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区国安法实施六周年：应防范日本借香港搭建情报间谍特务网络

文丨关品方

笔者有香港警界退休朋友知道我留日多年，希望我谈一下如何防范日本借香港搭建情报间谍特务网络。正藉港区国安法落地六周年，叠加《维护国家安全条例》（23条立法），香港已建成完整国安法治防线，但自由港、免签便利、经贸文教高度往来的属性，仍被外国情报体系视作对华情报收集枢纽。其实日本长期采用官民结合、经贸包装、智库渗透、代理人布局等模式在香港搜集我国军事、科技、产业、南海及涉港事务的情报，估计现时我方的国安系统从法治执法、行业管控、社会防范、跨境协同、全民国安教育等维度已筑牢防线。

香港民情相当特殊，尤其是不少年轻人对日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香港所谓“哈日派”很多，去日本旅游谑称“返乡下”，那真是无可奈何，说得严重一点，等同自认日本是祖国，相当荒谬。台湾方面因为民进党当局亲日的关系，更是离谱，似乎需要把警钟敲响，提高警惕。

笔者想起最近有电影《惊蛰无声》，正是以国安为题材的警世片。沿着这思路，笔者认为应认清日本在港情报活动的典型套路，精准识别国安风险。日本情报体系以隐蔽化、民用化为核心手段，看来主要渠道有以下五类。

首先是日本驻港官方机构的明线搜集。日本驻港总领事馆内设有专职情报人员，以经贸交流、文化访问名义，常态化接触学界、商会、传媒，公开收集政策、产业数据，再转交日本政府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公安调查厅、海上保安厅情报部门，作汇总分析。

其次是以商贸企业作为情报掩护主体。大量日资贸易、科技、金融、船舶企业在港设立区域总部，派遣具备情报背景的职员，借商务洽谈、供应链调研，刺探内地高端制造、半导体、海洋工程、军工配套产业情报。历史上日本长期以香港贸易公司作为跳板渗透内地并建立情报网络，该模式至今延续。

再其次是智库、文教、民间社团的地下渗透。日方资助在港的日系研究所、学术交流协会、青年团体、媒体分社，恒常邀请本地学者、青年参与交流项目，长期培植代理人；刻意接触社运及本土小众团体安插卧底，搜集涉东海、台海和南海主权相关的舆情与人员信息。

再其次是线上线下收买、策反本地代理人，以专项稿费、课题经费、海外游学、高薪兼职为诱饵，收买公职人员、高校研究员、传媒从业员、行业协会人士，非法获取内部政策文件、未公开的统计数据、口岸、基建涉密信息；利用香港言论自由空间，引导负面叙事，同步完成舆论情报与人员策反的双重目标。

最后是跨境流动碎片化情报拼接，依托香港免签优势，短期派遣情报人员频繁往返深港珠澳，携带微型窃听拍摄设备，在展会、学术会议、港口码头、科研园区采集影像、录音，拼凑军事、港口、科研基础设施情报。

现时日本人定居或长居香港约2.35万人，短期游客不计入以上常住数字。每年约有数十万日本旅客短暂访港。定居或长居香港的日本人大多数聚居太古城、红磡、大埔一带，配套日系学校、超市、餐厅。绝大多数居港或经港的日本人并无政治背景，也没有特殊任务。正因为这样，只有为数甚少的、为日本政党和政府服务的情报人员，隐藏甚深，极难辨识。

香港特区依托港区国安法与基本法23条条例，对外国情报特务间谍强化法治打击，以核心法律条款精准惩治。《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条文明确：为境外机构、人员窃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或接受境外资助、指使开展渗透活动，最高可判无期徒刑；对境外情报人员、背后情报机构，按共同犯罪追责，具备域外追责效力。《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23条）细化窃取国家机密、境外组织管控、间谍器材管制等条款，禁止境外政治性、情报类组织未经许可在港活动，赋予执法部门截取通讯、秘密监察、搜查扣押情报器材、限制可疑人员离境的法定权力。

现在回顾起来，日本右翼势力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已经20年，从安倍晋三第一次出任首相时开始（2006）。现在日本右翼势力最大的三个派系是麻生派、小泉派和安倍派。安倍晋三家族源自岸信介和佐藤荣作兄弟，百年来一脉相承，笔者早前已经有文章详细介绍，更早可追溯至伊藤博文。伊藤博文（1909）和安倍晋三（2022）一样，都是被刺杀。

过去6年来，据官方相关报道，香港特区执法体系对防范外谍已进行常态化专项管控，内容包括香港警务处国安处联同海关、入境处建立日籍人员、日资机构风险分级台账：对频繁往返内地、频繁参与敏感学术活动、长期资助本地社团的日籍人士重点追踪；展会、船舶、科创园区开展定期反间谍巡查，严查微型偷拍、窃听设备流通。中央驻港国安公署统筹内地国安、海关、边检力量，建立深港珠澳跨境情报联动机制，一旦发现日方人员跨地刺探军工、海洋、科技情报，同步开展联合侦查、快速处置。此外更严格审批日系智库、民间团体在港注册、举办交流活动，要求完整披露资金来源，杜绝日本情报部门通过民间组织输送活动经费、安插卧底。

为了封堵情报渗透渠道，分三大领域进行闭环管控。在经贸与科创领域，针对日资企业、合资科研实验室，落实国安报备制度。涉及芯片、海洋装备、新材料、军工配套研究的合作项目，必须申报人员背景、研究内容、数据出境规则。涉密数据、内部研究报告等禁止交由日方人员保管、携带出境。行业商会、科创展会建立访客筛查机制，对持日本护照参会人员做好登记、活动留下痕迹，禁止未经许可拍摄厂区、港口、科研设施。

