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为什么怀念最后一位“文艺复兴式工程师”？

编译者按

1929年春天，爱因斯坦受邀为挚友奥雷尔·斯托多拉（Aurel Stodola，1859-1942）七十寿辰撰写一篇纪念文章。

图1：斯托多拉像，摄于1905年。

对于爱因斯坦而言，这本应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两人相识已二十余年，彼此欣赏，交情深厚。然而当真正提笔时，爱因斯坦却向好友贝索坦言，自己陷入了一种少见的困难：他不知道该怎样用几页纸准确描绘这位朋友。这种迟疑本身便耐人寻味。因为他想要赞美的，并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

在今天的中文世界里，斯托多拉几乎无人知晓。但在20世纪欧洲，他不仅是现代汽轮机理论的奠基者、热泵技术的先驱和著名教育家，也是一位关注工人处境、思考技术文明命运的工程哲学家。

1859年，斯托多拉出生于当时奥匈帝国境内、今天属于斯洛伐克的利普托夫斯基·米库拉什。1881年毕业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机械工程专业后，他很快成长为欧洲最重要的工程学家之一。1892年起，他在ETH执教长达37年，不仅参与创建了该校最早的机械实验室，也深刻影响了现代机械工程教育的发展。1903年出版的《蒸汽轮机》被译成多种语言，成为热力透平机械领域的经典著作。他还是现代汽轮机理论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并长期担任工业界顾问，努力将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结合起来。除了汽轮机之外，他还是热泵技术的早期先驱。1928年设计的一套利用湖水热能供暖的系统，至今仍在日内瓦运行。

图2：蒸汽轮机经典著作《蒸汽轮机》（Die Dampfturbine）封面。本书奠定了现代汽轮机理论基础，影响后来喷气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的发展。

仅凭这些成就，他已经足以载入工程史。

更耐人寻味的是，1937年，他将《工程师眼中的世界》重新修订出版时，竟改名为《神秘的自然》。从蒸汽轮机到自然之谜，这种思想轨迹本身便耐人寻味。

终其一生，他坚持学习外语、阅读文学、演奏音乐，并将大笔收入捐赠给贫困学生。正因为如此，斯托多拉的影响早已超出了工程学本身。

图3：《工程师眼中的世界》（或译《工程师视角下的世界观》）封面。该书反思技术文明的发展及其对人的影响

在这篇纪念文章中，爱因斯坦写下了一句令人意外的话：“倘若斯托多拉生在文艺复兴时代，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或雕塑家。”这当然不是因为斯托多拉会画画。爱因斯坦紧接着解释：在他的性格中，最强烈的驱动力乃是“想象力与创造的冲动”。这句话揭示了爱因斯坦眼中的工程学本质。

在许多人看来，工程师的工作是计算、制造和解决问题；而在爱因斯坦看来，真正伟大的工程创造与艺术创造一样，首先源于想象力。画家把心中的形象变成画布上的世界，雕塑家从石块中释放出隐藏的形式，而工程师则把尚不存在的机器、结构与系统带入现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斯托多拉并不仅仅是一位技术专家。他更像一位迟来的文艺复兴人。文艺复兴时代最令人着迷的，并非达·芬奇既是画家又是发明家，而是那一代人身上尚未分裂的精神世界：艺术、科学、技术与人文关怀仍然属于同一个整体。

而斯托多拉恰恰保留了这种难得的完整性。

他不仅创造机器，也思考机器。

图4：1939年，已经80岁的斯托多拉亲自参与了世界上第一台成功用于发电的燃气轮机测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大量伤残士兵，他与著名外科医生绍尔布鲁赫（Ferdinand Sauerbruch）合作，设计出当时最先进的活动机械义肢之一。

图5：机械义肢（Stodola Hand），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设计的机械手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推动现代工业发展的工程大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乐观主义者。他担心流水线生产使人沦为机器的附属品；担心过度专业化扼杀创造力；担心技术不断扩张，却让人的精神世界日益贫瘠。

