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研究者笔下的左宗棠

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划破了华北的宁静。北平城人心惶惶，各国侨民纷纷打点行装，准备撤离这座风雨飘摇的古城。

然而在协和医学院旁的一座小院里，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关紧房门，伏案疾书，正在完成一本关于一个去世已经五十多年的中国古人的传记。

这个美国人叫威廉・莱斯利・贝尔斯（William Leslie Bales），时年四十岁。他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是后来成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的朋友。

贝尔斯在北平中文学院攻读学位时，就以《左宗棠与平回》为题完成了他的论文。现在，他要把这篇论文扩充成一本完整的传记。书的全名叫做《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Tso Tsungtang, Soldier and Statesman of Old China），配有图片和作战地图二十幅，共计二十五万字。史迪威将军对这部作品兴趣盎然，"以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深刻理解，多次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这是西方世界第一部系统研究左宗棠的传记，也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部。

为什么一个美国军官，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一个中国古人立传？

这个问题本身就耐人寻味。因为在那个年代，很多中国人自己都未必能说清左宗棠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在那些最早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国家里，他们的精英分子却早已经把研究的目光，投送到了这个湖南人身上。

一、英国人最早的惊叹
外国人对左宗棠的关注，其实比贝尔斯要早得多。最早的惊叹，来自英国人。

1878年5月，左宗棠的大军刚刚收复新疆南部，远在伦敦的英国历史学家包罗杰（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就出版了《阿古柏伯克传》。这本书的第十二、十三、十四章，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述了左宗棠指挥中国军队进入新疆、迅速击溃阿古柏政权的全过程。

包罗杰的文字里充满了难以置信。他写道，乌鲁木齐的 "攻陷"，从军事意义上来说，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功绩；玛纳斯的 "陷落" 成了传遍中亚细亚一带的一个沉重打击。"中国的这次进军是以如此惊人的隐蔽进行的，而攻击又是如此神速和巧妙…… 这是在中国和中亚细亚的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

包罗杰甚至专门驳斥了当时英俄一些报刊散播的所谓 "中国人暴行" 的谣言。他明确指出："在这个地区，中国人执行了一种较为温和的政策。中国军队并没有因任何过分行为而有损声誉，他们对非武装居民的温和态度冲淡了他们对武装敌人的严厉态度。没有可靠的根据证明他们犯了更残暴的罪行。"

这在当时的西方舆论环境下，是相当难得的客观立场。包罗杰还详细描述了中国军队在收复新疆过程中的善后工作 —— 设立行政部门、为贫民提供生计、修筑道路、设立驿站、任命地方长官、预防瘟疫和饥荒。这些细节，很多中国的史书记载都未必有这么细致。

"中国军队及其将领，已经完成了任何国家都可以引以自豪的功绩。" 包罗杰在书中这样总结道。

更有意思的是包罗杰对左宗棠军队的评价。他说："这支中国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

这句话的分量非同小可。因为就在十几年前，英法联军刚刚火烧了圆明园。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军队还是不堪一击的代名词。而左宗棠的胜利，第一次让他们刮目相看。

当时的外国报刊评论说得更直白："平时欧洲人轻料中国，谓中国人不能用兵。今观中国之恢复回部，足令吾欧人一清醒也。"

二、俄国人的复杂心情

如果说英国人是惊叹，那么俄国人的心情就要复杂得多。

左宗棠收复新疆，直接打断了俄国人南下的脚步。在此之前，俄国人已经吞并了中亚的浩罕、布哈拉等汗国，正一步步向新疆渗透。1871 年，俄国更是直接出兵占领了伊犁，美其名曰 "代中国收复"。

俄国人本来以为，清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收复新疆。等到中国内乱平息，伊犁早就成了俄国的囊中之物。没想到左宗棠真的带着大军来了，而且打得又快又好，一年多时间就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全部新疆领土。

这一下俄国人坐不住了。他们一边在谈判桌上百般刁难，一边在边境增兵施压。但左宗棠不吃这一套。他兵分三路，直指伊犁，甚至把自己的棺材从肃州运到了哈密，以示必死决心。

在俄国人所著的《阿古柏伯克传》中，关于左宗棠进军收复新疆的部分，对他的英勇赞不绝口，认为左宗棠对阵阿古柏，阿古柏没有一点胜利的希望。这种评价，从一个潜在对手的口中说出来，比任何赞美都更有说服力。

