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八章：重新思考霸权概念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国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塞达卡”村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撰写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问世。作者曾任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深耕农民政治与底层研究数十年，书中融合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与政治经济学视角，记录了一个稻米村庄在“绿色革命”冲击下的社会裂变与底层回应。

全书以村庄日常生活的细腻叙事为主线，剖析了贫富分化加剧时，弱势农民为何没有发起公开暴动，而是转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懒、装糊涂、暗中破坏、偷窃、诽谤、散布谣言乃至表面恭顺背后的冷嘲热讽。通过对比正式政治与日常政治，着重揭示底层群体在不具备公开对抗条件时，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风险的“弱者的武器”维护自身尊严与利益。书中案例多源自对村民对话、仪式、劳动场景的深度观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关系、宗教习俗等主题，部分结论因对“霸权理论”的颠覆性质疑而引发学界持久论辩。该著作开创了“日常反抗”这一研究范式，被译成十余种语言，成为当代政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跨学科对话的里程碑式文本。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八章：重新思考霸权概念

我们对于塞达卡阶级关系的考察相当有力地表明，和意识形态统治相关的霸权概念值得从根本上进行重新思考。我希望说明的是，此类重新思考不仅是在这一分析中所涉及的70个家庭的情境所需要的，而且也是在普遍意义上分析从属阶级所需要的。

此处使用的霸权概念当然是来自杰出的意大利斗士、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作。 [476]自从他的狱中札记变得广为人知以后，大批有影响力的修正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其中包括阿尔都塞、米里班、普兰查斯、哈贝马斯以及马尔库塞）都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用过这一概念。这一分析传统可溯源至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著名篇章。其详细内容如下：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477]霸权只不过是葛兰西赋予意识形态支配过程的一个名称。其背后的核心概念是统治阶级不仅要支配物质生产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产方式的要求。从观念层面上看，其对物质生产力的控制与其对社会的意识形态“部门”——文化、宗教、教育和媒体——的控制相同，使之可以传播那些可以强化其位置的价值观。简而言之，葛兰西所做的就是解释虚假意识的制度基础。

我要说明的是，取得从属阶级的认同和被动顺从，是比制裁和强迫更为有效的阶级统治方式，这才是霸权的关键意涵。当然，霸权可能被用于指涉社会统治的全部综合。然而，此处是在其象征意义或者说理想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的，因为这恰恰是葛兰西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贡献之所在。事实上，通常情况下，正是意识形态霸权的普遍性、深入性确保了社会和平，并将政府的强制性机器推至后台。唯有“当预期到危机将至、自发性认同失去效用时，国家才会公开诉诸暴力” [478]。

严格说来，即使详细解读葛兰西的观点，这种霸权的自发性和完整性究竟怎样仍不完全明晰 [479]。有时，他似乎暗示霸权包含了对统治集团的合法性和优越性的主动认可；有时，他又暗示这种认可是一种更为消极的行动，在这种行动中，社会秩序的主要特质仅仅由于已被给定而被接受。然而，葛兰西的确敏锐地指出了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区别。[480]例如，工人保卫其物质利益的具体行动可能代表一种激进的意识，但在思想层面——即霸权起作用的层面——由上层决定的、为社会认可的价值和观念的土壤会破坏掉这种初始的激进意识。费米亚写道，这一阻碍意味着“如果西方国家的大众仅仅采用自己的策略，他们是无力克服自身的知识和道德从属地位的……漫长而艰险的去神秘化历程需要借助外在的力量” [481]。因此，革命性政党的功能是给工人阶级提供其自身无法生产的概念工具和“批判意识”。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够打破资产阶级霸权，并用自身的霸权取而代之；葛兰西坚持认为，这一新霸权并非革命的后果，而是真正的革命的前提。 [482]当然，为了解释为何《资本论》所述的资本主义物质矛盾并未在工业化的民主社会中引发社会主义革命，葛兰西和其他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他们对意识形态统治的分析。正是资本主义显而易见的持久生命力迫使他们将关注的焦点转移至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这一关注点在很多方面都颇受欢迎并具有指导意义。首先，它避免了经济决定论的极端形式的弊病，并且赋予广义上的意识形态领域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能直接被解读为客观的、物质性的条件，毕竟，霸权和虚假意识这两个术语就是对这一观点的明确认可。 [483]但是，在为意识形态统治本身的分析开辟延误已久的空间的过程中，在我看来，葛兰西的许多继承者用某种意识形态决定论取代了他们试图规避的物质决定论。令人好奇的是，葛兰西自己的著作则较少招致这种指责，而那些追随这一传统的人（例如，米里班和阿尔都塞）的更为纯粹的、理论上的精雕细琢之作却引发了更多此类的批评。[484]下面，我希望对霸权的观念和与之相关的虚假意识、神秘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等概念加以说明，它们不仅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塞达卡的阶级关系，而且恰恰可能严重误导我们对大多数情境中阶级冲突的理解。 [485]接下来，我将相当简要地概括我还会展开详尽论述的内容的要点，这将有助于安排随后的讨论：

