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强国之道:将农民钉死在田地上

文/刘棠希

秦孝公与商鞅（剧照）

公元前359年，背靠秦孝公这棵大树，商鞅摆动那双现实到极致的双手，正式在秦国挥斥方遒。秦国贫弱，首重生力，大兴农业便是当务之急。

于是，商鞅推出《垦草令》。

由于资料亡佚，原版《垦草令》已不可考证，后世学者认为，《商君书•垦令》应该是《垦草令》的草案，可以代位作为参考。

翻开《垦令》篇，一股矢志不渝的执拗劲扑面而来。全文不过二十段话，却字字不脱农业，句句不离农民，且每段都以“草必垦矣”结尾。

粗略一看好像是车轱辘话来回说了二十遍，细读就能发现，商鞅对生产力发展有一种近乎执拗的执着。

他针对的是秦国人口稀薄这个弱项，主张压榨秦国的每一滴人力，让尽量多的劳动力参与到农业当中。

这便是《垦令》的题中之义。二十段文字，商鞅都没有脱离这一方针，从上大小，从里到外，商鞅事无巨细地给出了方法。

1.“无宿治”，即整顿吏治，要求官吏及时办公。乍一看，这第一条就很奇怪，明明是对官员的要求，怎么也归到保障农业生产上了？

全段读完，我们才能明白其中深意。在商鞅看来，官吏拖延公务会耽误百姓的时间，而且会侵蚀底层的利益。办公从速从快，农民不会遭受盘剥，又有空闲时间，那“草必垦矣”。

2.“訾粟而税”，即根据粮食产量收取田赋。土地有肥有瘦，产量有高有低，以收成多寡来收税等于统一了地税制度。

如此一来，国家有了信用，官吏也不能从中谋私，农民不会指责君主，也不会痛恨官吏，都愿意一心一意地去种田，且父子相继。

3.“无以外权任爵与官”，即不给那些与他国有关系的人加官进爵。如此一来，百姓便会固步自封，轻视学问，他们不到各国去游荡交流，只会重视种田种粮，免于懈怠。

4.“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这条针对的是食客众多的贵族阶层，他们坐享富贵，又养了一帮游手好闲的人，对国家来说便是极大的浪费。所以要根据食客的数量加收贵族的赋税，逼得这帮寄生虫也去务农。

5.“使商无得粜，农无得籴”，这个很好理解，禁止商人卖粮，禁止农民买粮。粮食不能买卖了，商人无以为生，他们只能去种田。一些游手好闲的农民买不到粮食，吃不上饭就得饿死，这一条就是倒逼这个群体去踏实种田。

6.“声服无通于百县”，即禁止音乐和奇装异服。以今人的思维看，这管得好像有点偏了。但《垦令》自有其逻辑：没有靡靡之音，没有奇装异服，种田的百姓能心无旁骛，不至于三心二意，这样才能干好本职工作。

7.“无得取庸”，也就是禁止雇佣他人。这条禁令下，社会上那些靠打工为生、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就没了生活来源，不得不去务农。同样的道理，那些雇主找不到人干活，也只能亲力亲为，他们不再懒惰，就会去种田。

8.“废逆旅”，即取缔旅馆。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人身限制手段，没了旅馆，百姓就会被钉死在户籍所在地，只能去务农。而那些开旅馆的人没了生计，也只能去种田养活自己。

9.“壹山泽”，由国家垄断各种自然资源，禁止私自采矿、冶铁、捕鱼、贩盐。这样做可以堵死那些擅走偏门的捞家，把他们也驱赶到农田中去。

10.“贵酒肉之价，重其租”，这是一种典型的抑商手段。酒、肉作为生活物资是秦国社会的必需品，完全禁绝不太可行，于是，商鞅便提出加重赋税，以此降低商品利润，减少商人数量，这些商人就可以去种田。此外，酒肉贵价，农民就喝不起吃不起，这样他们就不会因为喝酒误事，田地就种得更好了。

11.“重刑而连其罪”，通俗理解就是严打和连坐。虽然这条直接针对的是社会治安，但《垦令》仍将其视作一种促农手段，重刑之下，那些不安分的人就不敢胡来，社会稳定了，对农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12.“使民无得擅徙”，这条立法初衷与“废逆旅”一致，也是让人扎根本土，不能随意抛荒迁徙。

13.“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秦国人口不多，但还是豢养了数量庞大的食利阶层，如卿大夫、贵族，他们家族庞大，子嗣众多。《垦令》建议只给嫡长子保留特权，其他人都要服徭役，把这些人也逼到田里去干活。

14.“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这是对农民的一种思想禁锢，目的是隔绝精英阶层与农民，让农民安于现状，乐于劳作。

15.“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这招的目的是保障军队后勤系统的纯洁，使得军粮仅裨益于军队，如此一来，军粮不会受损，国力不至于流失。

16.“百县之治一形”，即统一政令，以制度规范吏治。有了清晰统一的制度便可以裁撤冗官，减轻农民的负担，这样农民才能腾出手来开拓更多的荒地。

17.“重关市之赋”，可以简单理解为“加征商业税”，让农民对经商望而却步专心去种田，逼迫商人转行去务农。这与“贵酒肉之价”的措施类似。

18.“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童者必当名”，仍是抑商政策，让商人及其家眷、仆人服徭役，加重商人的负担，此消彼长，农民的负担便能减轻。

19.“令送粮无取就，无得反庸，车牛舆重设必当名”。农民需要向政府缴纳粮食，此条意在保障农民纳粮运粮的效率，避免耽误农时。

20.“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饷食之”，最后一条很简单，不能让作奸犯科的人好吃好喝，要让犯罪之人下场凄惨，以此警告那些潜在的犯罪分子，那这些人就不敢再去骚扰老实巴交的农民。

客观来说，《垦令》中这二十条措施略显粗糙，部分措施流于笼统，另一部分则失于计较。《垦令》着力点还是在“吏治、司法、抑商、固农”这几点，但缺少政令本身该有的协调。

当然，这只是《垦草令》的大致方案，今人没有见过它的真实面貌。此外，二十条措施也实实在在反映出商鞅变法的“生力”之道，尤为重要的是，这些看似欠缺章法的文字总结起来仍有一条主心骨，即“人人有田种，人人去种田”。

作为商鞅变法时的“一号文件”，后世定义《垦草令》为“从‘食’着眼，以粮为纲，纲举目张”的综合治理办法。其价值有今古两说。

今人的看法有两面。在肯定政令“殚精竭虑、周密严整、算无遗策”的同时，有人又指出《垦草令》罪莫大焉，认为商鞅“限制迁徙、力行愚民、重农抑商，与历史发展潮流背道而驰的地方，使底层社会毫无生气、毫无色彩、万马齐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是他消极、反动的地方”。

本文选自《天下变局：商鞅的矛与盾》，作者是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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