波，这位中国清朝王公后裔、燕京大学政治系毕业生，像一个儿子一般服侍在身边没有儿女的司徒雷登的身边。直到送别人世。

我珍惜和缅怀司徒雷登先生对中国人民的感情，铭记和感谢司徒雷登校长对中国教育的贡献，也理解司徒雷登大使作为美国驻华使节的职务作为。

司徒雷登遗言是归葬中国燕大旧址。这是有他选择理由的。他一生和中国的三个城市有较深关系。一是杭州，他的出生地，幼年感情所在；二是北京，燕大所在地，凝聚了他一生的教育成果；三是南京，他最终政治职务的履职地，在美国具有最大影响。

他希望归葬北京燕大，说明他对自己一生与中国的关系、在中国的成就，最看重的是创办了燕大。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历经多年而未能实现。最终他的出生地杭州人民接受了他。

2008年11月17日上午，司徒雷登骨灰归葬于他的出生地——中国杭州。杭州市政府及杭州人民在安贤园墓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杭州市政府领导和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出席了仪式并致辞。一大批年已耄耋的燕京大学校友，也远程赶来参加。

此前，他的父母和两个弟弟均葬在杭州。而奉送司徒雷登骨灰回到出生之地的，则是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

为了完成司徒雷登骨灰归葬中国的愿望，傅家父子整整奔波交涉了四十多年，终于达成司徒雷登遗愿。回到杭州，总算也差强人意了。写到此处，我不禁为傅家父子真挚的感情、执着的意念、不懈的努力，而深深感动、深深佩服。这真是令人潸然泪下。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后的十三年，无权无势无金钱，政治上还受到麦卡锡主义者的质疑，但其吸引傅家父子如斯，可见人格感召力于一斑。

有人为之撰写了一副挽联：生于钱塘，长于钱塘，二万里云山，终有魂归中国梦；思尽心力，劳尽心力，五十年风雨，留得遗恨未名湖！

司徒雷登是美国人，美国的儿子，也是杭州的儿子。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司徒雷登遗作《在华五十年》记述了他在华的经历和对华的情感。

司徒雷登遗言，把1946年11月周恩来送给他留作纪念的一只中国明代的五色花瓶物归原主。

司徒雷登的出生地在杭州耶稣堂弄，是一条隐匿在市中心的小弄堂，司徒雷登故居也位于此。故居是司徒雷登之父约翰·林顿·司徒尔特来杭传教后所建，建筑中西式结合，对研究司徒雷登及杭州基督教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故居现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辟为司徒雷登纪念馆对外开放。故居围墙外，有一尊司徒雷登的半身塑像。

司徒雷登故居的镇馆之宝是1946年10月中华民国杭州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公民时，同时授予的一把镌刻有“杭州市荣誉公民司徒雷登先生”及日期的纯金钥匙。

永远纪念司徒雷登先生！

（作者：郭泰鸿，原杭州市委副秘书长、市政研室主任、富阳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