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红搞慈善遭质疑，是“好人被枪指着”吗？

最好的慈善是商业，

最好的慈善是法治，

最好的慈善是自由。

各位好，昨天《我觉得，应该放过已经道歉的韩红》一文，有些读者反对，有人说，凭什么不能追查韩红？你去看看这几天的新闻，现在已经不是她“走个面”的问题了。是她的整个慈善事业都被系统性质疑了！

我昨天的文章说过，其实我对这种针对个体的“打蛇随棍上”的网络纠察方式特别不感冒。我觉得这样搞的结果恐怕是以后大家都不敢发声、都不敢做事了，多说多错，多做对错，那怎么办？所有人都躺平“闷声发大财”就好了么？

但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们不妨把这种质疑仔细分析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道理。

查找并总结了一下，对韩红慈善基金会的质疑，目前主要有三点：

第一，是巨额善款闲置与对外投资问题。有网友查阅基金会2025年度报告发现，基金会当年总收入高达7.82亿余元，但公益支出仅约2.92亿元。近5亿的沉淀资金被拿去进行对外投资理财，且理财年收益较低（约602.5万元，不足1%）。公众质疑，普通人省吃俭用捐赠的“救命钱”，为何不及时下拨至急需的项目，而是放在账上“趴窝”理财。

第二，是捐款记录缺失风波：前几天，有百万粉丝的博主发布视频质疑，称自己4年前曾向韩红基金会银行转账捐赠19060元，但在基金会官网系统内却完全查询不到记录。

第三，是高价办公设备采购的问题，前述的那位博主同时指出，基金会的审计报告中显示，其曾采购多台单价在1万到2万多元不等的苹果电脑。网友质疑作为非营利性慈善组织，是否有必要配置如此高昂的办公设备。

对于这三点，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及支持者都做了相关说明：

对于捐款查询的事儿，银行转账需人工认领绑定，非系统自动关联。对于设备采购问题，回应称高配电脑系为数字化与项目设计需要，且相关采购合规。

最后是沉淀资金收益率太低的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应该问韩红的基金会，这几年投资不赚钱、收益率极低是个行内公认的普遍现象，质疑这个你不如去问问宏观形势，另外韩红的支持者也指出，韩红基金会管理费率是远低于法定标准，而且韩红个人从未从基金会中领取薪酬。

简单的说，如果这些都属实，那么韩红从基金会中牟利的指控就被彻底反驳掉了、一个已经成名已久的歌星，顶在风口上搞慈善，又不为自己敛财，你说她图啥？

所以，总结起来说，你说韩红的慈善基金会细究起来有可以质疑的点吗？肯定有。但这些点真的是韩红或者她的基金会做的特别不好吗？我觉得未必。

这几年，类似名人做慈善反遭质疑的案例真的不少，你看前段时间的李亚鹏和他的“嫣然”基金会风波。李亚鹏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长视频，坦承自己“情怀大于能力”，把医院的财务困境摊开来谈。结果引发了巨大的网络舆论震荡。有人（包括我自己）一被感动，就给他疯狂捐款，也有人质疑他搞了这么多年，结果钱花的性价比都极低极低，某海外慈善机构花几分之一的资金在中国救助的唇腭裂儿童都是他基金会的数倍——说的不好听点，折腾了半天，李亚鹏老师耗费了自己精力不说，还浪费了公众的关注度、资金和感情。

但不管怎么样说，我觉得李亚鹏那个视频里那句话说的是很在点子上的——“情怀大于能力”，李亚鹏、韩红，一个演电影的、一个唱歌的，术业有专攻，你让这些演艺圈的专家去跨行搞慈善，甚至要深入到救治唇腭裂这种需要高度医疗专业知识、医疗管理能力的领域。真的是有点强人所难了。这本来就不是这些明星们应该做的事情。

那就产生一个问题，本该专业的人哪里去了？

在西方，演艺明星可能也会做慈善，但大多仅止于参加个慈善晚宴、或者挂名某慈善机构、为其代言的层级。像韩红、李亚鹏这样真正自己操刀主持一个基金会，忙里忙外，还能把事情处理圆润的真的少之又少。

