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江到星空——专访国际航天机器人专家高扬

“香港绝非单纯的金融中心，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有共识、坚信不疑。”高扬语调平和，眼底却满是对香港发展前景的笃定。这位深耕欧洲航天领域二十余载、现扎根香港的国际航天机器人专家，同时亦是香港科技大学机械及航空航天工程学系教授，言辞间流露对本港未来的坚定信心。2026年5月，拥有博士学位、曾任警务处警司的香港土生土长女性黎家盈，成为香港首位航天员，如今已成功进入国家太空站。用高扬的话来说，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并非偶然，而是香港背靠国家获得成就的缩影。

“我在欧洲时，亲眼见过几十个国家为几个航天员名额而争得头破血流。香港如果不是背靠一个拥有国际领先空间站和将近七十年航天历史的祖国，很难有这样的机会。”机会来了，也要有人能抓住。“黎博士在香港受教育，有科研背景，愿意服务社会，她的履历是‘buff叠满’，但更重要的是，她代表了香港人的能力与韧性。”

金融之外的另一道光芒

外界对香港的印象，似乎长期锁定在金融、贸易、法律这几块金字招牌。科技，不少人觉得那是近几年才开始“追赶”的领域。但高扬不这么认为。

事实上，香港的科研根基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深。根据最新的QS 2027世界大学排名，香港有五所大学位列全球前100名，更首次有两所高校跻身全球前20名。对于一个仅有700多万人口的城市来说，这个密度在全球范围内都堪称罕见。“我做了几十年大学科研，知道其中的含金量。”高扬说，“香港的高等教育体系能在那么年轻的情况下让几所大学都排名出众，说明质量把关很好。科研是用心、真诚耕耘的，只是被其他光芒掩盖了。”换句话说，香港科技并非“从零开始”，而更像是“隐而不显”。金融和法律的光芒太耀眼，以至于容易让外界忽略了这座城市在实验室、论文、专利上的长期积累。

从欧洲来到香港，高扬感受最深的，是工作文化的巨大差异。“英国比欧洲本土好一些，但整个欧洲的社会文化都没有华人这种愿意付出的态度——而香港的work ethic（敬业精神）更好，航天事业需要使命感，技术难、未知多、风险大，需要常年忠诚地投入。做工程就是得耗时间，心理上要非常强。”她相信，在亚洲、华人环境更能出成绩，“因为大家有信念，愿意努力。香港给我的自信是：它有勇气、有信念，愿意长期做下去。”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教授（中）早前率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同团包括香港太空机械人与能源中心主任兼科大机械及航空航天工程学系教授高扬教授（右）及科大理学院生命科学部学生（左）。

高扬特别提到，香港院校重视的不只是埋头做研究，更强调跨学科与跨界合作，这在航天领域尤为重要。“航天工程最好在科研早期就和工业界合作，他们是终端用户，也是技术转化的重要一环。”她举例说，当跨学科跨得比较远时，比如涉及医学、人文学科，大家的术语可能不一样，“但只要有共同愿望、愿意沟通，就很好。”

这种开放、务实、强调协作的工作文化，正是香港科技发展的独特底色。高扬表示，香港不需要“追赶”任何人，航天事业靠的也不是人多地广，而是顶尖人才和长期投入，而香港恰恰在这两点上拥有极佳的天赋。这不是追赶者的剧本，而是属于香港自己的赛道。

太空需要“软”技术

高扬团队的核心技术是“仿生太空机器人”，旨在协助清除太空碎片，并全面支援新一代在轨制造。这名字听起来像科幻片，原理却很接地气：模仿八爪鱼的触手、大象的鼻子这些生物结构，做出一套比传统刚性机器臂更灵活、更安全的“柔性”机器人。

高扬进一步解释，传统的刚性结构也能够使用，但无论从长期角度来看，还是从完成精细化任务的要求来看，传统结构存在灵活性受限、成本太高的问题。高扬用目前市面上很多机器人举例，“你和传统机器人握手时，每个关节都硬邦邦的，但人的肢体却非常自然。”

为什么太空需要这种“软”技术？她告诉记者，“曾经有航天员跟我反映，每次出舱都冒着生命危险，因为身穿航天服手部动作非常受限。但如果未来能够让机器人协助航天员抓取、修复、组装大型结构，那风险便能大大降低。”因此，人工智能的协助变得至关重要。高扬团队的技术，正是要解决这类“人做不到”或“人做不好”的事。

与此同时，这些技术也可以反哺地球上的普通人。例如在医疗康复领域，这种机器人可以协助老年人起床、躺下、拿取物品；在工业领域，可用于核能设施巡检；在极端环境下，也能胜任水下探测等任务。高扬表示：“香港如果有意愿做这些应用，我们希望能涉足推进。”

此次项目通过早前成立的“京、沪、港航天智能创新平台”汇聚三地航天专家，联同上海“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以及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共同推进，目标于2029年进行在轨操作。高扬对三地角色有清晰的划分：“三地不是简单的分工，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北京有国家级任务的统筹能力和丰富的工程经验，上海有卫星平台的技术积累，香港则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控制算法和跨学科前沿研究上有独特优势。这种‘铁三角’格局，正是航天需要的高度协同的体现。我倒不觉得香港要投入到那些大型地面设施上，应该把钱投给最厉害的设计团队。”

