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与救亡

记者 李佩珊

文/刘刚

考据：这是最后的斗争

“考据学里的救亡运动”这一提法，初看很矛盾：考据学以训诂、校勘、辑佚为务，讲究“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看似埋首故纸，远离现实，而“救亡”则指向国家危亡之际的激烈行动。然而，若深入清代思想史脉络，便会发现，考据学非逃避现实的避世之学，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士人以学术为武器、以文化为战场的一种深沉而持久以至于不显山不露水的救亡实践。

中国救亡运动，始于17世纪中叶明清易代。

明清之际“亡天下”的文化危机，催生出一场以学术为武器、以文化守根脉的沉默革命。清初，两条救亡路线，一条是政治上“反清复明”，一条是学术上“文化守成”。政治路线失败后，转向文化救亡路径——“以学术保文化，以文化存天下”，将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落实到一字一音、一经一史的考据实践中，为华夏文明守护不可剥夺的文化根脉。

以考据学救亡，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抗战。

它不喊“驱逐鞑虏”，却通过整理《十三经》证明华夏道统未绝；它不举义旗，却借校勘《水经注》暗喻山河破碎；它不办报纸，却以一部《说文解字注》唤醒民族语言自觉。正如梁启超所言，清儒之学，非为学问而学问，实有其不得已之苦心焉。这“苦心”，正是在山河破碎、道统危殆之际，以笔墨为利刃，以典籍为长城，守护一个古老文明的不死的灵魂。

因此，“考据学里的救亡运动”，不是边缘化的学术游戏，而是中国近代救亡图存中最深沉最坚韧的一条精神主线。

那时，救亡是个大问题。顾炎武说，亡国可以，亡天下不行。何为“天下”？满清入关，不仅带来了王朝更迭——“亡国”，更下了剃发易服、文字狱之毒手扼杀文化，华夏面临“亡天下”。

学术与政治救亡之间的互动，是中国近世思想史中最深刻、最复杂的张力之一。二者并非彼此隔绝的平行轨道，而是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相互激荡、彼此塑造，时而张力拉扯，时而合流共振，表现出学术为政治救亡提供合法性与思想资源。

政治行动若缺乏文化引导，易陷入空想，或沦为行暴，故以学术为其注入文化正当性，并溯源至历史深处。

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如《明夷待访录》，成为晚清革命“推翻帝制”的思想先声；清末革命，章太炎以小学——文字训诂，考证“华夷之辨”，为“驱除鞑虏”提供语言学与历史的依据；孙中山“恢复中华”的口号，其文化内核正来自顾炎武的“天下兴亡”之说。

天下，是江山与文化。由汉人说汉语，以国史立国家。怎么救它？江山丢了文化在，国家亡了国史在，只要江山和国家的主体还是汉人说汉语，这国家就有救，这天下就没亡。如果连汉人都做不成，那天下就要亡了。所以，从顾炎武“明道救世”到章太炎“以国粹激动种性”，从梁启超“新民”到抗战学者“文化抗战”，中国近代的救亡之路，一直是学术与政治在撕裂与融合中共同铺就的精神长征。

有清一朝二百余年，从清初到清末救亡不断。

清初救亡，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反清复明”的政治路线，以郑成功为代表，退到台湾去；一条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学术路线，以顾炎武为代表，退到考据学里。这两条路线都在发展，政治路线发展出孙中山，学术路线发展到章太炎。

到了晚清，这两条路线会合，成为革命的主流。为什么救亡运动要在考据学里潜移默化？通常我们对考据学的认识，大多以为是为了逃避政治、逃避文字狱而躲进故纸堆，其实这只是看到了消极的表面。从学术上来看，清初考据学又称汉学，那是以学术的方式对做汉人说汉语的认同，同时也是对理学的否定。这是一种极具文化自觉与政治意涵的经世致用的深度实践。