最后，曾纪泽在谈判桌上成功收回了伊犁。英国学者麦高文在《中华帝国史》中评价道："这次辉煌战役可与西方国家统帅们的最光明灿烂的功绩相比拟。"

当时的英国驻俄国大使德费伦也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中国逼使俄国做了她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她已经吞进的土地。"

这句话的背后，是左宗棠用军事胜利为外交谈判打下的坚实基础。正如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所说："外交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只是因为帝国已经准备好有效地去使用武力。"

三、贝尔斯的知音之叹

回到贝尔斯的那本《左宗棠传》。

贝尔斯不是一个普通的传记作者。他是军人，是军事学者，所以他看左宗棠的眼光，和一般的文人学者不一样。他能看懂左宗棠的军事部署，能体会那种在万里荒漠中指挥大军作战的艰难。

在书的前言里，贝尔斯写下了这样一段评价："左宗棠靠着自己的才干，登上了清朝政府中汉人所能担任的最高职位。他未曾接受职业军人的教育和早期训练，但成为他那一代中国人中首屈一指的军人，赢得了显著地位，成就了一个大政治家的伟业。"

这句话的分量，只有真正懂军事的人才能体会。一个没有上过军校、没有受过系统军事训练的读书人，靠着自己读经书、读地理、读兵书，硬生生把自己练成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军事家，而且打的都是最难打的仗 —— 太平天国、捻军、陕甘回乱、收复新疆，每一场都是硬骨头。

贝尔斯特别欣赏左宗棠的军事理念。他说，左宗棠擅长野战，先发制人，部队显示出很强的机动性，表现出强烈的攻击精神。更难得的是，"他指挥作战，具有一种新的理念，一方面对于战场的交通极为敏感，注重部队的后勤供应；另一方面，竭尽所能减少部队对战区百姓资源的榨取。"

这在十九世纪的中国，是非常超前的军事思想。甚至可以说，左宗棠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后勤大师"。他打仗，从来不靠匹夫之勇，而是先算清楚粮食从哪里来、怎么运、能支撑多久，然后才动手。收复新疆时，他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准备，光是军粮就筹集了四千多万斤，还从南方调集了大量新式武器。

但贝尔斯对左宗棠的评价，并不止于军事。在全书的最后一章 "外国人眼中的左宗棠" 里，他写下了那段著名的话：

"左宗棠具有真正伟大的灵魂。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一个伟大的管理者，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在国外知者甚少，在他自己的国家里也未享有应得的声望。倘若他的同胞能仔细研究他的生平与功绩，就能够获益匪浅。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对国人在悠久历史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深感自豪。他对古代圣贤怀有敬畏之心，且一直遵循圣贤之道。他为自己的祖国呕心沥血，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力量和才智。他怀有坚定的信念，深信国人能依靠自己的努力，为多灾多难的祖国找出一条新的出路。"

这段话，后来被无数次引用。一个美国军官，在八十多年前写下的文字，今天读来依然让人动容。如果左宗棠泉下有知，知道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个和他素未谋面的美国军人，能把他的心事看得这么透彻，大概真的会 "掀髯大乐"，引以为知音吧。

四、日本人的实用主义

在研究左宗棠的外国学者中，日本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1942年，日本学者西田保出版了《左宗棠与新疆问题》，属于 "大陆发展丛书" 的一种，在东京博文馆出版。从这套丛书的名字就能看出来，日本人研究左宗棠，动机并不纯粹。那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图谋中国的西北边疆，研究左宗棠和新疆问题，显然是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的。

湖南图书馆的杨东梁先生在《笔谈左宗棠》一文中指出，这本书 "除了服务于日本侵华政策这一明显目的外，还有一个很大弱点，即很少使用第一手材料 ——《左文襄公全集》，这恐怕是外国人写中国人物的一个通病。"

但话说回来，日本人的研究虽然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左宗棠的影响力。一个已经去世几十年的中国古人，能让敌国的学者专门著书研究，本身就说明这个人不简单。

事实上，左宗棠本人对日本的认识也相当深刻。早在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时，他就敏锐地意识到了日本的威胁。他说日本 "包藏祸心，为日已久"，主张积极备战，不能一味妥协。

后来的历史证明，左宗棠的判断是对的。可惜他去世得太早，没能看到甲午战争的爆发。

左公柳五、西方学界的多元视角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西方学界对左宗棠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视角也越来越多元。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专门提到了左宗棠的新疆之役。他写道，1873年左宗棠被派去镇压回部叛乱时，"重重困难横亘在他们面前，几乎难以克服"。当时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纸经常刊发文章，既嘲笑左宗棠的贸然发兵，也嘲笑政府居然昏庸到靠贷款筹集资金来应付高昂的军费开支。