首先，霸权概念忽略了大多数从属阶级能够在其日常物质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

第二，霸权理论经常混淆何为不可避免的与何为正当的区别，这种错误从属阶级是很少会犯的。这种结论出自对负载权力情境中公开行动的表面观察，既忽视了“隐藏的文本”，也没有看到常规的必要性和对于“经济关系压力”和压迫现实的实用性服从。

第三，根据定义，一种霸权的意识形态必然表现为一种理想状态，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矛盾，它可以被用来对自身进行批判。群众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源在此意义上既可以在现行意识形态秩序的内部寻找，也可以在其外部寻找。

第四，对几乎任何明显的革命群众运动的普遍参与者的历史考察都表明，目标的确定通常是有限的，而且多带有改革色彩，尽管为达到目标所采取的方式可能是革命性的。因而，“工团意识”并非如列宁所称是革命的主要障碍，而是其唯一可能的基础。

第五，历史地看，一种支配性意识形态的规范与价值体系的崩溃，典型地是新的生产方式承载者——例如资产阶级——的任务，而不是从属阶级如农民和工人的任务。因此，从属阶级经常被视为向后看的，因为他们要维护他们自己对早期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以对抗由精英和/或国家所强加的新的和痛苦的安排。

洞悉[486]假使在塞达卡存在一个支配性的霸权意识形态，那么，它会通过不同途径让人们知晓自己的存在。至少，它要求农业精英的信仰和价值体系能够渗透并主宰穷人的世界观，使之产生对本质上并不是服务于他们客观利益的农业秩序的同意和赞许。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掩盖或误传我们已经考察过的阶级利益的真正冲突，从而对穷人加以有效地利用，使之成为牺牲自身利益的共谋者。

我们从塞达卡较贫穷农民那里听到的描述，的确足以立即驳斥人们对他们的意识形态状况特点的概括。如果这里存在任何需要说明的洞悉，那么，同精英信仰对穷人的洞悉相比，穷人有着更强的洞察能力，这就是他们对富裕农场主、地主以及外界官员所表现出的自私自利图景的几乎每一个细节的洞察。当然，穷人要求的权利及主张都是双耕之前盛行的。或许，在此意义上，他们大多诉诸以前的/既有的意识形态秩序。我将在稍后讨论这一话题，但在此我应该立刻指出的是，他们的这种诉求是基于自身的物质利益的，而富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赞同同样的价值体系，尽管他们的经济行为现在更多地因循了资本主义的路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塞达卡的富人不再认同这种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将最有利于解释他们如何行动并且为那些行动提供似乎很有道理的依据。

有充分的理由假定，塞达卡的穷人对于“官方”现实的有效洞察并非独一无二或为数极少，而是极为常见。认为塞达卡的农民阶级具有特殊的洞察能力，这显然是高估了任何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分量以及凝聚力。这里我完全同意保罗·威利斯对阿尔都塞极富洞见的批评：

结构主义的再生产理论认为主流意识形态（其中包含文化）是难以穿透的。一切都巧妙契合。意识形态总是先于任何真实的批评而存在并且优先于这种批评。弹子游戏的弹珠如果要平滑运行就不能有裂缝。所有具体的矛盾都被普遍的意识形态再生产功能抹平了……相反，我更为乐观地认为……社会和文化再生产内部存在很深的官能障碍和强烈的张力。社会行动者并非意识形态的被动承载者，而是意识形态的主动使用者，他们只是通过斗争、争论和部分地洞察那些结构来再生产现存的结构。 [487]因为官方的陈词滥调不可能具有人们通常设想的连贯性或统一性，并且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行动者对其又会作不同的解读，因此，从属阶级对于任何官方陈词滥调的洞悉都是值得期待的。反过来，这些多种多样的理解根植于日常经验。这类陈词滥调并未作为空洞的象征信息而被接受，而是在为保卫物质利益而进行持续斗争的情境中被赋予了意义。 [488]任何政治或宗教信仰体系的从上向下发送的过程都是重新解释的过程，它调和了先在的信仰，被洞察又发生转变，这是分层社会的共有特征。

