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毛主席会“读心术”，只因他有一绝招

今天是党的生日，写篇文件献给我党来时的路。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盛赞教员指挥的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

教员却摆摆手，淡然一笑，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戎马一生，经历无数大战小战的教员为何如此推崇“四渡赤水”？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事。

013万对40万，怎么打？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教员进入决策核心圈，我军终于完成军事路线上的拨乱反正。

但彼时可谓家徒四壁，群狼环绕。

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而蒋介石纠集湘军、川军、滇军和嫡系中央军部队约40万兵力，对红军形成铁桶般的重重包围。兵力对比超过1:13，装备差距更大。

红军的原计划是从泸州至宜宾段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郭勋祺部发生激战。由于战前敌情侦察有误——原以为只有四个团，实际超出一倍多——战斗陷入僵局，敌人援军蜂拥而来。

怎么办？撤。

教员当机立断，放弃原定渡江计划，迅速撤出战斗，向西渡赤水河实施机动。这就是一渡赤水。

这一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但这时候没人知道后面还会渡三次。红军西渡赤水后，各路敌军蜂拥而至。

教员决定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敌人薄弱的扎西前进。这一走，吸引了大批敌人西调，黔北的防守兵力一下子空虚了。

教员抓住这个战机，指挥红军杀了个回马枪——二渡赤水，直指黔北。

2月24日，遵义战役打响。取桐梓、夺娄山关、占遵义，5天内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红军再占遵义，蒋介石觉得奇耻大辱，急飞重庆坐镇指挥。

教员将计就计，指挥红军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战，引诱更多国民党军前来围攻。

等各路敌军云集而来时，3月16日至17日，红军三渡赤水，西进川南。

有意思的是，红军故意在白天渡河，大张旗鼓地行军——生怕敌人不知道。

国民党军果然“听从调动”，调整部署再次扑向川南。

教员决定乘敌人新的合围将成未成之际，再杀一个回马枪。

红军以一个团伪装成主力继续诱敌西进，真正的主力却于3月21日晚至22日，以隐蔽、迅速的动作，从各路敌人间隙中穿过，四渡赤水。

红军突然东渡赤水河，蒋介石误以为又要攻占遵义，急飞贵阳督战。红军却乘虚一路向南急进，兵锋直指贵阳。正在贵阳的蒋介石慌了神。红军就这样跳出了包围圈。

整个过程，就像一个人被十几个壮汉围堵，却不硬拼，而是左一晃右一晃，把对手晃得晕头转向，最后从缝隙里钻了出去。

02他怎么知道敌人会怎么动？

很多人把四渡赤水的胜利归结为“教员用兵如神”。但这个“神”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天赋，是直觉，甚至是运气。

也有人说是教员懂人心，把科学的方法论归结为唯心的“帝王心术”。

其实都不对。

教员之所以能“猜透”蒋介石，以及那些素昧平生的各路军阀的心思，靠的是一套科学的方法——阶级分析法。

先看蒋介石。蒋介石是什么人？他代表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的核心诉求是什么？是垄断——不允许国内存在任何独立于其统治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所以蒋介石对地方军阀的态度从来不是“合作”，而是“削藩”。

在蒋介石眼里，红军是“疥癣之疾”，而尾大不掉的地方军阀才是“心腹之患”。追击红军，对蒋介石来说是一箭双雕：既能消灭红军，又能借机把中央军渗透进西南各省，削弱甚至吞并地方军阀。

教员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他判断：蒋介石绝不会真心让地方军阀单独对付红军，也不会允许红军和地方军阀形成任何形式的默契。一旦有机会，蒋介石一定会亲自出手，把红军和军阀一锅端。

再看地方军阀。王家烈（黔军）、龙云（滇军）、刘湘（川军）——这些人是什么？他们是所在省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军事代表。他们的命根子只有两个：地盘和军队。

所以他们的最高行动准则永远是四个字：保境安民——保自己的地盘，安自己的军队。

红军入境，他们的地盘受威胁；蒋军入黔，他们的地盘不仅受威胁，连政治生命都可能终结。所以地方军阀对蒋介石的戒心，有时甚至超过了对红军的敌意。他们的核心策略是“送客”——希望红军尽快离开自己的地盘，去祸害别人。

