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 邵洵美：我从来没有代笔

文 | 李辉

“时代系”刊物老板邵洵美

无缘见到邵洵美先生。潦倒落寞的他，于一九六八年告别了这个世界。

十年后，当我一九七七年有幸参加高考走进复旦大学时，上海哪里还能见到他的身影？最初的文学教科书里，也难寻他的名字。读他的作品，是在后来；知道他的故事，主要借助于他的同时代人的回忆。不同的人，不同的讲述，一个人的命运，泼墨而成一片五色斑斓：美妙、飘逸、传奇、委屈、感伤、悲凉……

徐悲鸿画邵洵美

我所交往过的文化老人中，唐瑜、马国亮、黄苗子、丁聪等先生，都与邵洵美熟悉。早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他们与邵洵美相交往，一起活跃在上海文化圈。年龄上邵洵美比他们大不了多少，文坛辈分却算得上他们的前辈，编辑文艺刊物，则是既合作，又竞争。

丁聪先生曾对我这样说过：“当时上海有两个画报系统，良友出版公司属于广东帮，有《良友画报》等好几个刊物。时代图书公司属于上海帮，有张光宇、鲁少飞、叶浅予，以漫画家为主，邵洵美做老板，刊物有《上海漫画》、《时代漫画》、林语堂的《论语》等。”

丁聪、黄苗子虽在“良友系”工作，却与“时代系”的关系也颇为密切。譬如黄苗子先生，谈到邵洵美，他总是怀着感激与敬重。一九二九年，他在香港还是中学生，向叶浅予主编的《上海漫画》投稿并获采用。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激励，两年之后，他与父母不辞而别，只身来到上海，随后成为文化圈的一员。在他的记忆中，邵洵美爽快而慷慨，既有才识，又有财力，引进世界上最新印刷机，用上好纸张，装点出上海期刊出版的一片美丽亮色。

丁聪不止一次在聚会中兴致勃勃地回忆一件往事。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邵洵美拥有中国最好的一套彩色印刷设备，时代变迁，他已不再可能拓展业务，遂决定出让设备。丁聪时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他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与邵洵美洽谈转让事宜。

丁聪印象中，走进新时代的邵洵美，早已没有了以往的潇洒和飘逸，曾被鲁迅讽刺和批评过的他，似乎预感到自己迟早将被新时代抛弃的结局，显得落寞，甚或有些焦虑。他已经不再可能从事出版，这套设备没有了用武之地。他与丁聪没有讨价还价，以不高的甚至相对低的价格，让丁聪把这套设备运回北京，交由《人民画报》使用。丁聪说，之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邵洵美。

邵洵美与项美丽

邵洵美与项美丽的故事，被项美丽写在英文长篇小说《潘先生》之中。

一九三五年，Emily Hahn 与妹妹两人刚到上海，几天之后，在一次聚会上她与邵洵美相遇，两人都感到对方的吸引。谈话间，邵洵美当即为她起了“项美丽”这个中文名字。美的欣赏，诗意的语感，缺一不可。一个中文名字，印证彼此的美好。与邵洵美结识，项美丽改变原本只是来华旅行的计划，她让妹妹归国，独自一人留在上海。从此，中国情结，难舍难弃。

项美丽

因为邵洵美，项美丽开始熟悉上海，熟悉中国。因为邵洵美，项美丽结识林语堂、沈从文、张光宇、全增嘏、吴经熊等，在中国学者、作家、画家的圈子里，一个漂洋过海的外来者，如鱼得水……

我藏有两册林语堂等人编辑的英文刊物《天下》（一九三六年），上面刊有沈从文小说《边城》的英译本。译者为两人，一位是项美丽，另一位是邵洵美（笔名辛墨雷）。这时距《边城》发表不过三年，是《边城》的第一个英译本，可谓翻译及时，项美丽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渊源之深，可见一斑。