在此意义上，人们可以在一个农业社会中谈论“民间”社会主义、“民间”民族主义和“民间”共产主义，如同谈论民间宗教那样。如果设想一下在奴隶当中所信仰和实践的基督教形式同奴隶主所信仰和传授的基督教形式分歧甚大，我们就不必惊讶佃农持有的对家长式统治的理解同地主对家长式统治的理解完全不同。 [489]这些外在于农民阶级而形成的信仰体系的原则被改变，这些原则是多种多样的，但非常明确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原则被接受它们的阶级根据自身的物质和象征利益重新解释了。当看到离经叛道的解释——意识形态异端——源自于从属阶级时（根据定义，这些从属阶级在官方的现实描述中最无关紧要），也就不足为奇了。 [490]

人们或许可以将此逻辑推进一步并且像某些人一样提出主张：从属阶级的规范性合作并不是“社会秩序的必然要求” [491]。阿伯克龙比及其合作者在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一般性批评中令人信服地证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都未能成功地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化于从属阶级之中。他们将这一失败解释为社会化机制（反抗强度的另一名称？）的弱点以及其他强制形式（包括导致我们早先称之为“常规性顺从”的压迫）的效力。从这一角度来看，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可能主要在于确保统治阶级的凝聚力。与此同时，从属阶级的顺从则基本上源于他们这样的认知：所有其他路线都是不切实际的、危险的或者两者皆具。

如果此逻辑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那么它当然更适用于早期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和第三世界的农民阶级。这是因为霸权的制度化基础——如学校、媒体——在晚期资本主义有更加深厚的根基，并且可能因此而更为有效 [492]。相反，依据多数资料记载，早期工人阶级事实上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是外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只有在工作方面除外。正如恩格斯在其对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研究中所观察到的：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讲话方式不同，拥有不同的思想和观念、不同的习俗和道德准则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理念。因此他们是两个存在根本差异的族群，就像种族所造成的差别一样。 [493]农民阶级则更加远离了象征性权力的制度圈子。他们居住在霸权机构驻扎的城市以外，主要依据口头传统行事，这使之与印刷传媒也相对疏离。作为一个有着自身文化传统和反抗模式的古老阶级（与无产阶级不同），作为拥有自身的影子制度（如非正式的宗教学校、仪式和节日）的阶级，农民阶级较少受到霸权行为的影响。贫穷农民的物质和象征利益很可能使其质疑主流的意识形态，而正是这些主流意识形态将对农民阶级的物质剥夺和小农低下的地位合理化。当我们意识到这一事实后，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何他们会拒绝“象征性合作”了。

在塞达卡的个案中，穷人可以洞悉官方现实这一事实显而易见，这有理由让人提出疑问：在其他类似的情境下它为何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呢？然而，如果人们只观察到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公开遭遇（“部分的文本”）而完全忽视表层之下的含沙射影，忽视了对权力关系情景之外的问题的讨论，忽视了每天都在发生的匿名的、不声不响的常规性的实际反抗行动，那么这个问题就会随之被忽略掉 [494]。因为，在几乎所有负载权力的情境下，支持官方现实正是为了维护大多数贫穷村民的直接利益。因此，如果仅仅采用部分的文本，则会造成神秘化的印象。但是，我们可能会犯这样的错误，即没有意识到神秘化和印象管理既是无权者的一种姿态也是富有者的意识形态统治方式。当葛兰西宣称从属阶级的激进主义更多地存在于其行动而非信仰时，我确信他是被误导了。事实几乎完全相反，行动领域——特别是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下——正是被统治阶级最受制约之地。而恰恰是在信仰和解释层面——在这个层面他们可以安全地冒险——从属阶级才最少受到束缚。塞达卡的富人往往坚持公开行动的一致性并且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可以不坚持私人的意识形态一致，他们也不需要那样做。 [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