教员据此制定了“打滇军、敲中央、牵川军、袭黔军”的灵活战术。专打战斗力弱、与中央军有隙的黔军王家烈部；对川军、滇军则尽量“示好”，表明红军只是路过，避免缠斗。

这就是阶级分析法的威力——不是在猜“那个人”想什么，而是在分析“那个阶级”必然要做什么。

无论蒋介石多狡猾，他必须服从其阶级的“经济理性”；无论王家烈多愚蠢，他必然要维护其地盘的“物理边界”。

最能体现这种洞察力的，是苟坝会议。

那是1935年3月10日。

此时刚刚完成二渡赤水。很多人对于这种绕来绕去打发不理解，于是在3月10日晚，决定下一步方向的时候发生争执。

当时，绝大部分人认为应该攻打打鼓新场。打鼓新场有我军急需的补充物资，而且情报显示，驻守打鼓新场的是黔军“双枪兵”——战斗力弱，不是红军的对手。

与会的20多人一致同意这一方案。

只有教员坚决反对。

在几乎所有人看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弱敌、易打、有缴获。但教员看到的不是“一个弱敌”，而是一张正在收拢的大网。

通过分析电台破译的敌军情报和对各方力量的分析，教员判断蒋介石是想以打鼓新场为诱饵，一举合围我军。

打鼓新场周边不仅有黔军，还有蒋介石的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等8个师，以及滇军、川军等重兵。一旦红军进攻，3万人会立刻陷入40万敌军的南北合围。

道理说尽，表决时仍然只得教员自己的一票。会议决定进攻，并免去了教员刚上任的前敌政委职务。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在一个团队，所有人都反对你的提议，还撤了你的职，你会怎样？估计挫败感会打消你所有念头吧。要不就摆烂等着看笑话？

逆境不顺的我们不妨看看教员是怎么做的。

他没有放弃。深夜，他提着一盏马灯，走了3里多泥泞小路找到周总理。并成功说服了这个老搭档，晚点发进攻命令，次日早再议。

就在当晚凌晨4点，军委二局截获的敌军密电，证实了教员的判断：敌军正从四面八方向打鼓新场集结。

次日的会议上，面对铁一般的情报，大家终于接受了教员的主张，撤销了进攻命令。

并且大家也意识到，在极端紧急的作战中，遇事都要争论，就会贻误战机，于是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从此无条件信任教员判断。这才有了后面的三渡、四渡赤水。

03从赤水河到全世界

回过头我们再来看看，当时20多个人，全是我党精英，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报，却只有教员一个人看到了危险？

是运气吗？当然不是，答案还是阶级分析法。

多数指挥员看到的是“黔军是弱敌”——这是战术判断。教员看到的是“蒋介石绝不会允许红军在西南建立根据地”——这是阶级判断。因为红军一旦在西南站稳脚跟，就会点燃当地的阶级革命火种，动摇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所以蒋介石一定会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地合围红军。

同样的情报，在不同人的眼里，呈现的是完全不同的画面。教员的“读心术”，读的不是蒋介石的个人性格，而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必然逻辑。

这套阶级分析法，教员不光用在打仗上，也用在了外交上。

1974年2月22日，教员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这个理论看起来简单，背后的逻辑却极其深刻。

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困局是什么？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同时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按照简单的“两分法”——社会主义阵营 vs 资本主义阵营——中国的位置很尴尬：跟苏联闹翻了，跟美国是对头，两边不讨好。在政治上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

教员用阶级分析法敏锐地发现，无论在资本主义阵营，还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都存在以不同利益为基础的不同阶级。

美苏，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但骨子里是一个阶级，他们都有称霸世界的野心，也有这个实力，是全世界“不安和动乱的主要根源”。

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他们虽富裕，但在政治、经济上不同程度地受到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既是剥削者，又是不平等的受害者——可以争取和团结。

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无论信奉哪种意识形态，在国际上的角色都是一样的，是“被压迫民族”。人口众多，历史上深受殖民压迫，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军。中国正是这个最大群体中的一员。

这套划分的逻辑和四渡赤水时划分“蒋介石 vs 地方军阀”的逻辑一模一样——找到敌人内部的矛盾，把敌人分化成不同的类别，然后联合多数、打击少数。

有了这套分析框架，中国的国际战略就清晰了：联合具有共同利益的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在两个超级大国中，判断当时苏联的扩张是更危险的因素，采取“联美遏苏”的策略。

结果呢？中国迅速从被孤立的困境中走出，极大地拓展了外交空间。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随后一大批国家与中国建交。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背后是一套清晰的战略逻辑在起作用。

立场决定利益、 利益决定诉求、 诉求决定行动，这是教员阶级分析法的逻辑核心。

04尾声

这套方法论，教员就写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根据地时期，他用这套方法壮大自己，分化敌人；四渡赤水的时候，他用这套方法分析蒋介石和地方军阀；三个世界理论的时候，他用这套方法分析美苏和第三世界国家。

战场不同，对手不同，但底层的分析框架是一样的，方法论是一样的。

这便是《毛选》最顶级的“屠龙术”。

全文完，谢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