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三次靠边站，差一点连长征名单都没有。
李德来了。
第五次反“围剿”打起来，国民党军改用堡垒推进，步步压来。刘伯承看着地图，心里很清楚：红军兵力、火力、补给都不占优，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拼掉的是红军的骨血。
他去找李德。
桌上的煤油灯晃着，刘伯承指着敌后方向，劝他不要再拿红军同国民党军正面硬撞，应当深入敌后，打运动战、游击战，牵动敌人。
李德听不进去。争到后来，他把话压下来，说刘伯承在苏联学了几年，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
这话很重。
刘伯承也从伏龙芝军事学院回来。他懂正规战，也懂参谋业务。可他更知道，江西山地里的红军，不是欧洲战场上的重兵集团。
第一次靠边，就从这场争论后开始。
李德越过刘伯承发号施令，刘伯承这个总参谋长，渐渐管不到核心作战。往后，他更多被推到红军学校、红军大学一类事务上。
一支军队的参谋长，手里没有真正的作战指挥权，这就是冷板凳。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一口饭锅前。
行军路上，战士们在路边架锅煮饭。锅里热气往上冒，几个疲惫的红军围着火，等着这一顿饭下肚再赶路。
李德嫌挡路，发了火，一脚把饭锅踢翻。
锅倒了。
米汤、饭粒、泥水混在一起，战士站在旁边，手里还拿着碗。刘伯承正好经过，脸色一下沉了下来。
他用俄语当场痛斥李德：“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
这不是一句寻常顶撞。
刘伯承骂的，是那种高高在上、拿中国红军战士不当回事的作风。李德恼怒，转头找博古，说刘伯承不行。
不久，刘伯承被撤掉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
第二次靠边，更彻底。
这还没完。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准备战略转移。走，还是留，名单只在少数人手里转。留在苏区，表面是坚持斗争，实际面对的是几十万国民党军压境。
刘伯承的名字，竟也被放进留守名单。
这是第三次。
他反对过李德的指挥，李德和博古就不愿带他走。周恩来据理力争，刘伯承才随主力红军踏上长征路。
如果那天没人替他说话，后来的金沙江、彝海、大渡河，可能都不会再有刘伯承的身影。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召开。会议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取消“三人团”，毛主席进入中央军事领导核心。
刘伯承也重新回到总参谋长位置。
几个月后，金沙江边，绞平渡口。刘伯承站在江风里，盯着六只渡船来回摆渡。身后是红军主力，身前是滔滔江水，追兵正在逼近。
这一次，他不是旁观者。
五月三日至九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这里渡过金沙江，甩开几十万追兵。那个曾被三次往边上推的人，终于又站回了地图正中。
晚年的刘伯承很少把这些委屈挂在嘴边。新中国成立后，他办军事学院，讲战例、改教材、培养干部，仍旧盯着那几个字：从实际出发。
瑞金的地图、路边翻倒的饭锅、长征前那张名单，都过去了。可金沙江绞平渡口的江水还在往前流，刘伯承扶着指挥图站在风里，眼前还是那支必须活下去的红军。
《刘伯承三任红军总参谋长》，人民网·党史频道
《参加长征的人员是如何确定的》，新华网，新华社
《长征转折阶段（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日）》，共产党员网
《刘伯承》资料中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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