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从微观看宏观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

以下观点整理自杨瑞龙在CMF2026年中期论坛（总第73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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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论坛长期坚持“中长期看短期”的分析原则。当前，随着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宏观经济分析还需要增加一个重要视角，即从微观看宏观。造成当前宏观问题背后有深刻的微观原因，很多宏观总量政策难以直接解决这些微观层面的问题。因此，理解当前宏观非均衡现象，不能仅就宏观谈宏观，而要进一步回到微观基础，分析市场主体行为、产权激励、地方政府行为和政策传导机制等问题。

一、需要建立从微观看宏观的新分析框架

第一，宏观分析需要重视微观基础。三天前宏观论坛曾召开围绕结构分化的宏观经济暨《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重版发布会，我做了主题发言，主要讨论了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即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重构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早在1994年出版的我的博士行为论文《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讨论了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脱节问题。主流微观经济学中流行的是新古典主义，倡导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框架，而现代宏观经济学则是由凯恩斯开创，其显著特征是短边均衡，即在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达到均衡时劳动市场上存在超额供给，也就是非自愿失业，此为非瓦尔拉斯均衡，此时需要引入国家干预和总需求管理政策实现市场的再平衡。

第二，瓦尔拉斯均衡与宏观非均衡之间长期存在脱节现象。在微观上，瓦尔拉斯均衡强调市场可以自动被出清并实现帕累托最优；但在宏观上，流行的是凯恩斯的宏观失业模型，即存在非自愿失业的短边均衡。事实上宏观非均衡现象很难用瓦尔拉斯均衡条件下的微观主体行为来解释。从理论上看，重构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具有必要性，而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可以成为重构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的理论工具。从现实上看，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非均衡性具有深刻的微观原因，这一分析框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问题需要从微观视角重新理解。仅就宏观谈宏观，往往难以解释当前内需不足、价格疲软、投资不振、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以及政策传导效率下降等问题。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非均衡性并非仅仅是总量问题，总量背后是个量或者微观问题。因此，仅从宏观总量角度分析，很难真正找到问题根源。必须换一个视野，从微观看宏观。

二、从微观视角解释宏观非均衡现象

当前宏观非均衡的突出表现就是需求不足，特别是内需不足，具体表现为供强需弱。供强需弱意味着市场存在较为普遍的过度供给问题。按常规，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只要价格由供求决定，价格下跌会自动出清市场，但在我国供强需弱却持续较长时间，呈现出“内卷式竞争”，说明市场自身没有能力在短期内自动出清过量供给，因此这是一种非瓦尔拉斯均衡。这种非均衡在总量上表现为内需不足、价格疲软、经济下行以及通缩压力。这种持续性的供强需弱说明市场无法自动出清，不能仅用宏观总量框架解释。

第一，消费不足的微观原因。消费不足背后的原因是居民收入和资产负债表问题。从消费者行为看，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强调价格对消费的影响，即价格下降会带动消费增加。但过去几年，价格持续疲软甚至出现负增长，消费并没有明显增加。这说明消费并不仅仅取决于价格，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收入。也就是说，居民消费决策不是遵循单一决策规则，而是遵循收入和价格共同决定的双重决策规则，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没有爆发性收入增加，不可能有爆发性的消费增加。

近年来，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承压，背后与就业不足或就业质量不高有关。就业又取决于企业，稳就业的前提是稳企业，如果企业不扩张，甚至处于收缩状态，就难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收入增加就成为难题。居民的另一部分收入是财产性收入，主要与房地产相关。中国家庭资产中相当大比例是房产，房价下跌会导致家庭资产缩水、资产负债表减弱和信心下降。没有收入增长和资产负债表修复，消费很难真正被刺激起来。

第二，投资不足的微观原因。投资不足背后是产品市场供过于求和退出机制不畅。企业决定是否投资，不仅考虑利息率，还要考虑的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否卖出去，以及未来市场需求是否足够。如果库存持续积压，企业自然会对投资保持谨慎。当前产品市场处于供强需弱状态，价格竞争难以使市场自动出清，特别是内卷式竞争对处于中下游的制造业企业及中小型民营企业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抑制了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投资。

过量供给难以通过市场被出清还有另外重要的微观原因。部分国有企业仍存在软预算约束问题，另外，一些地方政府对本地纳税大户、产值大户企业有较强保护，使得一些低效产能难以退出。由此受到挤压的往往是制造业中的民营企业。部分上游行业具有垄断地位，可以进行价格转嫁，而下游企业转嫁能力较弱，只能通过降本增效来适应低价格环境。如果过量供给缺乏有效退出机制，民营制造企业投资意愿就很难真正恢复。

企业资产缩水和信心不足也是投资不振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总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增长乏力，民营资本投资增长率为负。投资不足当然与市场需求有关，也与企业资产负债表减弱有关。当企业资产缩水、利润空间下降、未来预期不稳时，企业投资意愿就会减弱。因此，投资不足并不能仅仅从宏观层面解释，其背后有企业资产负债表、利润预期和市场需求等深层微观原因。第三，地方政府功能收缩也影响投资需求和政策传导。实现财政分权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具有通过追求经济增长获得更好政绩的冲动，在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主动进取的角色，地方政府成为重要的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特别是在投资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近年来，地方政府面临财权与事权不匹配、财政亏空扩大、土地财政收缩、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约束加强等问题，地方政府功能出现收缩。在税收下降、土地出让收入减少、融资平台受限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更多依赖非税收入弥补财政缺口，而非税收入增加又会加重企业负担。地方政府积极性下降，不仅会削弱投资需求，也会影响政策传导和市场主体预期。

