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军长错失2次机会后划为地主没收房产，40多年后全部返还

贵州省安龙县钱相乡东北部距安龙县城15公里，是一个典型的布依族村寨名叫桥马村，这里寨子周围，森林茂密，郁郁葱葱；寨脚，一条河流，清澈见底，十亩见方的水潭，构成了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天然水墨山水画。寨子边，矗立着高达百米的绝壁成了这里的天然屏障。水光山色，相映成趣。“乔马山寨傍山林，万年化石垒成墙。千年古树景色秀，清澈河水绕寨行。画眉声声入画景，布依山寨布依情。喜迎四面八方客，便当米酒敬亲人。”这首代代相传的民歌，是桥马村风土人情的真实反映。

在这个古老村子的一侧，有一幢主体框架为穿斗式木构架，梁柱粗壮，榫卯连接，抗震性能良好，墙体用当地石材砌筑或夯土而成，坚固耐用；屋顶覆盖青瓦，屋檐深远，既利于排水防潮，又形成丰富的光影层次，保留布依族传统干栏式或半干栏式建筑的遗韵老房子的门楣上，写着“韦杵故居”。

我们知道，自古及今，能“配故居”的人，属于纪念性建筑与礼制性艺术的范畴，具体可归入以下两类：一是配享太庙制度中的“配”，据《周礼》记载“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勋诏之。” 属于礼制与荣誉体系的一部分。此举主要功能缅怀历史人物、彰显其德行或功绩，兼具祭祀、道德教化与文化传承功能。那么，这偏僻的小山村这位是何许人，能有些荣耀呢？

我们来到江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除了一进门看到一只强劲有力的大手破石而出，手指紧扣扳机，将手中的“汉阳造”步枪高高擎起。那只紧握步枪的大手，饱含着一往无前的坚定与冲破黑暗的决绝，取名为“石破天惊”的雕塑令人深深震撼、为之由衷感叹之外，侧面一幅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任命的参加起义部队序列及指挥人员名单，就更让人无限感慨，因为在这张图上，我们看到多位开国元帅、大将、上将的名字，还有众多未授军衔的开国元勋。因此，有人称南昌起义是我军开国将帅和开国元勋的摇篮，要是参加过这场起义能活到建国后，意志坚定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人，那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沙场建功，政坛驰名，要不就是名满天下的开国将军，要不就是妇孺皆知的开国元勋。

然而，不得不说的是大浪淘沙，任何一场革命斗争中，都会有中途牺牲成为革命烈士，同时还有掉队和落伍的人，有的是面对失败意志薄弱，有的是面对诱惑走上歪路，有的是碰到困难知难而退，今天，经过南昌起义洗礼后功成名就的就按下不表，单一说任命为军长级别的第九军军长韦杵其曲折命运重大转折的故事，的确令无数后人唏嘘。

韦杵原名明俊，字天培，后自己改名成字降魔 ，化名赵善成，布依族，他的祖父韦应龙曾参与咸丰、同治年间的“白旗起义”，起义失败后遭遇灭族之灾，为了保存唯一的血脉，韦杵的父亲韦鸿武在年幼时便逃至今安龙县的桥马村避难，后来得到岑仕伦的收留，并在清政府追查事平后与岑仕伦的女儿结婚，生下四子四女，韦杵在家排行老大，二弟韦进武、三弟韦远标、四弟韦继录；四女依次名为阿侬、阿燕、阿依、阿晓。

由于祖上的磨难，韦杵稍大懂事的时候在一寺庙见立于弥勒佛身后的守护神，身穿甲胄，手执降魔金钢杵，十分威武雄壮，便将自己的名改为杵，字降魔，以此明志，意思要降尽天下恶魔，他自幼聪明伶俐，并在外祖父的资助下进入学堂学习，成绩一直优异，后来考上了湖南师范学校，毕业后在老家县公立高等小学堂任教。要知道，那时教书算是铁饭碗，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富二代”或者“官二代”，大名鼎鼎的何应钦当时就在那所学校读书，所以何应钦看到韦杵，还要叫一声老师。韦杵性格耿直，他看不惯那些富家子弟的嚣张，所以经常批评他们，学校的管理人员怕得罪那些达官贵人，多次找韦杵谈话，气得他直接辞职回家。