考据，不是逃避，而是以学术重建文化主体性。

清初士人，面对夷族入主，遭遇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机。他们意识到：政权可失，文化不可亡；语言、经典、礼制若断，则“天下”真亡。他们坚信，汉人说汉语行礼义，则华夏不灭，故从战场转向书斋，以整理经典、厘清古义、恢复汉唐经说为使命。这就是以学术的方式，使考据学成为文化身份的锚点，在异族统治下维系“我是谁”的根本问题。

同时，考据学还是对“亡国之学”宋明理学的一次批判性清算。明末士大夫多谈“心性”与“天理”，面对清军、流寇，不改其作揖拱手，理学官化后，沦为科举教条。

理学，又称宋学，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明承宋学也亡了国，所以它被称为“亡国之学”。明末清初，理学很尴尬，因为它被新统治者拿走了。国破家亡，理学信徒们或慷慨赴死，抱着理学的教条去当烈士，或削发为僧，怀着理学的信念悲苦终生。而理学本身，却没有什么气节可言。信徒不妨去当烈士，而理学依然可以媚世。亡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可歌可泣，可他们的理学却投向了新的统治者。没有前赴后继捍卫原教旨的圣战，没有接踵而来为真理而斗争的运动，理学摇身一变，又变成了顶戴花翎，变成了新王朝的御用之学，还是以那样一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嘴脸君临天下。而那些为国捐躯的学者们，热血也白洒了。血的教训，使他们对理学产生了怀疑，怀疑理学“以理杀人”，怀疑理学是伪学问。

因此，他们从理学中走出来，两条腿走路。

一条腿走向经世致用。走实证的路，如顾炎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一步一个脚印，走向《天下郡国利病书》。这本书，是对江山的盘点，是对国史的重建，他超越了王朝史，为江山立史，再造中国；另一条腿走向汉字汉语，走进了考据学里。

理学靠不住，被统治者拿走了，经学也靠不住，也会被统治者拿走。拿不走的是什么？是与我们同在的汉语和汉字，那是命根子。夷就是夷，会说几句汉语，却永远搞不懂什么是“中原正音”。顾炎武著《音学五书》，就是要为中原正音建立标准。汉人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考据学里做最后的斗争——留住文化的根。

救亡：做天下兴亡的学问

为什么说“清初之学大”？大就大在做“天下兴亡”的学问。故清初汉学，回归汉学经师，以为汉代去古未远，训诂更近圣人本意，遂以小学通经——通过文字、音韵、训诂还原经典；以实学建制——究礼制、明赋税、察兵刑，而非空谈天理。故汉学“复古”，实为以古开新，以实救虚，以文化自救而救国也。

表面看，考据学者“不议朝政”，但其行动具有高度政治性：语言即抵抗；坚持用古汉语写作，本身就是文化主权宣示；经典即疆土，校勘《十三经》《说文解字》，如同收复精神国土；师承即道统，通过书院讲学、私塾授徒，构建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的知识网络；历史即武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暗批专制。正如余英时所言，其“内在理路”，含有对现实政治的“隐微批判”，它在高压下，以最低风险，守护最高价值。

从顾炎武到章太炎，学术救亡两百余年，救亡之学薪火相传，顾炎武以“天下”高于“国家”，文化高于政权；戴震以小学解读经学，重启《孟子》，为其正疏曰“理学以理杀人”；至章太炎，则可谓“集大成者”——其以《说文解字注》为根基，论证“华”“夏”“汉”之古义，在《訄书》中，更以小学明经，构建汉族民族主义，称“小学是国粹之根柢，不通小学，不足以言爱国”，考据学至此，从潜移默化走向公开动员，学术话语转化为革命宣言，“做汉人说汉语”的文化自觉，升华为现代民族意识。

而两条路线会合，则表明文化认同与政治行动统一，政治路线——从郑成功到孙中山，以会党组织和武装斗争；学术路线——从顾炎武到章太炎，提供历史合法性与文化正当性。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成功，不仅因为枪炮，更因它喊出了文化上可信、情感上共鸣、历史上有回音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因此我们可以说，考据学是“无声的救亡”。

