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杨瑞龙著《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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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版序

春节在昆山老家度假期间接到了商务印书馆编辑的短信，她告诉我商务印书馆拟重版一批改革开放以来优秀的学术著作，我的那本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被选中，问我是否同意由商务印书馆重版。接电话后的第一反应是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毕竟是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于90年代初的一本学术著作，经过了将近30年的时代变迁，无论是我国的体制模式还是经济研究范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竟然还有出版社愿意重版这本纯学术专著。第二反应是惊喜，商务印书馆是在学术界受到广泛尊敬的出版社，在过去的岁月里，无论是它出版的一大批汉译学术名著，还是国内学者撰写的学术专著，都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的学术生涯是伴随着阅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术著作成长起来的。商务印书馆把我的博士论文选为改革开放以来优秀学术著作之一重版，是对我近30年前学术研究的一种肯定，这让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由于我在南京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期间就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光明日报》等媒体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所以我于1987年免试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师从胡乃武教授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入学不久就面临博士论文的选题问题，当时让我有些困惑的是，我在南京大学师从李乾亨教授，主要从事微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我的博士生导师胡乃武教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问题研究，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既不想放弃我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在微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积累，又不希望过于偏离胡乃武教授擅长的宏观经济研究方向。于是我到学校图书馆及北京国家图书馆广泛查阅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相互关系的文献，在研读文献中我深深被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割裂的现象所震惊。在微观经济学领域流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占据统治地位，它告诉我们市场机制能自动出清市场，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然而，宏观经济学领域流行的是凯恩斯失业均衡理论，即有效需求不足导致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这种失业均衡是一种非瓦尔拉斯均衡，也就是在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均衡时还存在非自愿失业。于是我们发现，微观上的均衡分析与宏观上的非均衡分析使得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事实上处于割裂状态，瓦尔拉斯均衡态下的微观主体的行为规则不能用来解释非瓦尔拉斯均衡状态下企业和家庭的行为方式，宏观非均衡现象必须从理性人在非瓦尔拉斯均衡环境下的行为变异中得到说明。

在进一步搜寻如何解决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割裂的理论难题时，我发现有一流派的文献让我深受启发，那就是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在其两本代表作《市场非均衡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导论》中考察了市场非均衡条件下的配额均衡，建立了存在价格制定者条件下的非均衡模型，引入了价格刚性、数量配额均衡、虚假交易的存在、数量信号的重要性等重要范畴，从市场非均衡出发，研究宏观水平上的非均衡问题。也就是说，贝纳西等经济学家试图在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方法的基础上，为宏观非均衡重构微观经济分析基础，从而解决微观分析与宏观关系逻辑上的不一致问题。另一位运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为宏观非均衡构建微观分析基础的经济学家就是以创立短缺经济学而闻名于世的亚诺什・科尔内，他在《反均衡论》与《短缺经济学》中用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方法构建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均衡模型，短缺均衡实际上就是短板均衡，属于数量配额均衡，是一种非瓦尔拉斯均衡。

从选题的应用价值角度看，重构微观基础成为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正处于由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重要时期，党的十三大正式全面告别计划经济体制，提出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要构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我们一方面看到由于双重体制的并存，传统的总需求膨胀机制仍然存在，随着价格逐步放开，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困扰着我们，如何从微观角度分析宏观非均衡即揭示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成为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大家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如何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体系、市场机制的完善来重构微观基础。

基于以上的考虑，在征得导师同意后，我决定以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为此，我在研读了大量有关瓦尔拉斯与非瓦尔拉斯均衡文献的基础上，确立了以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作为联结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桥梁的研究思路，并进一步根据我国的现实经济条件，拓宽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假设条件，在比较不同体制下宏观非均衡的微观成因基础上，集中研究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程中的宏观非均衡形态，进而从微观角度探究导致非均衡的原因，以及在市场非均衡条件下的经济主体行为规则，研究价格调整、数量调整和它们的宏观效应，并通过政策调整及体制改革探索一条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最佳途径。