那时正值乱世之秋，虽然拿教鞭教书的韦杵生活算是安稳，但他并不安分于这份工作，反而对军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树立了坚定的志向。他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不公的现状，后辞去教职决心弃教从戎，并加入蔡锷招募的云南新军开始了军旅生涯，在部队他先是充任马夫、伙夫、士兵基层工作，慢慢对军事的理解和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由于韦杵毕竟是教员出身，那时参军的文化人并不多，当兵几年后便考入陆军第十九镇随营学堂，接着随该学堂200名学员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当时那所学校名义上是清政府兴办为新军培训军官的新式学堂，实际上学校的很多领导人是革命党人、比如总办李根源就是辛亥元老，还有教官方声涛、赵康时、李烈均、罗佩金、顾品珍等大多数是同盟会会员，或者是同情和支持同盟会的人士，大都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是新思想的代表，又有近代军事理论与指挥才能，是许多热血青年向往的地方，成为一所颇有影响力的军事学校。

云南讲武学堂分为甲、乙、丙三个班级和步、骑、炮、工四个兵科。甲班主要是培训军官，选调云南陆军第十九镇（相当于师）的管带（营长）、督队官（副营长）、队官（连长）、排长入学培训；乙班主要是选调滇军巡防营的管带、帮带、哨官、哨长入学培训；丙班是招考贡生、廪生、秀才、普通中小学生以及识字的健壮青年，作为新军的后备力量。韦杵被编入丙班步兵科，学制一年。上半年学习普通学科和普通军事学科，下半年学习专门军事学科。

韦杵天资聪颖，在讲武学堂中如鱼得水，由于他勤奋好学，成绩很好。他非常懂事，对师长很尊敬，对学友很团结，还乐于助人，广结人缘，不仅深得教官的喜爱。还与同班同学朱德、金汉鼎、唐淮源、朱培德、范石生相处很融洽，大家都称赞他为人正直忠厚，光明磊落，这为他日后的军事生涯的发展帮助很大。

讲武学堂学科和术科所使用的军事教材，多是依照日本士官学校的教材改编而成。课程设置分三类，即普通学科、普通军事学科和专门军事学科。普通学科包括国文、算术、代数、几何、英文、历史、地理、伦理、器械等；普通军事学科包括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工作教范、野外勤务、图上战术作业、沙盘作业、实地测绘等，又称小教程。专门军事学科包括战术学、兵器学、军制学、地形学、交通学、筑城学、卫生学、马学、兵器学等课程，又称大教程。学校课程设置完善，教学质量高，学校管理规范，纪律严格，所以后来走出了很多名将，成为国内有名的军事学校之一。

韦杵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毕业之后，先后参加了昆明重九起义。在顾品珍率领下作为内应部队接应东南方向的起义军入城，参与了攻占五华山和军械局的战斗。先后在护国军第3梯团顾品珍部任排、连、营长等职。云南宣布独立后，蔡锷整编队伍，出师援川。韦杵随军参加了护国之役、入川作战，接着又参加护法战争后任滇军顾品珍部第3混成旅第6团团长，率部辗转到达广西柳州，与桂军会盟驻军广东韶关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其以战功卓著升任第3混成旅旅长。

韦杵的军职能快速得到晋升，主要表现在关键战役中展现了出色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战斗意志，北伐进军江西期间，韦杵率部随第三军参与了对孙传芳“五省联军”的作战，经历新余、南昌等关键战役，特别在新余一带与邓如琢部交战，表现十分勇猛，随后转战南昌，参与围攻南昌城的血战，最终攻克南昌，韦杵因功升任第八师副师长，后改任第九师师长 。韦杵英勇善战，深受官兵爱戴，在这支部队中有较大影响，特别是在滇、黔军人中有较高威望，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指挥将领。

