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汉铁路风云：商贾乡绅逐利，民众保路起义

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四川总督锡良，一位知名的新派官员，在全国兴起修建铁路的热潮中，创立了“川汉铁路公司”，由官府主持，意在构筑一条连接成都与汉口的铁道线路。

构思虽佳，然国库空虚，无以支持，唯赖锡良自行筹措对策。

起初，锡良计划向民众筹集资金，然而尽管他多方呼吁，众人对这条铁路的前景并不看好，这让锡良倍感棘手。

依据计划，修建这条铁路的预算高达5000万两白银，筹集如此巨额资金实非易事，不知何时才能完成。鉴于此，锡良心生一计，打算向全省农户求助，倡议他们“贡献一份力量”。

尽管农户们已饱受苛捐杂税之重压，锡良仍坚信修建铁路对国家与民众皆有大利，故而决定让百姓再承担一些辛劳，自己甘愿背负骂名。随后，他在全省范围内张贴了《集股章程》的公告，宣告将通过征收“抽租之股”来筹集铁路建设资金。

“租股”即指“抽租之股”，为全省农户所分摊的股份。依据布告所示，川汉铁路的产权归属全省民众，但设有一项条件：凡全省农户年租金收入超过十石粮食者，需按当年实际所得的百分之三缴纳股金，此项即为“租股”，待铁路投入运营并产生收益之时，农户将按此股份享受分红。

总体而言，这份公告并无不妥，且将来定能为民众带来福祉，目前农户所增加的不过是些“赋税”罢了。

租股的最小单位乃五十两一股，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一年之中能积攒几两银子已是不易。起始投资额便需五十两，这对于家境颇丰的富户而言亦觉不菲，更不用说那些普通的农家了。因此，农户们所缴纳的租股数额，往往远不及规定的标准。

再者，锡良所引领创立的川汉铁路公司，在收到款项后，会先行开具收据，待到民众逐年累积缴纳至五十两之时，再凭此收据兑换为股票。

换言之，寻常民众往往需要积攒数十年方能购得一股，若无持股在手，届时所有的红利便会悉数落入代为持股的官府机构囊中，唯有待持股之日，方为分红之时。

显而易见，租股之名，实则乃锡良巧立名目增设之税，犹如同取民财以集资筑路却无需回馈利润，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激起民众的不满情绪。

然而，与寻常民众相比，四川的商贾与乡绅们敏锐地察觉到了这是累积财富的一个契机。鉴于他们的经济实力，拿出五十两换取股东之位对他们而言轻而易举。尤为关键的是，一旦跻身股东之列，便能仿效锡良之举，无需给予民众相应权益，便能堂而皇之地获取民众之资。待到川汉铁路盈利之时，他们坐享分红；若运营不善，损失多由普通百姓承担，对他们而言，终归无损。

于是乎，原本因锡良呼吁却乏人问津的川汉铁路，转瞬之间变成了四川商贾与乡绅竞相追捧的热门之选。

至宣统二年（1910年）末，川汉铁路公司已筹集白银总计1198万两，官府贡献23万两，商人投资额为245万两，其余皆为平民百姓的租股所构成，合计达928万两。

对于四川的民众而言，尽管目前尚未享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好处，但川汉铁路在名义上属于全体四川人，因此他们满怀期待地盼望着川汉铁路的建成能带来盈利，从而给他们带来希望。

川汉铁路修建了吗？确实修建了，但进度如何？仅仅完成了一小部分。

原来，这些商贾乡贤在财富累积后，并无心致力于铁路建设，反而是意图利用此契机，将资金悄悄挪入自家腰包，最终他们的目光锁定了当时在上海极为热门的橡胶股票上。

橡胶股票的狂热始于伦敦交易场所，宣统元年之际（即1909年），伦敦市场上橡胶价格每磅仅为3先令，然而到了次年，其价格剧增至每磅12先令，橡胶需求的急剧膨胀带动了橡胶公司股价的飞速上扬，这一现象引起了清朝民众的广泛关注。