邵绡红为父亲立传《天才的诗人》

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所写的项美丽，更是一位奇女子。毕业于燕京大学的杨刚，一九三八年时任《大公报》记者，借住项美丽寓所，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她，在项美丽和邵洵美的帮助下，以最快速度将毛泽东新发表的《论持久战》译成英文，率先发表在项美丽编辑出版的英文杂志Candid Comment （《直言评论》）。邵绡红写到，抗战爆发，上海成为“孤岛”之后，项美丽还同意邵洵美的朋友、国民政府的一群情报人员，住进自己家中，不时与重庆方面电报联系，直到被租界警察识破，才紧急转移……

在中国生活将近九年——上海四年有余，香港四年——项美丽有着写不完的中国故事。这位《纽约客》的专栏作家，用一篇又一篇文章，向美国读者开启一扇遥望中国的窗户。她去过的一座座城市，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抗战爆发前后外国人在中国的生存状态，生动呈现在项美丽的笔下。

当然，在回忆类作品中，吸引读者的更多的是个人经历：与邵洵美的异国恋，乃至沉溺鸦片后的挣扎与摆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所爱的英国驻港情报官员查尔斯，被日本人关进集中营，项美丽假冒是邵洵美的妻子，方才未被关押，几年间，她带着女儿卡罗拉，使尽浑身解数与日本军官周旋……

旅居中国期间，项美丽最有影响的著作，莫过于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宋氏三姐妹》。在她之前，还没有别的人，无论中国作者或者外国作者，能享有她那样的机遇，可以与宋氏三姐妹直接交往，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战，吸引全世界的关注目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更让成为盟国的美国民众，对在美国留学过的宋氏三姐妹的故事，产生浓厚兴趣。一本《宋氏三姐妹》，生正逢时。

据统计，项美丽一生共编著十二种关于中国的著作。小说、特写、回忆录、传记、绘本等，内容各异，体裁各异。在她笔下，中国故事仿佛总也写不完。

邵洵美夫人盛佩玉

值得高兴的是，这些年介绍项美丽的文章越来越多。在邵洵美夫人盛佩玉的回忆录中，在邵绡红的作品中，我们不断读到项美丽。远在纽约的董鼎山先生，在一九八八年写过一篇《项美丽的传奇生涯》，此时，项美丽还健在，而且住所距董宅不远。董鼎山在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句：“项美丽涉足世界各个角落，我相信她于老年对中国的留恋还是最深的。”

董先生所言甚是。哪怕到了九十岁高龄，项美丽在美国家中见到邵绡红，说起中国，依旧留恋。

鲁迅冤枉我了，我从来没有代笔

知道邵洵美后来的行状，是读了恩师贾植芳先生的回忆文章《我的难友邵洵美》。

“他身材高大，一张白润的脸上，一只长长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他穿了一件古铜色又宽又长的中式丝绸旧棉袄，敞着领口，须发蓬乱，颇有些落拓不羁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气。”这是贾先生一九五〇年第一次见到邵洵美时留下的印象。这一年，也是邵洵美把最好的印刷设备忍痛割爱之际。落拓不羁，泰然自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与丁聪记忆有所差异的另一种状态。

状态虽有不同，一个文人的大起大落乃至命运的不可预测性，留给后人的感触总有相近相似之处。黄永玉先生虽没有见过邵洵美，却对其人生旅程的辉煌与悲怆有一种透彻的感悟，为此，他还特地写过一首短诗：《像文化那样忧伤——献给邵洵美先生》：

下雨的石板路上

谁踩碎一只蝴蝶？

再也捡拾不起的斑斓……

生命的残渣紧咬我的心。

告诉我，

那狠心的脚走在哪里了？

不敢想

另一只在家等它的蝴蝶……

在诗中，黄永玉以一个艺术家的体验，将邵洵美由盛及衰的文化使命，浓缩为一个凄美的词汇——“忧伤”。

在描述邵洵美的文章中，最感人、最具有历史冲击力的，莫过于贾先生的《我的难友邵洵美》。读过不止一遍，每一次读之，心中都有无限感慨满溢而出。

贾先生与邵洵美都曾关押在提篮桥监狱。贾先生写到，五十年代末，他与邵洵美在狱中同囚一室，邵洵美怕自己来日无多，希望贾先生日后如有机会，一定替他说明两件事：一，一九三三年萧伯纳来上海访问时，由他出面宴请并花费四十六块银元，出席者有鲁迅、林语堂、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但在公开报道中，他的名字未被提及。二，他的文章均由自己亲自执笔，而非鲁迅所批评的是请人捉刀代笔。