就在这个时候，反动派对先进组织进行背叛和屠杀，妥协还是反抗？在生死考验面前，先进组织领导人表现出对革命信念毫不动摇、迎着狂风恶浪坚持战斗的大无畏品格，组成前敌委员会，决定在南昌打响武装起义第一枪，从此拉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宣告第一支革命武装诞生，这里被称为军旗升起的地方，因此，每一年8月1日定为建军节。

从南昌起义之后，党和人民有了自己的军队。这支光荣的队伍，往后数十革命斗争中，在风雨如晦的环境下，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前赴后继，屡立功勋，这支光荣的军队，无论是在反对内敌，还是在打击外国侵略者，面对最残酷、最恶劣的环境，胸怀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涌现出无数革命先烈，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终于取得了民族解放，人民当家作主，建立了新中国的伟大胜利。

我们从南昌起义纪念馆的按照南昌起义指挥部的任命指挥名单就可以看出，参加一南昌起义的军队共有22500多人，被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下辖3个军：第9军、第11军、第20军。其中，20军军长则由贺老总担任，同时兼任方面军代总指挥，11军军长叶挺担任，同时兼任方面军前敌代总指挥。而朱老总是第9军的副军长，军长则是韦杵，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名字后面打了个括号未到任。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它的后续又是如何呢？

原来，韦杵思想进步，同情先进组织，反感军阀混战和独裁统治，是可以争取并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对象。鉴于此，朱老总在起义前亲自找过韦杵交谈，共同分析、研究国事，晓以革命大义，韦杵对国民党军队内部各个派系军阀之间的互相讨伐，互争地盘，各霸一方，尔虞我诈，其结果是战祸不断，百姓遭殃的状况十分反感和失望，全力表示支持南昌起义，于是中央前敌委员会采纳了朱德的建议，任命韦杵为起义军第九军军长，朱克靖为党代表，朱德为副军长。

谁知就在南昌起义发动的前夕，韦杵躺在九江城外一处临时的住处，身上盖着一条薄被，七月的天气，他却觉得浑身发冷。打了两天摆子，高烧退了又烧，烧了又退，整个人跟水里捞出来似的。军医来看过，开了几副奎宁，吃了也不见大效。疟疾这种病，在那个年代的南方军营里是常事，蚊虫叮咬传染，一旦染上就反反复复，能把一个铁打的汉子折磨得形销骨立。此时，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部派来的联络员在门外等了很久。韦杵的副官出来摆了摆手，说军长病得厉害，床都下不来，别说骑马赶路了，坐轿子都颠得受不了。

总指挥部的联络员急得直跺脚，说南昌那边今晚就要动手了，军长不去怎么行。副官叹了口气，说这病来得不是时候，偏偏赶在这个节骨眼上。联络员只好打马回南昌复命。韦杵躺在床上，听见了门外的马蹄声渐渐远去，他闭上眼睛，什么话也没说。前敌委员会接到消息之后，迅速做了调整。韦杵来不了，第九军的指挥权就由副军长朱德全权代理。这个调整在组织程序上没有任何障碍，副军长本来就该在军长缺席的情况下代行职权。

韦杵虽然本人未到任，他的下属都参加了起义，但对于朱德来说，这意味着他要独自扛起整个第九军的担子，从组织部队到指挥作战，所有的事情都得他一个人拿主意。好在他对第九军的情况了如指掌，从军官教导团的学员到南昌公安局的武装人员，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兵，指挥起来得心应手，可惜的是他的军官教育团只有500多人，实际上按照编制第九军数千人来说，无非只占10%左右，所以有人说第九军实际是个空架子。