最典型的例子，比如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小李子）的环保基金会，它貌似和韩红、李亚鹏的基金会很像，但在美国的法律中其实是一个“捐赠人指导基金”（DAF）。小李子只负责利用自己的名气去筹款、站台、表达情怀。而具体的资金审计、捐款筹集、项目筛选、落地执行，全部外包给像“加州社区基金会”这样超级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搞得一直很红火。

都是帅哥搞慈善，怎么人家这样咱那样了。

而“加州社区基金”在当地已经超过一百年了，美国这样的非盈利第三方民间机构（也就是NGO）特别多、非常成熟。但咱这儿就不要说了——一说NGO，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就立刻又联想到“抓特务”了。

隔行如隔山，搞慈善也是个行当，不是很多公众想当然的，光当个散财童子就可以了。

所以李亚鹏和韩红的困境，就好比一个富人动了恻隐之心想去灾区发盒饭，在成熟的市场体制下，富人只要出钱就可以了，自有餐馆饭店代劳，也不用担心出食品安全问题。可是如果市场机制不健全，富人就得自己动手从原料开始采买、运输、甚至自己下厨做饭、最后发到每个民众的手上……这不出事儿才有鬼呢。

没有环境基础，这行当本来就太难干。

我前段时间读了一本挺有意思的书，叫《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如何拯救世界》（Charity Capitalism: How the Rich Can Save the World），这本听着名字特别反动的书，讲的却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事实，那就是经过上千年的进化（从基督教慈善开始），慈善在西方早就不是我们想象光发钱那么简单了，该书系统论述了以比尔·盖茨、索罗斯为代表的新一代“慈善资本家”是如何运作的。他们把经营跨国公司的风控、审计、KPI考核、ROI（投资回报率）等硬性商业管理逻辑全盘引入慈善基金会，以此来对冲和解决传统非营利组织“委托-代理”中的监督黑洞。

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韩红、李亚鹏搞得这些慈善，跟比尔盖茨、索罗斯的慈善相比，那就是足球界中国队跟巴西队的差距——差距不仅是技术上的，而且是理念上的。

但是中国足球踢得不好，你光骂上场的那几个队员有用么？第一，罪责不在他们。第二，他们不上场，岂不是更没人踢了？

所以我觉得，最近接连闹出的质疑韩红或者李亚鹏的风波，对这两个个体来说都挺冤枉的。我们国人本就有个挺不好的传统，总喜欢把体系问题简化成为个人问题，又把个人问题简化为个人道德品质问题。思考中国民间慈善事业为什么落后世界先进水平这么多，民间慈善为何普遍凋零，这个问题太复杂、想多了甚至有点冒险。远不如直接说韩红和李亚鹏道德品质败坏，甚至质疑他们中饱私囊来的简便——但极度类似于“亡国怪奸臣”的后一种思维真的有用么？

可你看当下的舆论哪管那个，图个一时嘴爽，解气就可以了。

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李亚鹏偃旗息鼓了，韩红也宣布退出慈善圈，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慈善本来就缺乏比尔盖茨、索罗斯那种企业家、金融家参与，如今演艺明星也纷纷成了前车之鉴，以后还有没有人敢搞？好像没人在乎这个。

文章写到这里，本来就可以结束了，但我忍不住多说两句：在我看来，慈善这个事业，和政府的某些职能其实是高度重叠的，它们本质上都是把社会资金筹集起来，通过某种方式进行二次分配。所以慈善可以被视为是政府的补足、和竞争对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小政府”的国家，比如欧美，慈善机构就比较多、比较成熟，而有些国家政府大到一定程度，比如我们的某东邻，慈善机构就压根没有了——一切类似的福利，是谁给的？那都是“将军的恩情”么！

也按照这个理论去推理，慈善事业遇到的许多问题，与政府会遇到的是高度相似的，比如腐败问题，资金管理问题。从这一点上说，公众舆论对李亚鹏、韩红的质疑，不是来的太早，而是太晚了。韩红说句“走个面”，大家才纷纷蹭流量去查她的账，甚至把四年前的捐款都扒出来了。这种纠察即太严厉、又来的太迟了。