在教育、传媒、文化领域，针对高校（大学）严控日本机构资助课题、交换生项目，设立国安审查关口，禁止日方单向主导调研问卷、社会访谈，严防借学术调研搜集涉及主权、国防、政策等内部信息。本地媒体、自媒体接受日系资金合作、专访邀约前，要履行国安风险评估，杜绝不自觉地充当日方情报搜集与舆论渗透工具的可能性。

在出入境与口岸物流领域，入境处对高频往返香港、行踪无合理商务理由、携带大量存储设备的日籍旅客加强抽查；海关严查跨境携带涉密资料、偷拍窃听工具；港口、海事部门对日籍船舶、船员活动实施常态化监管，防范测绘、港口设施等情报采集。

以上是官方的防谍工作。除此之外，还要构建全民防范体系，筑牢社会基层防线。这方面，正藉国安法六周年，今后的重点应是常态化国安宣传普及。政府、社区、学校、企业同步开展反间谍科普，明确告知市民日本情报机构常见的拉拢手段，例如海外游学资助、高额兼职咨询费、有偿访谈、学术课题报酬等。此外更应公布国安举报渠道，鼓励市民举报可疑刺探、收买行为。针对公务员、高校研究员、工程师、港口从业员等，应开展年度国安培训，明确涉密信息边界，严禁私自向境外人员提供内部数据、内部会议材料；一旦遭遇日方人员套取敏感信息，应第一时间向国安部门报备。

普罗市民极少有机会碰上日本间谍渗透的代理人，需要树立底线意识以防万一，区分正常经贸文化交流与情报特务渗透，但毋需杯弓蛇影。正常商务、学术往来受到法律保护，但凡是出现私下索要未公开内部资料、邀请单独赴境外访谈、大额无明确用途的资金资助、打探国防/海洋/核心产业细节、索取机密文件等行为，均需高度警惕，拒绝配合并主动举报。政商界、传媒界和学术界是三大重要防备领域。

国家安全部门在压缩日方情报活动空间、统筹反制行动方面，在外交层面，对日方借香港开展对华非法情报活动保持常态化交涉，对查实的驻港日方情报人员依法限期离境，严格管控日方在港的情报掩护机构。在经贸、文化交流多边场合，日方会利用香港自由港的便利开展跨境间谍活动，需要推动建立跨境情报活动的监管机制。就笔者所知，特区国安委定期评估日本情报渗透的各种手段，针对AI大数据调研、线上匿名访谈、远程数据窃取等新型情报模式，及时完善法律实施细则与技术防控手段，进行长期动态研判，作出相对应的行动。

港区国安法实施六年，如今已彻底扭转过去日本在香港进行情报活动的无序泛滥局面。大多数日本人的外貌和华人十分相似，在街道上地铁内，如果他们不说日语，根本无办法分辨。包括日本在内的外部势力，以香港为跳板对抗中国的图谋，永远不会消失。日本自从明治维新制定《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扩张政策以来，针对中国的情报间谍活动从未停止。防范的核心是依据法治、执法精准、行业封堵、全民警惕、跨境协同，多方面互相结合。一方面用好国安法和23条形成刚性震慑，斩断日方情报搜集的资金、人员、渠道链条；另一方面持续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让香港市民、企业、机构、公务员成为反间谍防线的一环，守住香港由治及兴的安全底线，杜绝香港再度沦为境外对华情报收集和渗透的中心。97前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像“冇掩鸡笼”，因为英国自身也从事对华情报收集和渗透活动，其“同盟国”在香港的间谍活动因此也如鱼得水。

笔者由是想起，曾几何时，香港是东方的卡萨布兰卡，是乱世中转、多国博弈、人群漂泊、文明混杂、藏着欲望与暗战的中立港口枢纽。从地缘、历史、人群、谍战、城市气质等方面，香港和卡萨布兰卡曾经十分相似。97前香港是夹缝中的中立中转港，地处东亚海陆枢纽，背靠内地、面向太平洋；作为百年自由港、出入境宽松，香港是东西方往来的中转站。冷战时期，香港更是分隔两大阵营的缓冲地带。边境夹缝、跨境枢纽、人员自由流动、各方势力都能落脚，是灰色的“中间地带”，全球情报博弈之都。长期以来，全球公认的三大间谍之都，是香港、里斯本、卡萨布兰卡；美苏冷战期间的三大特务中心是香港、柏林、伊斯坦布尔。香港双双上榜，名噪一时。

97回归历经23年后，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随后23条立法完成，情况发生根本改变。如今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重来，亚洲局势蒙上阴影。在香港慎防日本间谍情报活动及其在香港寻找代理人的问题，变得严重。

新中国建国以来影响最大、官方公开的10起核心日本间谍案有山口隆一（1950），富永顺太郎（1956），阿尾博政（2016），西山宽（2023），原博文（2006），山东地质千叶系测绘间谍（2025），大连港口测绘间谍团伙（2017），宁波海军策反案主谋寄田（2013），秦岭二炮基地测绘间谍（2014），温州南麂列岛军港间谍（2016）。中国籍被日方策反人员有董郁玉、袁克勤、航天专家赵学军（电影《惊蛰无声》第二男主角的原型）等，他们属于境内叛国泄密人员，不是日本间谍。未公开的特大潜伏间谍/特务案件，国家安全机关出于反侦察保密需求，一般不对外披露。吹哨人斯诺登2013年曾短暂滞留香港，不少人记忆犹新。此外还有2005年新加坡海峡时报驻京首席特派员涉及泄露国家机密。

总而言之，国家安全不是一个空洞概念。今天我们有繁荣稳定的日子，对美好生活有憧憬与追求，有赖在反间谍和反特务的战线上不懈奋斗的人，他们为我们默默地负重前行。谨以此文，纪念港区国安法实施6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