不过，韦杵第九军后来在起义部队南下过程中，被任命为先头部队的开路先锋！那时并不是要求第九军杀出一条血路来，而是利用朱老总的威望和关系，让前面挡道的滇军让路，使起义军顺利通过江西地面，而到达粵赣交界后，前敌委员会又命令第九军改为后卫，任务还是打感情牌劝后面的滇军别追了。从这方面来说，韦杵也算是给南昌起义出了一份力，但韦杵没有参加南昌起义，成了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和挥不去的悲哀！

南昌起义之后，韦杵手下走了那么多人，剩下光杆司令的他身份一下子变得极其尴尬，尽管根本没有去，也一枪未发，人也不在现场，但那张任命书是白纸黑字写着的，还有手下都跟着走了，想赖也赖不掉，老蒋非常恼怒，于是借部队整编之机，将韦杵降为旅长，调往抚州、吉安一带，继续与后来的红军作对，但总体是未立寸功。

不过，接下来的“闽变”期间，被人称有“前科”污点的韦杵举双手赞成，并参加了在福建南平举行的会议。11月参加蔡廷锴、李济琛等主持的“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大会”。这次老蒋可谓是恼羞成怒，随即发出“就地正法”通缉，当时，韦杵的上司金汉鼎率警卫营直奔韦杵驻地，并拿出“就地正法”的手令给他看。在金汉鼎的帮助下，韦杵化名赵善成，在随从二十余人的保护下，由福州乘船前往上海，住进法租界避难，后经辗转，回到贵州望谟县板陈王海平处，总算是捡了一条命。

王海平，是望谟县蔗香乡板陈村人，与韦杵一样，都是布依族，他早年投身军旅，曾担任贞丰县下江水上警察队长、贞丰县独立营第一连连长、黔桂边清红两江保商营营长、贵州西路水上纵队司令等职，为南北盘江一带强大的武装势力之一。毕竟韦杵当过正规军的师长，他的到来受到王海平的热烈欢迎，他协助王海平建立板陈兵工厂，制造枪弹。另一方面，说服同乡岑立国、岑国斌脱离广西桂系白崇禧部，加入王海平纵队，进一步壮大王海平地方武装力量。

后来，百色起义中的第八军军部遭到袭击，严重受损，军部不得已撤出龙州，此时正在围攻靖西的红八军第一纵队与军部失去联系，腹背受敌，经激战突围，退到黔桂边界隐蔽，伺机与红七军会合，此地正是王海平控制的地盘，他同意红一纵队渡江休整，在生活上还给予红一纵队资助二万元银元，并与红一纵队配合成功地击溃了广西督察局派遣追剿红一纵队的“督察军”，后这支部队与红七军胜利会师。可以说这次帮助红军渡过难关韦杵也是有功的。

红军长征期间，当时长征的中央红军抢渡白层河，攻克贞丰县城后取道白腊进军兴仁，当时，贞丰各族群众由于受到反动派不良宣传影响，在红军到来之前，大都关门闭户，上山躲藏，不敢靠近。然而纪律严明的红军到贞丰后做的每一件事都证明了红军是人民的军队。4月的一天早上，贞丰白腊农民王思学上山砍柴，路遇红军正择路而行，被叫住的他有些不情愿，在红军战士的耐心劝说下，王思学答应了，原来是要将一封信送到叫韦杵的手中，同时，一并给了他六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战争公债券”,银毫十二个,短刀一把，王思学接过这些东西，一脸的惊讶，醒过神来后紧紧攥住手中的信，心想一定要亲自把信送到韦杵手中。

原来，当时朱总司令想起这里离老同学韦杵的老家不远，便以统战的思路给他修书一封，大意是我们红军是为了民族利益，人民解放北上抗日，希望你能组织力量跟上这支正确路线。可惜的是，这样一次好的机会韦杵又失无去了，由于这位负责送信的青年没有及时把这封信送达给韦杵，当几个月送达之后，一来长征的朱老总早已离开贵州，二来韦杵受龙云邀请赴昆明共事，后被任为云南“剿匪”军第2路总指挥部军训处少将处长，后改任滇黔绥靖公署干部大队少将大队长。他又失去了一次重要的历史 交集。