这些忧虑，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读来，几乎具有预言般的意味。

而这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爱因斯坦会如此推崇他。

因为爱因斯坦终其一生都在反复强调：科学和技术固然能够提供越来越强大的手段，却无法告诉我们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目标。真正重要的问题，始终是人的问题。

因此，在回忆斯托多拉时，爱因斯坦特别强调的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他的同情心。战争的苦难、社会的不公以及人类彼此施加的伤害，始终沉重地压在斯托多拉心头。工程创造并没有使他变得冷漠；恰恰相反，正因为理解世界，他才更加敏锐地感受到世界的痛苦。

爱因斯坦为太多伟大人物写过纪念或祝贺文章——法拉第、马赫、洛伦兹、普朗克、能斯特……但他最推崇的往往不是智力上的卓越，而是人格上的高贵。而在写到斯托多拉时，他的语气明显更加私人，也更加温暖。

或许，这种欣赏还不仅仅源于敬佩。在某种意义上，斯托多拉与爱因斯坦本身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两人都成长于中欧的人文传统之中，都相信想象力比单纯的专业训练更重要；都热爱音乐，并将艺术视为人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都对日益加剧的专业化保持某种警惕。在他们看来，知识的价值不仅在于解决技术问题，更在于帮助人理解世界和自身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经历过现代工业文明最辉煌也最动荡的年代，并逐渐意识到：技术能够增强人的力量，却无法自动提升人的精神。正因如此，爱因斯坦在斯托多拉身上看到的，或许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更是一位与自己共享同一种精神理想的同行者。

在技术不断加速发展的时代，一个人依然能够保持创造力，却不被技术所奴役；拥有知识与力量，却不失去对他人命运的关切；能够制造机器，却从未把人看成机器。

从这个意义上说，《论斯托多拉》远不只是一篇寿辰纪念文章。它更像是一幅人格肖像。

图6：斯洛伐克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内的斯托多拉雕像。在中欧工程界，斯托多拉并不是边缘人物，而是一位被长期纪念的大师

或许，爱因斯坦之所以称他为“文艺复兴式工程师”，并不仅仅因为他兼具科学、技术与艺术的才能，更因为在一个日益专业化的时代，他仍然努力保持着人格的完整。

在这位斯洛伐克裔瑞士工程学家身上，爱因斯坦看见了一种越来越稀缺的理想人格：艺术家的想象力、科学家的理性、工程师的创造力，以及人文主义者的良知。

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我们认识的不只是斯托多拉。我们看到的，也是爱因斯坦自己。因为人最终赞美的，往往正是自己最珍视的东西。

原载于1929年5月12日《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收录于《爱因斯坦全集》第16卷文件511。爱因斯坦档案编号：［7-108］。

论斯托多拉

爱因斯坦撰文

方在庆译

当我提笔想写几句话来纪念斯托多拉这位技术大师，这个细腻而又坚强的人时，我立即感到，我自己的表达能力太有限，难以真正写出配得上他的文字。然而，我对这位高贵又宽厚之人的深厚敬爱，使我克服了这种羞怯；他刚刚走过的70年，也使我可以说一些话——在我们这个过于冷静的时代，这些话平日是不常说出口的，因为我们总体上并不习惯对人格做过多的颂扬。

倘若斯托多拉生在文艺复兴时代，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或雕塑家，因为在他的性格之中，最强烈的驱动力乃是想象力与创造的冲动。近百年来，拥有这样天性的人大多转而投身于技术领域。正是在这里，时代的创造欲望得以强烈地释放，而审美感及其热情也在此找到了远比外行所能想见的更为丰富的施展空间。在多年富有成果的教学生涯中，他传递给学生的激励是巨大的，每当谈及他和他的事业时，每个人的眼中都闪耀着光芒。