我们不应将其视为“文字狱的避难所”，而应把它当作长达两百余年的文化抗战——在刀剑无法夺回国土的时代，士人用笔墨守护文化的江山；在语言被异化的危机中，学者以训诂捍卫母语尊严；在理学导致亡国之后，汉学以实证重构治国之基。

剃发易服，是满清对华夏文明的外在摧残，但这种摧残终究是“形式层面”的；而汉字汉语的消亡，却是“内核层面”的文化灭绝，形式可以被强制改变，但内核守住了，汉家天下就有复活的可能。清初学者有鉴于此，转而将心力投入到守护汉字汉语，他们校勘汉字形、音、义，训诂经典本义，看似“钻故纸堆”，实则是在为汉家“文化基因”做测序与修复，一个字的本义被厘清，就是守住了一段历史文化记忆；一个音的源流被梳理，就是留住了一缕族群的血缘认同。这种选择，是国亡后的“文化续命”。

这场斗争，没有刀光剑影，没有呐喊口号，只有青灯黄卷下一字一句的考证；这场斗争，对抗的不是某个具体的统治者，而是文化灭绝的风险；这场斗争，追求的不是一时的政权恢复，而是文化根脉的永久存续。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些学者，他们是亡国士人，却也是文化的守夜人。他们知道，当庙堂已倒、江山易主，当暴力抗争已无济于事，学术就成了最后的武器，考据学就成了最后的阵地。他们在故纸堆里“斗争”，为的是让后来的汉人，还能看懂祖先的文字，还能听懂中原的正音，还能从经史典籍中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还能喊出“我是汉人”。

考据学里，每一个字，都是对“天下未亡”的庄严宣告。正如顾炎武所期：“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这“道”，不在庙堂，而在典籍；这“世”，不在当下，而在未来。

这正是“清初之学大”的真正内涵——大在格局，大在抱负，大在将“天下兴亡”的宏大命题，落实到了最细微的学术实践中。宋明之学，大在空谈义理，大在标榜心性，却终究在亡国之际显得苍白无力；而清初之学，看似“小”，局限在一字一音的考据里，实则“大”，怀抱着以学术承载救亡，守护天下。

它不再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空泛口号，而是做“为文化留根，为族群续命”的实在功夫；它不再将希望寄托于某个王朝的复兴，而是将救亡的责任扛在了每一个读书人对汉字汉语担待的肩膀上；它让学术不再是象牙塔里的珍宝，而成为文化存续的救命本草。这份藏在故纸堆里的亡国士人的“最后的斗争”，恰恰是中国文化最坚韧、最动人的生命力的表现。

他们在坚守中，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点，从实证出发，他们认为理学“空”，所以，要用救亡的实际行动去做实学，不为王朝立家史，而为江山立国史。代表作有两本，一本是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一本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这两本书，是为救亡运动做准备的，是历史地理和兵家地理的杰作；第二点，从考据出发，他们认为经学“伪”，杨幼炯之《中国政治思想史》指出：考据是“以复古为解放之手段，以疑古为革命的精神”，正是在考据学里，有清一代学者，将救亡运动转化为“文艺复兴”。考据学的代表作也有两本，一本是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一本是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这两本书，一本开了证伪主义的先河，一本做了思想革命的先锋，他们都用了科学的精神来启蒙。

