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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跋公
近年来,美国政府和高科技企业不断强调与中国的AI“竞赛”(race),并称其为决定未来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战场。特朗普签署的AI行政令也提出美国必须保持领导地位,包括让盟友采用美国的全栈解决方案。Anthropic等美国AI公司被爆限制与监控中国用户后,美国政府本周又允许Anthropic向部分受信任的中国企业和机构开放新模型Mythos 5的应用。这种举措说明,在芯片和能源之外,美国将AI视为对华竞争的核心战略资产。
然而,美国长期研究中美科技关系的专家认为,将AI发展简单理解为一场输赢分明的竞赛,既忽略了两国战略目标的差异,也低估了AI技术本身发展的复杂性。事实上,中美虽然都将人工智能视为未来核心生产力,但双方关注重点、发展路径以及最终目标存在明显区别。这场竞争,更像是一场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综合较量,而不是一场简单的百米冲刺。
近日,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凯欣(Kyle Chan)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政策研究计划(IPRI)杰出研究员大卫·埃德尔曼(R. David Edelman)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讨论了中美AI发展现状及趋势。其中,大卫·埃德尔曼同时在MIT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CSAIL)和国际研究中心任职,主要研究人工智能治理、科技与通信地缘政治以及计算国家安全等议题。
他们认为,现在真正值得关注的,或许不是谁将赢得这AI“竞赛”,而是中美能否在加快速迭代的技术图景中,管理好由此带来的现实风险,尤其是网络安全以及关乎人类决策自主权的军事误判等。
是不是“竞赛”?
两人首先认为,AI“竞赛”这一说法过于简化。该词语与政治经济诉求紧密相关,而在华盛顿,它更像是政策出台后的一种叙事合理化的用词,因为竞争叙事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对美国有利,就像冷战时期对苏联的态度一样。
目标差别:通用人工智能 vs. 全面产业融合
陈凯欣认为,中美AI战略最大区别在于目标设定的不同。美国聚焦于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乃至“超级人工智能”(ASI),美国科技企业投入巨额资金建设算力中心,希望率先突破技术前沿,实现能够完成绝大多数人类智力工作的AI系统。仅美国数据中心和算力基础设施投资,2027年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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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AI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生产的武装机器狗。
相比之下,中国虽然同样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但重点并不是率先实现AGI,而是推动AI快速融入实体经济。中国希望将AI应用到制造业、医疗、教育、科研、政府服务、生物医药等各个领域,使人工智能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工具。
大卫·埃德尔曼也认为,美国是在AI实验室比拼,中国则是在给工厂车间扩大产业,推广实际应用,实现真正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
开源与闭源模型的博弈
美国AI领先企业多采用闭源模式,企业控制模型权重、训练数据和运行方式,用户只能通过API调用服务,难以获知内部机制。这种方式有利于保护商业利益,也便于持续保持技术领先。而中国企业则更加积极推动开源,允许开发者下载模型、进行本地部署、二次开发,并且运行成本更低,更容易形成广泛生态。DeepSeek、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正借助这一模式快速扩大国际影响力。
这两种模式各有利弊:闭源模型代表最高性能,但开放模型更容易传播、更便宜,也更容易形成产业生态。而且,过度依赖美国闭源模型的国家担心遭遇技术“卡脖子”。现实是,许多美国企业出于成本考虑(中国开源模型成本仅为美国同类产品的约5%),只要模型能够满足实际需求,价格往往比性能更重要。因此,即使部分美国企业存在安全顾虑,也可能因为成本原因而选择使用中国开源模型。
能源短板是美国隐忧
AI竞争不仅是算法竞争,更是能源、芯片和基础设施竞争。在能源议题上,大卫·埃德尔曼坦言美国面临严峻挑战。如今衡量数据中心实力的标准已从芯片数量变为电力容量,而美国目前面临能源建设周期长、电网接入缓慢、社区反对数据中心建设等现实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则拥有更大的电力容量,并持续建设新的能源设施,包括核电和大型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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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五角大楼要求Anthropic公司向军方提供Claude人工智能技术的无限制使用权限,以用于军事行动,并威胁称如果Anthropic公司拒绝,将取消合同并破坏供应链。
他特别提到,Anthropic与SpaceX合作建设的Colossus数据中心目前部分依赖天然气发电,凸显了美国在清洁能源基础设施上的短板。
芯片出口管制:有效,但也有代价
美国对中国实施高端AI芯片出口管制,确实限制了中国训练最先进大模型的能力,使中国在短期内难以保持与美国同样的发展速度。
不过,陈凯欣认为美国的出口管制是一把“双刃剑”。短期看,对外管制确实限制了中国AI实验室的算力和训练规模;但长期看,这反而促使中国下决心打造完全自主的半导体供应链。从光刻机、材料、EDA软件到芯片制造,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建立完整产业链。
同时,中国企业不断提高算法效率,希望在有限算力下实现更高性能,并通过更多芯片联网协同(比如华为的“韬定律”规划)、先进封装等方式缩小与美国的差距。陈凯欣将此比作“中国的普通列车试图追赶子弹头列车”,难度极大,但在推理端芯片和模型效率优化方面,中国仍有可能取得实质进展。
大卫·埃德尔曼补充认为,出口管制或许无意中助长了中国国内的“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或技术民族主义阵营,这是一个值得美国政策制定者深思的问题。
中美未来在不同领域各自领先
针对谁更占据优势,两人认为,在基础模型研发、算法创新和前沿科研方面,美国仍然拥有明显优势。美国拥有全球最强的人才吸引能力、开放创新环境以及成熟的资本市场,这些因素共同推动AI基础研究不断突破。但如果将目光转向机器人、自动驾驶、无人机、智能制造等“物理世界的AI”,中国则具有更强竞争力。
原因在于,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从传感器、电机、电池到激光雷达等核心零部件均具备规模优势。同时,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可以快速部署机器人,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不断积累数据,再利用数据持续优化模型和硬件,实现“部署—采集数据—继续优化”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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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一季度,中国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更是高达113.2亿元人民币。
因此,如果说美国擅长推动AI技术创新,那么中国更擅长推动AI产业扩散,两国优势并不完全重叠。
国家安全影响
在国家安全层面,陈凯欣提醒不应只盯着谁的模型更强,而应关注中美AI生态事实上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不少美国开发者青睐中国的低成本开源模型,中国开发者也大量使用Claude等美国模型。这种技术交流既带来创新,也带来新的安全挑战。过度粗暴地推动“脱钩”,包括限制人才流动和科研交流,可能反而对美国不利。
大卫·埃德尔曼则指出,AI一方面能够显著提升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大幅提高网络攻击、诈骗、信息伪造等攻击效率,加大网络空间风险。
更值得警惕的是未来AI介入传统军事决策风险。如果危机发生时,各国过度依赖AI判断,可能因为误判而导致局势迅速升级。因此,中美不仅需要竞争,更需要建立风险沟通机制,及早应对这一挑战,避免因AI而放弃独立判断,导致误判甚至冲突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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