如果说他创作的主要动力是蓬勃的创造力，那么他力量的另一方面则源于永不餍足的求知欲和一种罕见的、清晰的科学思维。当本文作者还是苏黎世大学一名讲授理论物理学的新任讲师时，令他欣喜又不禁惶恐的是，斯托多拉那令人称奇的身影会出现在讲堂中，为的是追踪此学科的发展，一部分是出于纯粹的求知欲，另一部分是为了创造性地运用所学。当课程结束时，这位总能清晰把握要点的长者会提出深刻的问题，这些问题常以精妙的形式包含着合理的批评。在交谈中，面对这位伟大人物的羞怯很快便烟消云散，因为善意与肯定的意愿始终在他的言谈中闪耀。如果说有什么让交谈者感到沉重，那便是斯托多拉深沉的谦逊。

他精神的力量和灵动，与他灵魂生活的温和及细腻形成了奇特的、独一无二的对比。生灵的痛苦——尤其是人类自身及其愚钝野蛮所招致的痛苦——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对我们时代社会问题的清醒意识有力地充斥着他。如同所有独立不倚之人一样，他是孤独的，承受着对人类施加于人类的可怕行径的责任感，以及一种无力感——那些无情的群体性悲剧事件强加于我们的无力感。他虽然异常成功且为众人所爱，但其敏感性必然导致他陷入痛苦的孤独。然而，他丰富的天性为他创造了补偿——对音乐的挚爱以及对他的两个女儿的爱。他将自己内心的深沉特质传递给了她们。不久前他失去了女儿海伦妮，他在深深沮丧中写下的悼词，见证了一种罕见的灵魂共鸣的亲密。恰恰在这深切的痛苦中，这位非凡人物的内在丰饶得以显现。

然而我们，即所有因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光芒四射的仁慈而感到幸福并汲取力量的人，今天满怀感激地向他伸出手，祝愿他还能经历许多充满创作与沉思的幸福岁月，并愿他意识到自己工作的丰硕成果以及所有认识他及其作品的人对他的温暖同情。

“斯托多拉即将放弃教学的消息，令我深受震动。去年我们那次活跃的会面中他所展现的朝气——尤其因他提及刚刚痊愈的重病而更令人印象深刻——使我将他对年事已高和教学生涯终结的提及，仅视为对遥远未来的预感。

“学校所失去的东西，只有那些在30多年之后仍然被当年课堂深深影响的人才能真正明白：那时，我们第一次懂得了技术的简洁和技术创造的意义。轴承、密封、调节过程，这些原本只是公式里遥远且封闭的概念，忽然变得鲜活起来，成为可以把握、可以带着走的东西，也在我们心里唤起了一种创造的信心。

“这些年来，有一个时刻始终像亮点一样留在我的记忆中：几乎被遗忘的雷诺兹研究照亮了流动现象的本质，并成为理解摩擦的关键；还有那些出色的绘图练习，在那里，空间想象和物理理解以一种简单又有力的形式，服务于有意识的构造工作。我们在那里学到的不只是‘技术是什么’，更是那种能够在精神上把握整体的创造活动。

“如今，这种创造的力量即将离开教师岗位，我们要做的是让它变得对我们更加亲近，也更加有效。我们要为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也为后来更年轻的人，保存那股从第一次相遇起就裹挟并推动我们的生命之流。

“多年来，斯托多拉始终将心力倾注于培育精神的幼苗。只要我们学会与他保持亲近，这项事业便能更加自由、更加从容地延续下去。人类能否发展出一种共通的感知力,事关重大，不容忽视。这位即将离开学校却无法割舍青年的教师，这个身上流露着更高世界之澄明与宁静的人，确实属于那极少数之列——他们是我们在继续构筑人类未来时，有权期待我们所有人挺身而出的引路人。”（引自斯托多拉曾经的一位学生给A.爱因斯坦的信）

1、指英国流体力学家奥斯本•雷诺兹 （Osborne Reynolds, 1842—1912）关于流体湍流与层流的开创性研究，他引入了“雷诺兹数”这一关键概念。斯托多拉在教学中生动地阐释了这项基础研究对理解摩擦等工程问题的重要性。

2、共通的感知力，原文为拉丁文Sensorium Commune，直译为“共同感官”或 “感知中枢”。在哲学史上（如康德曾使用），它指一种将各种感官印象统一成完整经验的内在官能。在此处引申为人类应培养的一种共通的感觉、共识或精神共同体，以应对时代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