两件事情均与鲁迅相关。由此可见，在邵洵美心中，三十年代初期他与鲁迅之间发生的隔阂、争论，一直是无法释然的一个心结。哪怕穷困潦倒，身处逆境，耿耿于怀的仍是这两件陈年往事，而此时，鲁迅已去世二十多年。

可以理解他的这一心理纠结。尽管与鲁迅有过争论，他却并非像后来人们想象的那样，与鲁迅“老死不相往来”。相反，当时的文坛，文人之间一方面可以在刊物上公开而平等地互相争论、批评乃至讽刺挖苦，现实生活中却又并不一定都是仇人。邵洵美要澄清的第一件事，还原出当年上海一个真实的文化氛围。

在我看来，第二点误会的澄清，对于邵洵美本人更为重要。

邵洵美这样对贾先生说：

“还有一件，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写的，这真是天大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这点也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才好……”

一个写作者，难道还有比澄清自己不是“捐班”更重要、更紧迫的事情吗？

该为邵洵美庆幸。幸好他在狱中遇到了文学同行贾植芳，而贾植芳先生历来又以坦诚、正直、豪爽而著称——可以相信，正是在几个月的接触中，邵洵美感到贾先生是可信之人，才会与之恳谈，予以拜托。许多年后，贾先生写出了这些，他没有辜负邵洵美的委托。模糊的历史场景，扭曲变形的人与事，由此变得清晰而恢复常态。

“赶快写定我们的战史”

感谢邵大姐邀我为邵洵美的这本《时代讲话》作序，使我可以先睹为快，看到历史远景中我们从不知道的另外一个时评家邵洵美。

书名为《时代讲话》，与《时代》画报相关。

《时代》画报创办于一九二九年，此时，TIME（《时代》）周刊已在美国获得成功，邵洵美将画刊取名为《时代》是否有意借鉴于此，不得而知，但《时代》画报贴近于新闻性则是显而易见的尝试，这里也成为他最初议论时政的主要平台。由此而后，从《时代》画报，到《论语》杂志以及中、英文姊妹刊物《自由谭》（英文版名为Candid Comment ），邵洵美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新闻职责，他力图让一位诗人的敏感，帮助自己参与到时事的辨析之中，他的身上体现着一个文人的现实精神。

《时代讲话》中的作品，首篇《容忍的罪恶》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东北之后；末篇《明朝浴》发表于一九四九年时代转换之际，写作时间跨度近二十年。二十年间，中国乃至世界发生的诸多事件，几乎都在邵洵美的观察与议论之列。在当年知识分子议政的潮流中，邵洵美虽不像邹韬奋、储安平等一些著名时论家那样耀眼，他却以自己的方式发出了个人的声音，这声音早已融进历史的交响。现在，邵绡红女士将这本时论集命名为《时代讲话》，表达的正是她对父亲另外一种声音的理解与尊重，她让读者得以有机会，听到半个多世纪之前一位诗人兼出版家的“时代讲话”。

翻阅邵洵美这本《时代讲话》，我不时想到贾先生转述的邵洵美的第二个委托。原来邵洵美的确是自己在撰写时评。可以说，这本《时代讲话》，将邵洵美当年不为人知的另外一个写作领域——时论——的成果，集中呈现在我们面前。

当年邵洵美发表时论，大多署以“郭明”等笔名，因此很少有人知晓它们出自这位“新月派诗人”、出版家之手。议论时政，实为“五四”以来现代文人的传统，邵洵美是这一传统中的一员。在从事文学创作及编辑《新月》、《诗刊》等文学刊物之外，时政也在他的视野之内，诸多现实话题，成为他的议论针砭的对象。