虽然清朝时期并未生产橡胶，且缺乏橡胶公司，因此只能依赖海外进口。

市场的存在催生需求，上海麦边洋行遂巧妙设立兰格志橡胶公司企图趁机牟利，起初每股定价六十两，然而购者却甚为稀少。

随后，麦边洋心生邪念，玩起了击鼓传花的游戏，声称每三个月分红一次，且分红均以真金白银支付给股东。只要投资60两购买一股，三个月后便能获得12.5两的分红，一年之内即可回本，这诱惑之大，令人难以抗拒。因此，购买者络绎不绝，仅仅一年的时间，兰格志橡胶公司的股票价格便飙升到了每股1160两，且供不应求。

目睹麦边公司利润丰厚，其他企业心生艳羡，纷纷效仿推出自家的分红方案，不仅优惠力度加大，周期也大幅缩短。与此同时，国际橡胶相关产品价格的攀升，更加坚定了人们的信念：股市投资确能致富。

1910年宣统二年5月之际，兰格志股票价格猛涨至每股1650两，众人皆陷入狂热之中。川汉铁路驻沪总收支负责人施典章，怀揣着赚取巨利的野心，先是投入210万两白银，随后又擅自挪用70万两，意图在此波行情中大捞一笔。

然而，巅峰时刻转瞬即逝，紧接着的一个月，美国采取了货币紧缩措施并着手限制橡胶制品的消费，导致与橡胶相关的企业股价纷纷走低。察觉风向不对的麦边，迅速卷款返回英国。他的离去，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让兰格志橡胶公司的股价急剧下挫。

另一边，施典章挥霍了大量股金，招致了诸多非议，而其他股东亦非清白之身，纷纷伸手挪用资金，彼此间五十步笑百步罢了。为平息民怨，股东们合议决定，暂且修建一段铁路以稳局势，最终敲定了宜昌至万县之间的铁路线路。

从宜昌至万县路段，穿越三峡地带，是铁路建设难度较高的区域之一，这里岩溶地貌广布，暗河纵横交错，地质状况极为复杂多变。

至于选择首先修建如此艰巨的工程，实际上是股东们为了拖延时间的一种策略，毕竟道路建设本就艰难，耗费七八年时光亦在情理之中。为了装点门面，他们特邀知名工程师詹天佑来担纲此任。

怀揣为国为民之志，詹天佑满怀信心而来，然而抵达工地后，他愕然发现，众人对修建铁路毫无热情，自己难以调度指挥，更有甚者，内部贪腐丛生。区区三十余里铁路，竟耗费了300万两白银，这让詹天佑气愤难平，最终愤然离去。

此刻，朝中数位重臣察觉到了商办铁路所隐藏的缺陷。铁路的建设理应全国一盘棋，需有统一的规划与部署，再分批次、分阶段逐步实施。然而，眼下的状况却是全国各地修建铁路的热潮杂乱无章，一拥而上，问题频现。至于商办一事，虽名为商办，却始终难以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致使修路计划屡屡受阻，一再拖延。

1911年5月，即宣统三年，给事中石长信呈递奏折，主张铁路应归国家所有，此提议获得了岑春煊、盛宣怀等人的赞同。

尤其是盛宣怀，他构想的工业蓝图中，铁路被视为经济的主动脉，必须牢牢掌控。对他而言，修筑铁路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因为他掌握着汉冶萍煤铁厂。一旦全国铁路网络铺开，汉冶萍煤铁厂的铁轨将不愁市场，仅此一项便可带来丰厚的收益，其他方面的利益更是不言而喻。

获得朝廷高层普遍赞同之后，5月9日，盛宣怀作为邮传部大臣，正式宣告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政策，其中最为关键的两条国有铁路回收项目，一是先前提及的川汉铁路，另一项则是由张之洞主导的粤汉铁路。

然而，盛宣怀虽宣告国有化，却未明晰具体的国有措施，究竟是采取强制手段收回，还是有其他途径？倘若选择强制收回，那么先前筹集的资金又将如何处置？若需退还，其退还流程又该如何操作？

至于盛宣怀，向来以精明著称，他之所以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意在试探对方的底线，从而尽可能地争取更多利益。