在“救亡”语境下，清初之学担当了双重使命：一是以实学重建经世之用，二是以考据推动思想解放。这两点，恰恰道破了清初之学“大”的本质：不仅以考据学为文化续命，更以之为深度思想启蒙，用科学的精神，为救亡运动注入了学术与思想的双重力量。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集中反映了民生与治理的“救亡家底”，他遍历南北，考察地理、赋役、水利、边防、民生，总结出“天下”的“利”与“病”，这不是一本单纯的地理书，而是为“再造中国”准备的治理蓝图——哪怕王朝覆灭，只要掌握了山川舆地的实际形势，知其何为边防要害、何为民生短板、何为经济命脉，就有机会重新凝聚人心恢复秩序，为“后王”提供治乱兴衰的实用指南，堪称“经世地理学”的开山之作。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兵家与国防的“救亡兵法”。如果说顾炎武书多关注民生治理，那么顾祖禹则是更聚焦“江山形胜”的兵家地理经典。其耗时30年，遍考历代兵家舆地，记关隘，录险要，言攻守，详述历代战守攻取之宜，其特点，不重行政疆界，而重“兵家形胜”。这两部书，把救亡从“反清复明”的口号，转化为“走读江山”的实际行动，使救亡落到“江山存续”上。

清初学者认为，经学之“伪”，不在经典本身，而在于后世之人对其篡改、曲解与附会，故以“复古”和“疑古”破局。

复古，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回归原典本真，剥离后世曲解；疑古，不是否定传统，而是用考据方法辨伪存真，打破思想迷信。这一破一立，考据学就从“白首穷经”，变成了一场思想革命。

自东晋以来，《古文尚书》被奉为儒家经典，但其中掺杂了大量魏晋时期伪造的篇章。宋明理学又以这些“伪经”为依据，构建“天理-人性-纲常”体系。清初学者意识到：若经典本身可疑，则整个理学大厦便靠不住。故以疑古，对其祛魅。其代表作，即为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通过比对《今文尚书》、先秦文献、语言风格、制度名物，逐条证明《古文尚书》25篇均为晋人伪作。其意义，首次以系统考证，推翻千年信经；开创“证伪主义”先河，动摇了理学“道统”赖以存在的文本基础；其影响，梁启超称其“使中国学术界起一大革命”。

《古尚书》是宋明理学的重要经典依据，尤其是其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心传”，被理学奉为“道统核心”。此书之伪，自宋朱熹、元吴澄、明归有光以来，既有疑之者，虽积疑，然有所惮而莫敢断。阎若璩用长达数十年的考据，从文字、音韵、史实、典章制度等多个维度，确证其为后世伪造。阎若璩的论证手段为实证，而目标却为证伪，将统治中国思想的“经典”证明为伪，惊世骇俗——被统治者拿走的经学原来是假的。下了这样的结论，一切神圣都可以价值重估了。

故其意义远不止“辨伪”本身，而是打破了“道统核心”。其以“无征不信”的证伪精神，兴起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次“哥白尼式革命”，为思想解放打开了第一道缺口。此风一开，怀疑主义和复古主义兴起，考据学里的救亡运动，从此转向思想启蒙。

“实证反空”与“考据反伪”从来不是两条孤立的路线，而是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考据学救亡的完整体系：没有“实证反空”的实学，考据学就会失去现实根基，而思想解放终究要落到江山实存上。没有“考据反伪”的思想革命，实学救亡就会失去精神内核，止于技术层面。只有打破理学桎梏，“实事求是”，实学才能真正服务于“天下”，而非某个王朝的统治。以此担待“天下兴亡”——用实学守住江山的物质根基，用考据守住文化的精神根脉，为后世培育科学种子，同时开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而这，就是“清初之学大”的由来及历史底蕴。

救亡中启蒙，考据里革命。清初学者们在亡国之痛中，无以悲情，而以冷静，完成两项伟大工程：向外，绘制江山图志，为民族存续留下空间坐标；向内，清理经典迷雾，为思想解放打开理性之门。他们用《天下郡国利病书》告诉后人：“此土可守”；用《古文尚书疏证》告诉后人：“此道可疑”；用《读史方舆纪要》说明：“此地可战”；用《孟子字义疏证》表示：“此人可贵”。

这就是考据学最深沉的救亡，非以哭诉亡国，而以学术复国；既以坚守传统，又以重铸传统，绝非“躲进小楼”的逃避，而是一场静默却壮阔的思想远征。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9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