第四，传统增长动能衰减进一步加剧宏观非均衡。当前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结构性下行因素，主要是传统增长动能正在衰减，如改革红利、开放红利、人口红利、传统工业化红利等正在收缩，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如果这些微观层面的原因得不到解决，仅靠增发货币、降低利率或扩大财政支出，效果都会受到制约。例如，当前利率已经多次下调，但GDP并没有明显增长，这就需要思考是否存在类似流动性陷阱的问题。其实总量政策并不能有效解决微观问题，不能同时着力解决深层次的微观问题，单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宏观非均衡状态。

三、从微观入手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

不能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给予过高期待。自2014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已经持续发力，货币政策也总体保持中性偏宽松取向。但从实际效果看，宏观经济政策的边际效率递减已经是不争事实。2008年“四万亿”政策曾带动较强投资和消费扩张，200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就触底反弹，但此后即使政策力度不断加大，产生的效果仍然不及预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微观层面对宏观经济政策并没有做出预期的反应。因此，要提高宏观政策效率，不能仅依靠总量政策加码，必须从微观层面着手。

第一，激发微观活力是提高政策效率的关键。要提振内需，首先要增加居民收入；要增加居民收入，首先要稳定就业；要稳定就业，首先要稳定企业；要稳定企业，就必须提振企业信心并强化激励。这个逻辑链条十分清楚。稳企业应该是稳增长的“牛鼻子”，只有让企业好过并充满活力，就可以激发企业投资欲望。企业不好过，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增长，就没有就业增加；没有就业增加，就没有收入提升，没有收入提升，就没有消费增长。

激发企业活力关键在于产权激励和产权保护。当前宏观调控任务虽然紧迫，但微观层面的改革不能放松。国有企业改革仍然需要继续推进。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让企业真正面向市场、适应市场，而不是过度依赖政府。国企改革的关键仍然是产权明晰与政企分开，通过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实现国有经济的布局优化仍然应该是改革的重点。同时，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发展民营经济的核心是加强产权保护、促进平等竞争，让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一样拥有平等机会、开展平等竞争。产权激励、产权保护和平等竞争，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的重要基础。

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同样重要。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如果缺乏地方政府的积极作为，很多政策的放大效应难以实现。近年来，部分地方政府受制于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及为了规避风险，积极进取不够，投资功能有所收缩。稳增长需要发挥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经济作用。为此，要尽力解决好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困难问题，如做好化债工作，同时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解决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财政体制改革方向，关键是要推动落实。同时，对地方政府官员既要有约束，也需要激励，特别是要鼓励地方政府的主动进取行为。没有地方政府积极性，很多宏观政策就难以真正转化为发展动力。

第二，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

传统宏观政策传导机制正在弱化。过去较长时期，房地产是宏观政策和增长动能的重要传导机制。家庭、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曾经通过房地产行业获得资产增值、投资收益和财产性收入，从而激发投资与消费。房地产行业扩张时，政策刺激能够通过房地产传导到消费、投资和地方财政。但随着房地产市场严重收缩，传统政策传导机制明显减弱，增长动力传导也受到影响。因此，需要出台一系列政策稳定房地产，继续发挥传统增长动能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同时需要培养新的优化政策传导机制。

新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需要依托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和全国统一市场建设。未来，应通过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政策效应更好传导到实体经济和新增长领域。同时，还要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畅通国内大循环，维护公平竞争，形成更有效的政策传导机制。

四、推动增长动能转换

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还需要在继续发挥传统增长动能的同时培育新动能并推动增长动能的转换。从微观角度看，当前关键问题是增长动能转换。传统增长动能正在衰减，但余威仍在，需要继续发挥传统增长动能的作用。同时也要加快培育新的增长动能。这包括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创新驱动增长，推动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更加重视投资于人，发挥人口质量红利；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消费升级；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对外贸易；同时，要继续释放改革红利。传统增长动能衰减并不意味着增长空间消失，关键在于通过改革和创新培育新的增长动能。

五、结语：从微观入手，推动宏观非均衡状态改善

第一，解决当前的宏观非均衡问题不能就宏观谈宏观。造成当前宏观非均衡的背后，有深刻的微观原因，包括居民收入增长不足、家庭和企业资产负债表收缩、企业投资预期下降、过剩产能退出机制不畅、地方政府功能收缩以及政策传导机制弱化等。许多宏观总量政策无法直接解决这些微观原因，因此必须从微观层面入手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

第二，改善供强需弱格局，需要深化市场化改革。宏观层面的供强需弱格局的改变需要从微观上构建市场出清机制，根本上需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改善居民收入、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低效产能退出、提高地方政府积极性。深化市场化改革，是从微观层面破解宏观非均衡问题的关键。

第三，宏观政策与微观改革需要形成合力。宏观政策仍然重要，但要提高宏观政策效率，必须有微观改革配套。只有微观主体有活力，企业愿意投资，居民有收入和消费能力，地方政府有积极性，政策传导机制更顺畅，宏观政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要真正改善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必须把宏观政策和微观改革结合起来，从微观看宏观，从改革中提升宏观政策效率。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