然而结果呢？"就这样，屯田与进军交替进行，左宗棠的 ' 农垦大军 ' 胜利地完成了使命。" 明恩溥的结论是："这一成就也就被认为，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编年史中都是最为壮观的。"

美国学者芮玛丽（Mary Wright）的《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是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经典著作。这本书在多个章节论述了左宗棠在晚清同治中兴时期的思想与活动。芮玛丽认为，左宗棠 "作为一名思想家几乎没有什么杰出之处，但是他同曾国藩一样是一名儒家社会哲学的杰出实践者"。

这个评价很有意思。左宗棠确实不是一个原创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主要来自儒家经典，特别是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经世之学。但他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能把这些思想落到实处，变成实实在在的政绩 —— 建船厂、办织呢局、修水利、兴教育、安置难民、恢复生产。

英国学者安德鲁斯在《中国西北的回教势力》一书中，也高度评价了左宗棠的行政能力。他说："左宗棠证明了自己作为甘肃总督，是一个优秀而有能力的行政管理者。他设计了许多聪明的改革，做了大量的工作来加速该省经历了多年内战后的恢复。"

费正清主持编撰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作为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权威著作，也对左宗棠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书中指出，左宗棠这类活动家，"当他们一旦了解现代技术对维护中国生存有重要意义时，他们便终于变得关心这种技术的应用了"。

1979年，澳大利亚学者庞百腾在《远东史集刊》上发表了《中国早期发展经历中的西方技术人员和技术援助：福州船政局》一文，专门研究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历史。庞百腾认为，创办福州船政局应归功于左宗棠，因为他 "已敏锐地意识到，为了扑灭海盗和加强海防，必须建造装有蒸汽机的军舰"。

值得注意的是，庞百腾特别提到了左宗棠与外国技术人员的合作方式。左宗棠与他雇用的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签订的合同，一方面向欧洲人提供最具有吸引力的物质报酬，另一方面明确规定 "只有中国总理船政大臣有权处理赏罚及解雇"。这种既合作又掌控主动权的思路，在当时的洋务派中是相当高明的。

左宗棠麾下湘军。

六、跨越百年的回响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七个年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第一站就到了兰州。在兰州，华莱士专程前往左宗棠的祠堂，敬献了花篮。他说："左宗棠是近百年来世界伟大人物之一。"

一个美国副总统，在中国最艰难的抗战岁月里，专程去祭拜一个去世已经六十年的中国古人。这件事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华莱士知道，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左宗棠这个名字代表着什么 —— 代表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代表着收复失地的决心，代表着中国人也能打胜仗的信念。

华莱士的这句话，不是随口说的客套话。它代表了西方世界对左宗棠的一种普遍认知。这种认知，不是来自中国的宣传，而是来自他们自己的研究和判断。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左宗棠收复新疆震惊世界，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贝尔斯为他立传，再到四十年代华莱士的高度评价，左宗棠在西方的形象，一直是相当正面的。他被视为 "东方拿破仑"、"大清最伟大的将军"、"世界级的外事战略家"。

而反观中国国内，对左宗棠的评价却经历了很多波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被贴上了 "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洋务派官僚" 的标签，他收复新疆的伟大功绩，也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

直到最近这些年，随着中国的重新崛起，随着边疆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左宗棠这个名字，才又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里。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人，重新理解他的伟大。

十九世纪的中国，如果想要找到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物，左宗棠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他是一个谜。在中国人关于他的关注还没有完全被激发起来之前，当时世界上主要的 "列强"—— 英国、美国、俄国、日本 —— 他们中的一些精英分子，早已经把研究的目光投送到了他的身上。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左宗棠做的事情，是那个时代所有中国人都不敢想、也做不到的事情。在内忧外患、国力衰微的情况下，他带着一支军队，跋涉万里，从列强的虎口中夺回了六分之一的国土。这件事，放在整个世界近代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贝尔斯说，左宗棠在他自己的国家里 "未享有应得的声望"。倏忽百年时光，看着就要过去。在新的历史时期，当我们静下心来，仔细品读左宗棠的 "心迹"，我们就会越来越理解和感受到他的伟大，以及他的精神与思想，对于今天我们生活的重要意义。

这个人是划时代出现的一个人。他的出现，是我们国家之幸，是我们民族之幸，也是我们之幸。

左公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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