研究框架确定后，我获得了一个由国家教委资助的中外博士生联合培养的名额。在出国前的几个月时间里，我抓紧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初稿，希望回国后能马上答辩，以避免推迟毕业。1990年4月我如期到访澳大利亚六大著名高校之一的昆士兰大学，师从时任经济系主任、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蒂斯坦尔教授（Pro. Clem Tisdell）。尽管访学只有一年，却成为我学术道路上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让我经历了一个从重“观点”的浮躁文风到重“考据”的尊重国际学术规范的转变过程。我到了昆士兰大学不久，就以我博士论文中的一章为基础写了一篇关于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形成机制及其应对之策的论文，洋洋洒洒万余字，在文中提出了许多颇为得意的“新见解”，并自信地交给了蒂斯坦尔教授，期望从他那里得到赞扬。但论文送给他后几个星期没有反馈，我有点沉不住气了，便主动联系教授询问论文情况，结果发现自己的“杰作”被教授用红笔做了很多批注，他提出了一连串让我意想不到的问题。例如，你没有列出该研究领域的最经典和最新的文献，我怎么来判断你研究成果的前沿性和创新性？作为学术论文，你的论文是给同行看的，而同行都掌握了该研究领域一般文献，前人已有论证的研究成果你不需要展开讨论，只要引用前人的文献就可以了。例如，他指出我的论文的前半部分阐述的是价格和供求之间的关系，其实我只要写出结论就可以了，论证过程只需要引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我的论文后半部分在阐述物价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凯恩斯已经基本讲清楚了，只要写出结论，然后引用凯恩斯的《通论》就可以。如按照教授的意见修改论文，我的论文就从万余字一下子减少到千余字。最后，教授针对我的政策建议提出了质疑，他说为了让别人相信你的建议，你需要用经济学逻辑及数据把你的结论证明出来，而这需要做扎实的实证研究。

蒂斯坦尔教授的一席话犹如当头棒喝，让我惊出一身冷汗。我想我的研究范式就是当时国内大部分经济学者所采用的，走出国门，才发现我自鸣得意的新观点可能是经不起检验的。我冷静反思蒂斯坦尔教授的中肯意见后逐渐明白，由于长期的封闭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惯性，国内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治学态度和关注的热点与国外同行大相径庭。国内经济学研究常常不强调对经济学本身的贡献，认为这是理论脱离实际的闭门造车，而更关注自己的观点和对策是否被政府所采纳，是否得到社会的赞赏认同。在研究中强调的是“我怎么认为”，而不问自己“我为什么这样认为”，从而热衷于提观点，而忽视观点的证明。国外的经济学家则遵循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强调学术观点的提出必须有根有据，因此计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十分流行，这也导致了经济学研究的日益专业化分工。我根据蒂斯坦尔教授的意见修改了论文，该论文后来在国外的一个专业刊物上发表了。那次论文修改过程让我清楚地看到我的知识构成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的缺陷，同时也发现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存在着不足。于是，在余下来的时间里，我一头扎进图书馆，进一步研读相关文献，学习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弥补知识缺陷，努力遵循国际通行的学术传统，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大幅度的修改，重写的部分几乎超过了论文初稿的一半。