高扬进一步指出，未来的太空基础设施，思路将与地面截然不同。“以后的趋势不是把地球上的‘大基建’搬到月球去，而是让机器人在轨道上、在月球表面就地取材，灵活地自主搭建。”这种方式能最大限度降低对地球补给的长距离依赖，实现地外基地的智能建造和自主运维。她认为，在国家已经有成熟航天体系的情况下，香港的不可替代性不是全产业链的野心，而是关键节点的“非你不可”。这个理念，对香港其他高科技领域如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金融科技、新材料等，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开辟太空经济新赛道

当前，全球太空经济正迎来历史性井喷。埃隆·马斯克的Space X于2026年6月12日在纳斯达克上市，募资750亿美元，刷新了全球资本市场IPO纪录。这不仅是资本市场的狂欢，更标志着航天产业从政府主导转向商业闭环的拐点。高扬教授对此保持清醒：“不能一家独大，需要良性竞争。”她认为，香港必须厘清自己在这场“太空经济”浪潮中的角色。“人类一定会向太空拓展，香港可以在关键技术上发挥优势，同时在话语权上扮演独特角色。”

很多人一谈香港发展太空经济，不禁会问：“发射场在哪？测试基地在哪？”高扬直言：“太空经济的发展是全供应链的建立和闭环，香港优势和重心不一定是在发展基础基建设施方面”她甚至提出一个看似“激进”的建议——太空旅行。“人类有这种需求。美国已经有了一些实践，截至2026年初，Space X、蓝色起源、维珍银河已累计载送超200人进入太空旅行。技术推动下，我希望亚洲区域也能做起来。”

毋庸讳言，要想太空旅行走向大众市场，不得不面对众多挑战：谁来为太空中的意外负责？适用哪国法律？空间碎片由谁清理？这些问题，1967年签订的《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几乎没有触及。这部被誉为“空间宪法”的条约，奠定了国际空间法的基本框架，即外空不得据为己有、航天员是人类的共同使者、各国对本国航天活动承担国际责任。但它诞生于冷战时代，那时太空还是政府机构的专属领域。条约第六条虽然规定国家对“非政府实体”的活动承担责任，却没有细化私人公司的具体义务。可如今，当商业太空旅行成为现实，这部60年前的法律框架愈发显得力不从心。高扬对此直言不讳：“空间条约需要与时俱进。技术是双刃剑，在政策和法律没有跟上的时候，需要制约与平衡。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可以扮演政治性不强的沟通角色。有些商业公司，在没有规范的情况下你不能说他有问题，但从负责任的角度，应该有规则。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就很有责任感。”

过去几年，国家高度重视商业航天发展。2025年设立了商业航天司，实现发射审批、频轨资源、安全监管的一体化统筹管理；“十五五”规划更明确将航空航天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航天法立法也在稳步推进。一整套覆盖战略、政策、标准的全方位支撑框架正在加速形成。而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其在金融与法律上的优势可为太空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配套支撑。

今年2月，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发布年度财政预算案时表示，香港可协助内地航天产业与全球市场对接，并提供科研、融资、风险管理及法律等专业服务；引进办牵头物色合适的航天企业来港发展，港交所也将检视相关上市规定，便利和吸引更多航天企业来港上市。一批内地头部商业航天企业如蓝箭航天、星河动力、中科宇航、微纳星空等已提交辅导备案材料准备登陆资本市场，其中部分企业也将目光投向港股。在法律制度层面，香港的普通法体系和国际仲裁能力，也为太空商业活动提供了一套成熟的争议解决机制。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主席梁定邦曾指出，香港凭借其成熟的普通法体系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太空金融（保险、融资）和法律服务（仲裁、监管）等领域具竞争优势。当越来越多的商业航天公司需要跨境融资、跨国合作时，香港的法治环境和金融基础设施将成为不可替代的“基础设施”。

相信“小而精”可以走得更远

整个采访过程中，高扬反覆强调一个词：“相信”。她相信“小而精”可以比“大而全”走得更远。她相信香港的科技不必跟在任何人后面，完全可以跑出自己的节奏。“香港诞生首位航天员只是个开始。”高扬说。这个开始不只是有了一位本地航天员，更是要让下一代相信，航天并不遥远。她不希望香港只引进顶尖专家，更要从小朋友开始培养。“让香港小朋友从小了解、认知航天事业。黎家盈博士就是土生土长、本地教育培养出来的科研人员、警司，如今成了航天员。我希望这样的例子越多越好。”

或许香港不需要成为另一个休斯顿或酒泉，而是一个以顶尖科研和设计能力参与全球太空经济的“智能型枢纽”。在这里，前沿技术被构想和验证，国际规则被讨论和制定，年轻人的热情被点燃和引领，星空不再遥不可及。

来源：香港经济导报 本刊记者：赵芃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