不出所料，消息一经传出，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即刻沸腾起来。毕竟，在这三个地区，推动此事的主要是商人和乡绅，他们岂能容忍自身利益受损。在他们看来，铁路国有无异于与民夺利，将来修建铁路还得向外国列强借贷，这等于是将路权拱手让人。于是，他们印制传单广为散发，四处奔走呼号，甚至萌生了派遣代表进京的念头，誓要恳请载沣撤销此令。

然而，由于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地方督抚们对盛宣怀持不认可态度，更有甚者，正酝酿着对他的弹劾。

原先持有各铁路公司股份的股东，若选择接受朝廷发行的股票，则将授予其朝廷股票，利息依旧按照六厘进行支付。

2、对于不愿领取者，可按初始入股价格折算成现银退还，但退还需自五年后起始，并在接下来的十五年内全部完成。

对于众多股东而言，鉴于铁路已被国有化，其股票价值已大幅缩水，且众人对朝廷成功修复铁路持悲观态度，故而，不少人提出要求，希望按照最初投资时的价格折现返还。

尽管盛宣怀提出的方案是头五年无收益，后十五年方能全额回收，众人对此普遍不满，纷纷表达抵触情绪。经过一阵纷扰，盛宣怀最终裁定，湖北与湖南的股份将按原价全额以现金退回，至于广东的股份，则先退还60%的原值现金，余下的40%则转换成朝廷的无息借款，择适当时机清偿完毕。

如此一来，湖北与湖南的士绅与商贾们悉数收回了全部现银，而广东的商人们尽管仅收回了六成，但念及股市本就风云莫测，众人倒也颇为豁达，接受了这一结果。

盛宣怀之所以愿意放弃，是因为朝廷已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缔结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获得了4800万两白银的资金支持。相比之下，那三地的股银总额不过几百万两，即便全额清偿，亦属小数。加之粤地商人仅需承担六成份额，如此算来，朝廷依然处于有利地位。

四川尚未有动静，而鄂、湘、粤三地均已获得赔偿。

当铁路国有化的消息初传之时，多数人尚持赞同态度，只要不必向外国列强借贷便可接受。加之川汉铁路历经数年修建，却成一片狼藉，不知何时方能竣工，倒不如交由朝廷接管。但前提条件是，朝廷需将已支出的款项转换为债券，并将余额归还四川民众。

除去之前在股市亏损的300万及用于修缮的300万，账目余额理应维持在700多万两左右。

然而，盛宣怀并不赞同，依他之见，这笔数百万两的银两断不会轻易下发，相较于留给地方使用，他更倾向于将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因此，他针对四川地区提出了补偿方案，即将已使用和现有之款项，不直接返还现金，全部转换为国家铁路股份，而对于亏损部分，朝廷则不予承担。

因此，川汉铁路的股本非但限定在了1000万两的额度上，而且这笔款项还无法兑换成现银。此方案一经提出，立即引发了众多人士的反对之声，然而盛宣怀对此置若罔闻，反而催促川汉铁路公司尽快整理财务，为交接事宜做好准备。

此时，那些蒙受损失的乡绅商贾心生不满，毕竟朝廷未替他们核销亏损，而其他股东与民众定会将他们千夫所指，于是他们便以朝廷拒绝归还现银为由，扬言朝廷私吞了先前的股本，只肯承认这微薄的数目。

平民百姓怎能理解这些错综复杂之事？加之朝廷向外国列强借贷资金修筑铁路，而地方乡绅又称朝廷已将川汉铁路作为抵押向洋人借款，这一消息彻底激怒了民众，他们纷纷向四川代理总督王人文提出请愿。

王人文同样觉得盛宣怀行事欠妥，主张将已支出的款项转化为朝廷股票，未使用的部分则交由川汉铁路公司自行处置，然而盛宣怀未加商议便擅自做主，恐将事态扩大。面对这一指责，盛宣怀却选择置若罔闻。

随后，王人文对过往的列强借款协议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出借款条件包括主借银行进行监督，并以厘税作为抵押，不仅工程方面的专家需聘请外国人，就连采购建筑材料及用工也需由银行监督。基于此，他向朝廷呈上奏章，指责盛宣怀签署的是有损国权的条约，愤慨地批评其行为导致国家权益丧失，蒙受耻辱。

