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罗荣桓、陈赓可以多活10年，可能后面就不会发生那些事情了

1961年3月16号，上海，陈赓走了。

58岁。

粟裕听到消息，当场哭晕在地上。

李克农把自己锁在屋里，把酒杯摔了，从此戒酒。

两年后，1963年12月16号，政治局常委会开着开着，秘书走进来，低声说了一句什么。

毛主席站起来，领着全场默哀。

他说了句话：一个人数十年如一日，忠于党的路线，很不容易啊。

罗荣桓也走了。

后来有人说了句大胆的话——这两人要是能多撑十年，后来很多事可能就不会发生。

这话听着像事后诸葛亮，但你把这两个人的履历摊开，就会发现这还真不是随便感慨。

他俩身上有一件共同的东西：敢说真话，善于团结。

两样搁在一块儿，放在哪个年代都是稀缺品。

毛主席评价罗荣桓，只用了三个字——老实人。

别小看这三个字。

秋收起义之后三湾改编，罗荣桓被任命为特务连党代表，成了红军最早的七个党代表之一。

毛主席选他，就是看中他做人正派、做事踏实。

二十多年后，当年的七个党代表里，只有他一个人活到了授衔，成了元帅。

但这个老实可不是唯唯诺诺。

1943年，康生在延安整风后期搞起了抢救运动，各地都在抓特务、挖内奸。

唯独在山东，罗荣桓硬生生把这股风给顶住了。

他的理由很实在：山东根据地情况摆在这儿，坏分子只是个别的，不能在部队和敌后搞大规模运动。

这一顶，保住了一大批干部，也让山东的整风朝着正常方向走。

那年头敢跟康生顶着干的人，掰着手指头都数得下来。

1943年9月，中央让他把山东党政军一肩全挑了。

毛主席后来评价这件事，原话是：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

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让毛主席说出这种话的人，没几个。

他的身体早就垮了。

1942年底甲子山战役之后，因为过度操劳突然尿血，这个病根一直没治好。

就这么撑着病体，又干了二十年。

建国后他当总政治部主任，主持将帅授衔评定，建立干部工作制度。

1963年病重，他跟妻子交代：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

又嘱咐孩子：爸爸就留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他走了之后，妻子林月琴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

穷到什么地步？连给孩子买双新鞋的钱都拿不出来。

元帅的将校靴给了侄子穿，三接头皮鞋传给了儿子，两双旧鞋，穿了十多年。

毛主席给他写了那首有名的诗：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句可问谁，真不是客套话。

他是真的没人可问了。

罗荣桓像一面挡风的墙，陈赓就像一团聚人的火。

陈毅评价陈赓用了两个比喻：像一块玻璃，从里到外都是清楚的、透明的；像一块磁铁，风趣幽默，能团结大多数人一起革命。

陈赓在黄埔军校是出了名的开心果。

学校排一出讽刺袁世凯的剧叫《皇帝梦》，没女生，他自告奋勇扮袁世凯的五姨太，上台的时候迈碎步、抛媚眼，全校笑翻了。

但他可不只是搞笑。

1925年第二次东征，部队在华阳被围，蒋介石吓得要开枪自杀。

陈赓连劝带拉，最后背着蒋介石跑了十几里地，才脱了险。

这段救蒋的往事，后来成了他一辈子甩不掉的包袱。

康生有一回阴阳怪气地拿这事刁难他：当年你要是把蒋介石毙了，现在哪用打那么多仗。

陈赓回了一句：我要是不救他，蒋某人岂不成了革命烈士，我倒成了反革命了？

一句话噎得康生脸都青了，转身就走。

这种急智和胆量，不是一般人有的。

1947年转战陕北，中央打算调他西渡黄河保卫陕甘宁。

一场酒席上，陈赓放下酒杯突然冒出一句：主席，恕我直言——你调我西渡黄河，不够英明。

在场的人筷子全停了，空气跟冻住了一样。

毛主席一拍桌子站起来，说陈赓好大的胆子，救过蒋介石的命，这回是不是要把党中央也送给蒋介石。

陈赓吓坏了，赶紧站起来敬礼认错。

没承想毛主席突然笑了——这一出是演的，中央其实早改了主意，就是要让他南渡黄河去打进攻战。

陈赓的判断完全正确。

这种敢于直谏的胆色，放在哪个年代都稀罕。

更难得的是，他说完话从不记仇，也不让别人心里留疙瘩。

1952年，陈赓被从朝鲜前线调回来，任务是创建哈军工。

前线还在打仗，把统率几十万兵力的主将调回国办学校，中央决心之大可见一斑。

陈赓接了任务，撂下一句话：办不好军事工程学院，誓不为人。

办学最头疼的是缺老师。

他提出两老办院——既靠老干部，也靠老教授。

他把最好的楼房腾出来给教授住，自己挤在小平房里。

有老干部不服气，觉得凭什么知识分子待遇比打过仗的人还高。

陈赓当场就说：你们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革命功臣。可人家十年寒窗苦熬出来的，也不容易。

在那个年头说这种话，是要顶着压力的。

他待人是真热。

女儿回忆，一到周末家里就一群孩子，有的是烈士遗孤，有的是民主人士后代，陈赓全接到自己家里养着。

1959年第一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他在民族饭店请杜聿明、宋希濂这些黄埔老同窗吃饭，进门第一句话是：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

这句话的分量，那些从战犯管理所走出来的人最懂。

可就是这么个人，58岁就走了。

1954年哈军工刚有眉目，他的心绞痛已经频繁发作。

1957年又犯了一次心梗，出院之后非但没歇，反而更拼了。

多年的枪伤、长期的劳累、朝鲜战场上的透支，一股脑全压在那副身板上了。

两个人，一个61岁，一个58岁。

如果罗荣桓能多活十年，以他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党内可能会多一分清醒。

如果陈赓能多活十年，以他在军队中的号召力、在知识分子中的威望，都可能汇成一股强有力的正向力量。

历史当然没有假如，但它留下的教训足够真切：任何时候都需要敢讲真话的人，任何时候都需要善于团结的人。

罗荣桓和陈赓，恰恰好把这两样品质合在一块了。

他们走得太早，不光是他们自己的遗憾，也是所有人的遗憾。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陈赓活到七八十岁，他会不会在某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又站出来说一句“不够英明”？

如果罗荣桓活到七八十岁，他会不会又在某个风口浪尖上，不声不响地顶住一场风？

可惜，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永远不知道了。

你们觉得，一个时代最稀缺的，到底是敢说真话的人，还是能让人说真话的环境？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