在政治学与经济学中，本有一个公认的铁律：谁出资，谁监督。

对政府是如此，对慈善机构亦然，而我们一直缺乏这个意识。

当公众把真金白银捐给基金会时，他们扮演的角色，其实就等同于向这个“影子政府”交税的纳税人 。既然慈善机构是在代行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准政府职能，那么它就必须接受不亚于政府财政预算案的严苛审视，从一开始就本应是这样，。

但在过去，由于中国慈善事业长期处于“道德叙事”包裹着的婴儿期，公众往往对韩红、李亚鹏等说要搞慈善的明星印象很好，并在捐款时带着一种“恩人视角的盲信”，只要看到明星痛哭、看到救灾现场的横幅，就默认钱已经送到了灾民手里。

而等到明星为“走个面”这种事塌房了，“道德叙事”破产了，舆论就立刻开始超严厉倒查账。我总觉得这种思维和古代中国王朝的“治乱循环”有种神似的同率。

平时将偶像奉为牌坊上的圣人，一旦发现瑕疵便立刻将其打成奸佞妖邪。这种“非圣即盗”的巨婴式舆论情绪，恰恰对应了制度缺失下，人治社会的无序钟摆。

我非常喜欢的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一书中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花钱矩阵”。弗里德曼指出，人类花钱有四种方式：

1.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最有效率、最省钱，如我们的日常生活）；

2.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省钱，但不在乎效果，如请客送礼）；

3.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讲究效果，但不省钱，如公款吃喝）；

4.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省钱，也不在乎效果）。

政府开支和慈善基金会运作，很不幸，恰恰就落入了第四种最糟糕的模式，因此天然滋生低效与寻租，但它们恰恰又是被一代又一代大众所迷信的“乌托邦”，于是人类不得不一代又一代的交纳这个高额的智商税。

从这个角度看，前文所提到的，美国慈善组织的管理和监管高度专业化、精细化，是这种“糟糕模式”的一种回调和补足，但没有办法完全克服其中的慈善腐败。

美国总统特朗普想当初是有自己的慈善基金会：特朗普基金会。但2018年，该基金会被纽约州总检察长起诉，理由是指控基金会非法将慈善基金用于解决其家族企业的法律纠纷、支持总统竞选等私人和商业目的。最终法院勒令其解散。

当时川总正在他的第一任期里，心灰意冷的他立刻在推特上宣布：今后不再搞慈善了——美国小韩红了属于是。

这个案子你今天去问美国公众，依然是一笔糊涂账，根据不同人群的不同观感，特朗普这个人，在“大善人”和“贪污犯”之间来回测不准。所以，你看，机制成熟是成熟，但美国至今其实也没有真正解决慈善监督的问题——就像政府腐败是个世界性难题一样。

那怎么办呢？

按照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主张，直接从社会筹款、撒钱的传统慈善，从根本上说，就不是个解决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的好办法。

因为真正难以跨越的贫富分化和不公，往往是政府或其他机构过度干预、管制（如特权、行业准入限制、垄断执照）造成的。这些管制保护了既得利益者，剥夺了穷人通过自由摆摊、自由提供劳务来翻身的权利。

因此，最好的扶贫就是“解除管制”，允许穷人自由地参与商业竞争。然后形成一个良性、持久的商业保险体系，依据大数原理，救助落难的穷人。

所以有了那句话：

最好的慈善，就是商业。

但我觉得这话，应该再加上两句才完美：

最好的慈善，就是法治——它划清权利与资本的边界，用刚性的契约代替虚无的道德。

最好的慈善，就是言论自由——它赋予每一个公民监督的权利，让每一笔暗箱操作都无处遁形。

最好的慈善是商业，最好的慈善是法治，最好的慈善是自由。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真正的慈善，让我们为这些慈善，而努力。*

编者注：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就有关问题的说明（2026.7.2）请见其微博官方账号：

https://weibo.com/u/268479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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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京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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