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AI产业为何多由华人主导？

“全球50%的AI研究人员是华人”

撰稿｜凌铮

审核｜九哥

出品 | 出海湃

2025年7月，马斯克的xAI公司发布号称当时“世界最强模型”的Grok 4。

发布会上，坐在马斯克身边分享技术细节的两位核心成员——吴宇怀和Jimmy Ba——均为华人面孔。这并非刻意安排，却恰恰折射出当前美国AI产业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构性特征。

同一时期，Meta组建的超级智能实验室（MSL）44名核心成员中，约50%为华人。首批公布的11人核心团队里，7人具有华人背景，占比高达64%。

而在美国四大半导体巨头——英伟达、AMD、英特尔、博通——的CEO位置上，清一色是华人名字：黄仁勋、苏姿丰、陈立武、陈福阳。

这已非个例，而是一种系统性现象：华人，正成为美国AI产业的关键性力量。

01｜“全球50%的AI研究人员是华人”

半导体产业是AI时代的算力基座，而这正是华人企业家大放异彩的领域。

目前，美国四大芯片企业的CEO全部由华人担任：

黄仁勋，英伟达创始人兼CEO，出生于台湾台南，1993年创立英伟达。他带领公司从图形芯片厂商转型为AI算力霸主，CUDA生态的提前布局被视为科技史上最具前瞻性的战略决策之一。

苏姿丰，AMD董事长兼CEO，同样出生于台南。2014年临危受命接手濒临破产的AMD，通过Zen架构实现技术逆袭，将AMD重新带回芯片舞台中央。

陈立武，2025年3月出任英特尔CEO，马来西亚华裔。此前执掌EDA巨头Cadence期间，公司股价飙升32倍。

陈福阳，博通总裁兼CEO，马来西亚华裔。通过一系列大规模并购将博通打造为千亿美元级别的芯片帝国。

四大半导体巨头之外，MPS芯源系统创始人邢正人、安霸总裁王奉民等芯片企业掌门人同样为华人背景。

这让黄仁勋本人也不得不公开感叹：“全球50%的AI研究人员是华人。”

而在近年来崛起的AI新锐企业中，华人创始人的身影尤为密集：

Scale AI：创始人Alexandr Wang（汪滔），1997年出生，MIT辍学创业，公司估值已超百亿美元。2025年，他曾被任命为Meta AI总监。

Cognition AI：由三位华裔工程师Scott Wu、Steven Hao和Walden Yan于2023年联合创立，创始人均为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金牌得主。公司推出的AI程序员Devin引发行业轰动，2025年估值突破102亿美元。

Surge AI：创始人Edwin Chen，MIT毕业，曾在谷歌、Facebook任职，2020年创业做AI数据标注，五年做到年营收超10亿美元，估值达150亿美元。

xAI：2023年成立时的12人创始团队中，华人占5席，包括多伦多大学博士吴宇怀（师从“深度学习之父”辛顿）、Adam优化算法提出者Jimmy Ba、哈佛数学系出身、丘成桐弟子杨格，以及清华本科、CMU硕博的戴子航，浙大本科、多伦多大学博士的张国栋。

（xAI创始团队有多位华人面孔）

在OpenAI，ChatGPT的87人主创团队中华人占比10%，GPT-4o关键团队17人中有6位华人。其中，Mark Chen已晋升为高级研究副总裁，前研究与安全副总裁翁荔则是另一张代表性华人面孔。

在Meta，从OpenAI挖来的至少7名核心研究员中4名是华人，包括清华毕业的赵盛佳（o1/o3-mini核心开发者）、北大毕业的任泓宇（GPT-4o到o3-mini后训练负责人）、中科大毕业的余嘉辉（感知团队负责人）、浙大毕业的毕书超（多模态训练负责人）。

在英伟达，2025年6月，黄仁勋也曾亲自将两位清华本科出身的AI专家朱邦华和焦剑涛纳入麾下。

02｜华人更“内卷”？

为何华人（这里泛指所有华人、华侨，其他国家的华裔，以及所有暂时留学、工作在外的中国人）在美国、乃至全球AI产业展现出如此恐怖的统治力？

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

人才优势的根基在于教育，而重视教育正是华人刻入骨子里的基因。中国及东亚地区（比如前文屡屡闪现的马来西亚）在数学和工程教育上的高强度训练，为AI领域培养了大量基本功扎实的研究型人才。

