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阳信县法院：判决书已经写出来，但领导不同意发出

地方国企“空手套白狼”：恶意侵吞民企债权后反诬对方虚假诉讼，这起案件背后藏着多少“猫腻”？

文张宪

一个外地民企老板，干了活拿不到钱，债权被地方国企据为己有；追讨欠款反被对方以“虚假诉讼”报案陷害。案件拖了近一年，法官判决“写好了发不出，领导不同意”……这场围绕554.4万元工程款的拉锯战，揭开了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基层司法生态。

干活结算：未付款的债权竟被“截胡”

张双臣，河南安阳人，原是滨州招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至2021年，招贤公司先后与滨州川汇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两份《断桥铝合金窗安装合同》，承担阳信“政通茗城”项目1、2、3、5、8、9号楼的断桥铝合金窗安装及玻璃幕墙施工。工程完工交付后，结算价为614.4万元，川汇公司仅支付60万元，剩余554.4万元迟迟未付。

2021年10月1日，招贤公司将这笔债权全部转让给张双臣个人，并依法向川汇公司发出了书面通知。至此，张双臣成为这笔554.4万元工程款的合法债权人。

然而，一笔本该属于张双臣的钱，却被“截胡”了——阳信县城投集团下属企业阳信县诚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名义上是川汇项目的总承包方，但根据川汇公司与诚信公司2017年8月30日签订的《协议》，诚信公司并未实际参与施工，所有材料费、人工费均由川汇公司直接支付，诚信公司只按工程总造价的1.5%收取“配合费”，且明确约定“施工过程中出现一切纠纷，由甲方负责解决，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说白了，诚信公司就是个挂靠收管理费的“壳” 。

但在2022年4月20日的结算中，诚信公司将招贤公司施工的外窗工程款614.4万元全部纳入自己的结算范围，并在随后起诉川汇公司的诉讼中，将这些款项作为自己的债权向法院主张。阳信县人民法院（2022）鲁1622民初1618号民事判决支持了诚信公司的诉求，判令川汇公司支付2034.01万元工程款——其中就包含了本该属于张双臣的554.4万元。

川汇公司破产后，诚信公司又拿着这份判决，将这554.4万元作为自己的债权向破产管理人申报，成功将这笔钱“合法化”地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从始至终，诚信公司没有获得过招贤公司或张双臣的任何授权。 一个没有实际施工、只拿1.5%配合费的名义总包方，就这样“空手套白狼”，把别人干活的辛苦钱据为己有。

追讨欠款：被控“虚假诉讼”未果

张双臣发现自己的债权被侵吞后，于2025年6月向阳信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诚信公司返还554.4万元工程款及利息。

令人震惊的是，诚信公司的反击方式不是举证抗辩，而是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控告张双臣“虚假诉讼”。

2025年12月29日，诚信公司薛春林向阳信县公安局报案。阳信县公安局经审查后，于2026年2月14日作出阳公（经）不立字[2026]6号不予立案通知书，明确认定“诚信公司薛春林的控告没有事实依据”。

公安机关的结论很明确：张双臣的起诉有事实依据，不存在虚假诉讼问题。 诚信公司所谓的“虚假诉讼”控告，纯属恶意诬告陷害。

然而，恶意侵吞他人债权、反手诬告债主虚假诉讼——这样的行为，似乎并未让诚信公司感到任何不安。作为地方国企似乎笃定自己能“全身而退”。

审理法官：判决写好了，领导不同意发出

如果说侵吞债权和诬告陷害已经足够恶劣，那接下来的事更让人匪夷所思。

张双臣的信访材料显示，他的案子2025年6月26日在阳信县人民法院立案，案号（2025）鲁1622民初2525号。2025年9月，张双臣因案件久无进展，致电主办法官刘法官催促。刘法官在电话中明确告知：

“判决已经写出来了，但是发不出来，领导不同意。”

判决已经写好了，领导不同意——这句话的信息量太大了。主办法官认为案件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明确，已经作出了裁判意见；但法院内部领导对判决结果不满意，直接扣压了判决书不予签发。

案件从2025年6月立案，到2026年6月23日才作出一审判决，整整拖了一年，超审限近一倍。而判决书的文件名“新2025-2525建工张双臣修改6.pdf”——“修改6” 三个字清晰显示，这份判决书至少修改了6次才最终定稿。每一次“修改”，都意味着对主办法官独立裁判意见的否定和替代。

张双臣多次向法院信访反映超审限问题，信访领导告诉他：“县长出面协调公安和法院，我们也没办法。” 后来，主办法官的上级领导（庭长）又把张双臣叫到法院，明确告知“本案是院长压下来的”。

被告是县政府下属国企，县长出面协调，院长压下来，判决修改6次——这条逻辑链指向一个结论：地方保护主义正在干预这起案件的司法走向。

一审判决：为啥要打九折“返还”？

2026年6月23日，一审判决终于出来了。结果对张双臣极为不利。

法院虽然认定诚信公司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财产，但判决不是让诚信公司返还554.4万元，而是按川汇公司破产清偿比例91.5319%折算，仅判令诚信公司在从破产程序中获得的实物资产范围内，向张双臣返还价值507万余元的受偿财产。

相当于直接克扣了张双臣46.8万余元，且驳回了全部利息请求。

这个判决逻辑有一个致命的漏洞： 如果没有诚信公司的侵吞行为，张双臣完全可以自己在川汇破产之前全额追回工程款，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川汇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参与分配。但正因为诚信公司先下手为强，把张双臣的债权纳入了自己的名下申报，才导致张双臣无法自行申报。不是张双臣选择通过诚信公司参与破产分配，而是诚信公司的违法行为剥夺了张双臣的选择权。

把破产清偿比例的风险转嫁给被侵吞债权的受害人——让违法者因违法行为获利（少返还8.47%），受害人因被侵权而受损（被克扣46.8万），这样的判决，是司法公正的体现，还是对侵权行为的变相鼓励？

中央明确：“三个规定”为何挡不住干预之手？

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明确要求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行为“全面、如实记录，做到全程留痕，有据可查”。

但在这起案件中：县长出面协调，院长压下来，领导扣压判决不同意签发，法官判决被反复修改6次——“三个规定”似乎没有挡住任何一只手。

阳信县人民法院院长唐贵学曾在媒体发文称，要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逢问必录成为普遍习惯”。然而“判决写好了发不出来，领导不同意”的事实，让这些表态显得格外苍白。

如果连法官已经写好的判决都可以被领导随意扣压修改，司法独立从何谈起？如果县政府下属国企的案件可以由县长出面协调，公平正义又从何谈起？

结语

这是一起典型的基层地方保护主义案件。外地民企老板，在地方打官司告地方国企——诉讼主客场的劣势在这起案件中暴露无遗。

张双臣的遭遇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当一个地方的司法权无法独立于行政权，当法院的判决可以被领导随意否决和修改，“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只是一句空话。

目前，张双臣已准备向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已就超审限及领导干部干预司法问题向多个部门递交信访材料。

这起案件的后续走向，值得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