我于1991年4月底回国，5月底就组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导师胡乃武教授在经济学圈内素有好人缘，在他的邀请下，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厉以宁、张卓元、周叔莲、周叔俊、钟契夫、董辅礽（按姓氏笔画排序）参加了我的论文答辩会，这样超豪华的答辩阵容几乎后来没有哪个博士论文答辩会能复制。除了参加答辩会的老师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鸿业、王传纶、赵履宽教授，北京大学的刘方棫、陈德华、张友仁教授，中央党校的王珏教授，厦门大学的罗季荣教授，复旦大学的苏东水教授，南京大学的李乾亨教授等评阅了我的论文，这让我终生难忘。唯一让我遗憾的是，当时答辩会上用的照相机发生了意外漏光，所拍的照片全部曝光，没有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忆。各位大师在论文评阅及答辩会上充分肯定了我的博士论文，给予了足够高的评价，同时也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让我受益匪浅。论文答辩后，导师胡乃武教授认为我的论文值得出版，于是他把论文推荐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时由梁晶策划的“经济科学文库”因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专著而在经济学界享有盛誉，当时的论文入选就用了现在非常流行的双向匿名评审制度，我的论文经评审被列入文库出版。收到了出版合约后，我没有急于交稿，而是根据各位大师的意见及学术上的最新进展又对论文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交稿后又在责任编辑陈莹的认真细致的帮助下，对论文进行了进一步的推敲，最终于1994年2月正式出版。

出版社可能考虑这是一本研究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非热门的学术著作，需求不会很大，《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第一次只印刷了2500册，但没有想到的是，不到一年就销售一空。于是，1995年第二次又加印了7500册。“经济科学文库”因其进入门槛比较高，学术质量比较高，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从事学术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以其学术著作能入选“经济科学文库”为荣。几年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把在此文库中学术评价比较高的几本专著另外设计封面再次重印，我的那本《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被选中，并以新的装帧于1999年1月第三次印刷了。一本相对偏门且有难度的学术著作先后印了3次，这在学术著作的出版中并不多见。该书出版后，一般研究均衡问题的论著通常会引用我的这本著作，经知网等引文索引的不完全统计，该书被各种论著引用200余次。该书还被评为教育部（当时称国家教委）第二届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优秀奖。

时隔20多年，我所敬重的商务印书馆计划再版我的这本《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甚感荣幸。在签署重版合同后，我为是否要修订该书而纠结。该书毕竟是近30年前完成的，又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当初双重体制并存、双轨价格调节经济活动到现在市场机制开始在我国的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经济理论也有长足的进步。另外，当初写作此书时毕竟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博士生，无论是经济学理论功底、对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掌握还是对现实经济的认识深度都有不足，现在重新翻阅我的这本拙作，发现有些地方还是显得有些青涩，如果现在重新写作此书，肯定会有改进。但是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保留原样，从而真实地反映我在30年前的研究成果。同时，我坚信建立在经济学逻辑之上的研究成果并不会因时间的改变而过时，也就是说，我在特定的理论假设及方法论下，基于某一我相信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与经济学逻辑，对某一特定的对象进行研究，得出了合乎经济学逻辑的理论结论，该理论结论就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只要重复原来的假设条件，该理论结论仍然是成立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比如从双轨并存的体制演变为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只是表明原来的假设条件发生了变化，从而结论有所变化，并不表明经济学逻辑不适用了。例如，在该书中，我基于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框架构建的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的理论，对如何重构我国的微观经济基础提出了系统的构想，包括通过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重塑市场主体，通过价格体制改革完善市场机制等，尽管改革的环境及改革的重点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当初所提出的改革主张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在当下仍然是有效的。这让我想起了经济学大家凯恩斯的著名论断：“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他们是对的时候还是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

时光荏苒，转眼距我博士论文答辩已有近30年，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由商务印书馆再次付梓之际，我希望首先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胡乃武教授、硕士生导师李乾亨教授，以及访学期间的合作导师蒂斯坦尔教授，是他们的谆谆教诲才有我今天在学术上的进步，他们在我不同的学习阶段不仅教我如何做好学问，更重要的是教我如何做人。我现在也在高校工作，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我始终以我的导师为榜样，教书育人，努力培养出一流的经济学人才。迄今，我已有两位学生获得由教育部组织评定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一位学生获得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两位学生获得由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组织评定的中国经济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多位学生获得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我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感谢当时“经济科学文库”的策划人梁晶女士及责任编辑陈莹女士。我也要感谢商务印书馆，感谢本书再版的责任编辑。商务印书馆在我们这些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心目中是学术的殿堂，他们过去所出版的大量中外学术著作深深地影响和推进了我国的学术发展，现在他们在学术著作出版不太景气的情况下，重版一批在学术界有不同程度的持续学术影响力的学术著作，我既为他们不懈推动我国学术发展的历史使命感而赞叹，又为我近30年前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幸被选中而感受到做学术研究的价值。