盛宣怀则认为，王人文之言未免言过其实，毕竟亏损乃川汉铁路公司内部事务，与朝廷无直接干系，朝廷无需为填补此亏空负责。至于余款的归属，是留予朝廷还是归回川汉铁路公司，解决之道颇为简单：直接免去王人文职务，改由赵尔丰署理四川总督一职即可。

选用赵尔丰，原因在于其手段强硬，素有冷酷无情之名，委任他为四川代理总督，定会采取严厉措施推进铁路国有化进程。

赵尔丰同样认为盛宣怀行事欠妥，他一边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四川保路同志会进行安抚，一边又含蓄地规劝盛宣怀。

在王人文与赵尔丰的管控之下，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行动仅限于请愿的范畴。

无人预料到盛宣怀会愤然行事，毅然决定把存放于宜昌的现银转交给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此举瞬间激起了四川保路同志会的熊熊怒火，促使众多人士着手筹划全省范围内的抵制捐税、抗拒公粮行动，更有甚者，部分地区已爆发武装起义。

此番情景，连英国驻成都领事亦难以坐视，建言盛宣怀应将股本退还予川汉铁路公司，并主张铁路未来继续由商人经营，此举本意是欲为清廷保留颜面，然而，朝廷对此却置之一旁，不加理会，尤其是盛宣怀与端方，两人已深陷数百万两白银的泥潭无法自拔。

随后，盛宣怀电告赵尔丰，指示他仿照处置叛乱分子的手段，严惩几名领头者，并对余众进行安抚。然而，赵尔丰始终未能采取强硬措施，对此，在一旁煽风点火的端方径直上奏朝廷，弹劾赵尔丰，请求革去其职务。

宣统三年（1910年）九月上旬，朝廷责令赵尔丰必须采取强硬措施应对此事，否则将予以严惩，并指令端方率兵入川，以武力平息保路运动。

面对乌纱帽不保的危机，赵尔丰终于按捺不住，着手对保路运动实施镇压。

9月7日，赵尔丰设下计谋，擒获蒲殿俊、罗纶等共九人，意图即刻问斩。此消息一出，无数民众聚集于总督府辕门之前，泣不成声，而赵尔丰却置若罔闻。次日，天降大雨，仍有民众身披白巾，恳求宽恕，赵尔丰非但不为所动，反而下令开枪，酿成了一场导致32人不幸丧生的悲剧。

此番保路同志会定会大为震怒，毅然起身反抗，组建保路同志军直逼成都，短短数日便汇聚了二十万之众。然而，尽管人数庞大，却因武器装备匮乏及经验欠缺，终未能攻克成都。

眼见形势逐渐恶化，朝廷心生畏惧，于是派遣在四川民众中颇具声望的岑春煊前往。岑春煊抵达后，目睹局势之危急，坚决主张采取安抚之策。

赵尔丰仅是暂代四川总督一职，先前因处置不当已受责备，倘若岑春煊安抚工作卓有成效，自己恐怕将不得不让贤。故而，他极力阻挠岑春煊入川。端方亦持相同立场，他对总督之位虎视眈眈，暗自期盼赵尔丰失职被撤，以便自己有机可乘。在多方的共同反对之下，岑春煊最终未能成行。

局势依旧动荡，于9月25日，同盟会成员昊玉章、王天杰等人宣告荣县脱离清朝统治，此举激发了四川境内反抗清朝的热潮。至此，盛宣怀方才醒悟到局势的严峻，表态愿采纳先前王人文所提方案，但为时已晚，四川各地烽火连天，事态已从保卫路权的运动升级为全面的革命斗争。

10月10日，载沣最终颁布了上谕，采纳了盛宣怀提出的方案，然而就在同一天，武昌起义骤然爆发，随后的局势发展众人皆知，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大清王朝至此步入了灭亡的倒计时阶段。

事后，盛宣怀因区区几百两银子而引发如此轩然大波，遭到了多方面的严厉指责，紧接着便被革去了职务。

就此而言，保路运动犹如武昌起义的引爆点，盛宣怀则是那个触发这一引爆点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