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钱穆先生说要对历史有温情，这句话的实质，就是让我们站在人性的角度观察历史，而不是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评判历史，更不能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上发生的事，轻率的下结论，情绪化的解读，历史上的得失，其实不仅是历史的局限性，而是结构性的矛盾无法解决。
片面功利化的历史观。如果读历史只盯着辉煌成就，而滋生盲目的骄傲。却对历史中的失误和教训视而不见，甚至用活该贬低失败者，弱化自身责任，最终只会因缺乏反思而重复错误，陷入了活该的循环。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不是王安石变法的理念和举措的失败，而是他所在的官僚系统，无法满足他系统性的改革的要求。比如，他的青苗法，初衷是为了救济穷人，对冲风险，可在这样粗率的官僚系统下，没有监督，缺乏精准控制，官员只是把百姓当他治下的工具来对待，在这种环境下，它就变成了，他们敛财的一种工具，沦为老百姓头上的又一道枷锁，这种枷锁在这样的体制下，基本是无解的，因为监督、分权、制约的体系，没有形成，官僚内部蛇鼠一窝，所有的措施，多好的理念，不过都是变了一种法子盘剥而已。我们现在再来评说王安石是忠是奸，你觉得有意义吗？他的忠奸，是他个人的人格和良好的愿望能解释的吗？有人说他任用小人，那么他能任用谁呢？不和他合作的保守派吗？即使他和保守派和解，改革温和一点，他的改革就能推进吗？这都是不可能的，想打破均衡，制造新的均衡，一定会被巨大的利益集团反噬。
不要对历史悲剧作轻率的评判。看到王朝覆灭说一句统治者昏庸，活该？看到民生痛苦，说一句百姓愚昧，活该。骄傲不是对先辈智慧，文明重复的合理自豪，而是排他性的自我美化，盲目骄傲，只盯着四大发明，汉唐盛世，却回避闭关锁国，晚清沉沦。把历史的辉煌，当成自身优越的证明，而非前人奋斗加时代机遇的结果。
有人说那辛亥革命成功了，怎么解释？我想说，除了把清帝赶下位，这一个成果后，社会性的结构变了吗？没有变，算什么成功？改革的成功就是社会结构变了，才叫成功，如果社会结构没变，只是换了一个人，继续唱以前的那一套戏，换了一个戏名，不叫成功，那叫换汤不换药，那是某一些人的成功， 不是所有人的。
改革开放为什么成功了？因为它改变了社会结构，产业工人大量崛起，大量人口进城，城市化率大幅提高，制造业蓬勃发展，这叫成功，所以我们不能用单一的视角来评判历史，用二分法来评判历史。
比如，若只说晚清活该落后，却不反思。闭关锁国背后的认知僵化，权力集中，导致决策失误，就可能重蹈盲目自信，拒绝革新的覆辙，只盯着过去的荣光沾沾自喜，却对历史的教训嗤之以鼻，最终只会在同一个地方反复跌倒，这将是活该的路会很漫长的深意。
我们一定要认清深层次的问题，在历史上辉煌过。为什么会辉煌？不能用厉害，华夏文明伟大，来大而化之的概括。
而是要找到其内在的结构性密码，有人以为汉武帝显耀了华夏的荣耀，可他穷兵黩武，差点毁了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强大，绝不只是领土的辽阔，四夷多怕你，而是人民的富庶，文化的繁荣，国力的强盛。
赵宋王朝为什么在历史上被广泛称道，冗兵冗官那么严重，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赵家天子不能一人说了算，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分权的结果，就是不容易偏激，纠错机制比较好，有错，不会太离谱，就能被纠正。而宰相敢说了算的原因，是授权比较充分，君主比较宽厚，所以宰相敢于抗争，也不会引来更大的灾祸。而不能仅仅把它归结于个人品质，人性是最靠不住的，遇上暴君，多好的人品，都得明哲保身，都得报喜不报忧，这都是权利结构造成的。
历史的价值，不仅在于我们曾做到了什么，更在于我们曾经为何跌倒，这种活该的背后，是缺乏共情与反思的推卸责任，把历史悲剧推因于个体的过错，而非深层的制度漏洞，文化惯性，权力结构，就无法意识到悲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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