接着抗日战争爆发，第58军组建时，韦杵任新编第12师副师长兼第2旅旅长，他率部部队跋涉一个多月行军三千五百余里到达长沙时，武汉大会战已达到高潮，全军官兵行装未卸，喘息未定，即乘粤汉路出征，抵湘阴附近，敌机为阻挠国军增援，不断狂轰烂炸，有的官兵在行军途中就身负重伤。部队到达赵李桥时，武汉已落入敌手，但敌军还在继续向南进犯，部队便奉命开往崇阳，在城郊及县属钟铜山、王同山、浮溪桥、上天垅、桃花尖一带构筑工事，随即向崇阳以北地区推进，阻击咸宁、丁泗桥、官塘驿方面南犯之敌。

接着，所部与敌军在石城湾、桂口市激战，伤亡极大，后退到大沙坪，并收容前线下来的部队。此时，敌机跟踪轰炸扫射，东南方向之敌也随之而至，猛烈向梁旅攻击，他沉着应战，果敢机智，带领全体官兵英勇战斗，给敌军严厉打击，完成了掩护友军全师撤退的任务。但在崇阳阻击战中，因敌装备优势（飞机、坦克、重炮）且缺乏重武器，阵地最终失守。因伤亡甚大，调醴陵整补，决定废旅，旅长韦杵回昆明继续从事军事训练工作，全力培养军事人才。

抗战胜利后，韦杵因不满内战，退出军界，住在贵州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一带的老家，那个地方山高林密，交通闭塞，外面世界的风云变幻似乎跟这里没什么关系。专事贵州旅昆同乡会创办的黔灵中学工作，少与外界接触，生活淡泊，衣着朴素，全心投入教育。他韦杵脱下了军装，换上了粗布衣裳，跟当地的山民一样种地、砍柴、赶场。他很少跟人提起以前的事，偶尔有老熟人路过来看他，问起南昌起义的事，他只是摇摇头，说命不好，赶上那场病，然后就沉默了。说起红军长征老同学朱老总的事，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很深的落寞，不是后悔，也不是怨恨，就是那种看着一件天大的事情从身边擦肩而过、而自己却被钉在原地的无力感。

1949年12月，韦杵虽然在卢汉、龙云领导的云南起义宣言书上签了字，作为起义干部待遇，还任命为省参事室参事，不幸的是两年之后病逝于昆明，终年69岁。为个时期正赶上土改，韦杵的家庭成份填报为“官僚地主”，根据规定对其房产进行“全部没收”，于是他家在原安龙县草纸街105号的3幢8间房产全部充了公。

直到他去世40多年后的2000年12月10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上级作出了《关于对韦杵错定成份进行纠正和对其原房产进行补偿的决定》指出：据调查，土地改革时期县清房小组对代管的城市私人房屋进行清理登记上报时,未进行调查就将韦杵成份填报为“官僚地主”建议对其房产进行“全部没收”不符合规定，根据起义人员的政策，韦杵先生起义后本人成份应为革命干部”。根据“决定”对韦杵在原安龙县草纸街105号的三幢八间房产给予了经济补偿。至此，韦杵死后40多年的沉冤终得昭雪。

更让人欣慰的是，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60、70年之际，高层向韦杵后人颁发了英雄纪念章。韦杵的老同学、南昌起义时第九军副军长朱老总的妻子康克清还亲自给韦杵小女儿韦幼魔（韦幼模）写了一封亲笔信。可以说，作为主力军军长的韦杵，错失参加南昌起义和红军长征时与红军会合的机会，历史的长河浩渺，每走一步都是很关键，但连续两次错失良机，无疑是韦杵一生中的最大遗憾！也是他一生中挥不去的悲哀。的确令人唏嘘，但后人仍然把他当成英雄，也足以告慰他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