关于时论的写作价值，邵洵美自己这样说过：

要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政治及社会状况等，每每注意到那个时代所有发表的言论。一个时代的言论，有时简直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历史。所谓“言论”，当然范围极广：象征的或抒情的如诗；寄托的或叙述的如文；冠冕的或形式的如公事文件；通俗的或片断的如民间歌谣的征集，时人言行的记录……不论积极或消极，它们都正面地或是反面地显示着人类被当时的一切所引起的心理反映。（《论语》[你的话]专栏小序）

说得真好。后人如我者，重新阅读这些时论时油然而生一番感慨：他所议论的现实已成过往，而他的笔留存了历史。如他上面所论，这历史，既是随时间编年行程而记录下的时政的演变脉络，更是一个作者与现实的心理对应关系，两相映衬，使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一个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精神状态。从这一角度来说，《时代讲话》既是历史读本，也是颇具个人化的读本。

一位时论家之所以关注现实，就在于有热情，有担当，在与当政者的对应关系中，始终保持独立思考的姿态，尽量用自己独有的语言方式来表达个人观点。所谓时论，无论内政或者外交都在审视、议论范畴，没有这些内容，恐怕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时论。写作时论的邵洵美，涉猎广泛，论题或深或浅，均与国内外大事相关。对于他，在时局动荡不宁的日子里，重要的不是议论是否全面、深刻或者激烈尖锐，而在于个人能否拥有一种自我言说的权利。

时论写作不仅重在锐气，也需要一定的敏感与预见，而预感与预见，则有赖于广博学识和敏于思考。所谓一叶知秋，应是对时论家能否出色的一个考验。《时代讲话》呈现出来的邵洵美，恰好证明了他具有这一能力。

凡关注现实并热衷于发表时论的人，必然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目光所及，既有自己身边每时每刻的现实世界，又有穿越时空之后未来的场景，在他们那里，两者不可分割。评说时政，实际上也就为后人留存了历史。显然，邵洵美十分清楚这一关系。邵绡红女士回忆说，父亲在晚年曾对自己的作品的价值，发表过这样的看法：“我的东西只能起一种作用，便是说，留作一种资料，说明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东西，它反映了某些人的思想。将来或者把它们拿给文史资料参考编辑的负责人去看看，有没有用……”所言极是。

正因为有着强烈的历史感，当抗战刚刚获得胜利时，邵洵美便立即发表时评，以《赶快写定我们的战史》这一明确的标题，呼吁国人勿只顾欢呼胜利，而忘记对战史的整理。他将与同胞所亲历的抗日战争，放在中国漫长历史背景和世界范畴来考察，突出其重要性，强调撰写这一战史的紧迫性。他这样说：

以抗战的时代性而言，我们的“抗”，抗之能持久，抗的区域之广，不输给当今任何国家。以抗战的永恒的可宝贵性而言，前有晋人，宋人，明人的南渡，都未能北返，而我们于不十年间，河山还我，风景不殊，似亦可较历朝历代为无愧。明乎此，吾人实无理由觉得沮丧。哀莫大于心死；不知认识战争的，莫谈建设和平；所以我们要呼喊“写定战史”，而且要赶快地写定。

二十五史之对于我们，撇开它永恒的文学价值不谈，只是史料，只是死的史。新的，活的史呢，为现代人所能懂得，适合于现代人意识形态的史，似乎犹待写定。（《赶快写定我们的战史》）

时隔六十多年，邵洵美在“时代讲话”中发出的这一声音，听起来，似乎还是那么清晰、有力。读这番话，不由让人顿生感慨。时至今日，抗战史的“写定”远没有完成，但是，今人的诸多努力，如史学家杨天石、袁伟时、杨奎松等人孜孜不倦于历史梳理，如新闻人崔永元等同仁以“我的抗战”系列致力于汇集抗战幸存者的口述实录，如作家张正隆等以纪实文学打捞抗战传奇……无不是在履行着各自的历史使命，在朝着“写定”的目标前行。不妨说，今人所做的这些，其实都与邵洵美一九四五年发出的呼吁遥相呼应。

具有历史感的人，彼此的心永远相通。当年撰写时论的邵洵美，会想到今天的人们，与他能有这种历史衔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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