当然，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姚卫平，过去几十年她一直默默无闻地在我的背后支持我的学术研究，正像有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军功章里也有你的一半。”

重版之际我还是有一些忐忑不安的，这毕竟是一本完成于近30年前的学术著作，且一字未改，由于时代演变以及自己学术水平所限，该书肯定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希望各位同行不吝赐教。让我们共同努力，为繁荣我国的经济学学术研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杨瑞龙

2020年3月10日写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专著《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是杨瑞龙同志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他的博士论文曾获得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所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在他的新作问世之际，我作为他的导师，与作者一同分享着收获的喜悦。

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过程中，我对作者提出了如下几点要求：一是要选择现实性较强而又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进行研究；二是要选题新颖，力争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三是要有较高的起点和理论层次，力争使研究成果达到较高的水平；四是要选择有利于发挥自身优势的问题进行研究。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他把论文题目定为“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运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来研究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研究提纲拟出后，我邀请了几位著名教授，以开题报告会的形式，审查了他的选题和研究计划。专家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在此基础上，作者制订了详细的写作计划，并在出国进修之前完成了论文初稿。在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访问期间，他继续进行上述课题的研究，阅读了大量非均衡理论方面的文献，用英文撰写了两篇论文，形成了博士论文的修改计划。回国进行论文答辩后，又集中精力对论文作了重大修改，使论文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综观杨瑞龙同志的这部新作，具有以下的特色：第一，作者在翻阅大量非均衡理论的中外文献、深入掌握和正确评价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入了国内这一研究领域的前沿；第二，该书把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把全书纳入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体系，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比较新，结构比较合理；第三，该书不仅在研究方法上使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协调，而且还从微观角度深入分析了宏观非均衡的存在条件，因而从理论与实际两个方面使宏观与微观有机地统一起来；第四，该书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转轨时期的宏观非均衡及其微观基础上，这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第五，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新观点和新思路，例如，作者对我国市场非均衡条件下的价格调整和数量调整的分析，对非均衡所作的规范分析，以及对双层股份制模式的构想等，都是颇有新意的。

当然，该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我希望作者以此书为新起点，继续刻苦钻研，不懈地探索，为经济学的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胡乃武

1994年10月10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简介

本书是一部以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构筑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学术专著。作者在充分研究中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全面评价与比较瓦尔拉斯与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考察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的适用范围，并根据我国的现实经济条件，拓展了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假定条件，在比较不同体制下的宏观非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对我国现实经济中的宏观非均衡态及其微观基础进行了实证分析，着重研究我国现阶段市场非均衡下的经济主体行为规则、价格调整、数量调整及其宏观效应，提出了深化改革的思路。

目录

导论

第一篇 非均衡理论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第一章 远离现实的假说：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

第二章 均衡概念的拓展：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

第三章 非均衡理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第二篇 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多视角考察

第四章 市场体制下的宏观非均衡及其微观基础

第五章 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宏观非均衡及其微观基础

第六章 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宏观非均衡及其微观基础

第三篇 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市场运行机制：实证分析

第七章 市场非均衡下的经济主体行为机制

第八章 市场非均衡下的价格调整及其宏观效应

第九章 市场非均衡下的数量调整及其宏观效应

第四篇 均衡取向：非均衡条件下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

第十章 探求市场非均衡的体制原因：规范分析

第十一章 市场非均衡下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第十二章 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机制的完善

第十三章 产权制度变革与微观基础的再造

作者信息

杨瑞龙

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联合创始人。兼任第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副会长。曾获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4）。曾多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两次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多次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共同治理”获第十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两次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奖，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与二等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