这种我们常常称之为“内卷”的教育模式，实际锻造出的是一种系统性的逻辑思维与数学直觉。

这一能力在大模型时代——一个对复杂数学建模、高效算法设计与海量数据处理有极致要求的时代——恰好成为最核心的竞争力。

当下，AI竞争的重心正从硬件转向算法，这一比较优势被空前放大。

同时，还有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受到近些年地缘政治的影响，中美两国AI人才的流动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保尔森基金会旗下智库MacroPolo的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顶尖AI人才中来自中国大学的占27%，到2022年已升至38%，首次超过美国本土的37%。到2024年，全球顶尖AI人才中46%有中国背景。

在美国获得的AI相关硕博学位中，约一半由非美国公民获得，其中近80%选择暂时留美发展。

稍加追踪便不难看出，这背后有一条清晰的人才流水线：国内顶尖高校（清华、北大、浙大、上交、中科大等）→ 美国名校博士 → 硅谷AI实验室。

这条路径持续为美国AI产业输送着大量高质量专业人才。

（2023年，时代周刊选出最重要 AI 100人，多位华人上榜）

不过，上述原因可能还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原因当属如今技术范式本身发生了根本变化。

过去二十年，硅谷的辉煌建立在芯片与硬件之上。而如今，决定AI高度的核心要素已转向算法、模型架构与数据洞察力——这些高度依赖人的创造性思维。

在硬件主导时代，印度裔工程师以软件工程和管理能力见长，缔造了谷歌、微软、IBM的“CEO神话”；

而当竞争重心转向算法与模型训练时，数学直觉和算法创新能力变得至关重要。

一位曾在Meta与OpenAI之间跳槽的华人工程师这样总结：“他们不是偏爱华人，而是认清了一个现实——华人工程师，是效率、稳定与创新的三重保障。”

不都说华人的数学更好吗？如今，全球华人终于在AI时代再次深刻品尝到了数学好的重要！

（ 2026年1月，第十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在上海举行 ）

当然，这一切也跟华人血脉里的顽强、强适应力息息相关。无论是来自中国，还是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或者是美国成长起来的华裔，显然都受益于身上独特的跨文化身份。

他们既在硅谷创新生态中浸淫多年，对前沿技术有精准把握，又在供应链布局、市场拓展等方面对亚洲市场具有天然的理解力。

说白了，这些精英们既懂美国、也理解中国，既能说英语、也会说中文，如此便能轻松驾驭全球AI产业最重要的两大市场，进而影响全球。

03｜闭关锁国搞不了AI

在如今的美国，每个AI实验室都活跃着华人研究者身影。

甚至，还 有人说，没有来自中国的人才参与，美国不可能赢得AI竞赛。

然而，这也是让当前美国政府焦虑的地方。一个明显的现实是，美国政策层对来自“战略竞争对手”的人才的戒备正日益加深。

特朗普政府2018年曾推出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曾试图限制高端AI领域的华人科学家与中国的技术交流。这种既依赖又戒备的矛盾心态，正在制造一种危险的张力。

当然，我们也不要狭隘的觉得这是壮大了敌人、削弱了自己。事实已经证明，正是这种密切的交流，以及你追我赶的态势，得以让中美两国有机会引领全球AI发展浪潮。

君不见，中国AI产业的快速崛起正在形成新的“拉力”。像DeepSeek等国产大模型的出现，正在改变全球AI人才的心理预期。

而且，当下的跨国人才流动，也正由过去的“东向西”转向越来越明显的双向驱动。太多的AI人才正从美国西海岸、从硅谷的实验室里，转到市场前景远为广阔的东方。

从纯粹的技术视角看，华人在美国AI产业的高占比，是全球化时代人才自由流动的自然结果。顶尖人才追求顶尖平台，是市场逻辑的必然。

当然，这种“自然流动”正受到地缘政治的强行干预。

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管制、人才签证收紧、学术交流限制等措施，正在撕裂原本一体化的全球AI创新网络。当人才流动被人为阻断，受损的不只是某一方，而是整个全球AI创新的效率与活力。

（漫画来源于网络）

换言之，闭关锁国搞不了AI。

如今的华人群体，已经占据了从深度学习的基础算法，到大规模模型的工程实现的整个AI技术栈。如果这一群体被地缘政治割裂，全球AI发展将面临人才供给断链的系统性风险。

一句话，谁搞闭关锁国，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谁就终究咽下鼠目寸光的苦果。

04｜是现象，也是大势

美国AI产业的华人高占比，不是简单的“谁更聪明”的叙事能够解释的。

简言之，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中国教育体系的理工科积淀、美国科研环境的吸引力、AI技术范式的结构性转变、全球化人才流动机制以及跨文化身份价值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025.6，《中美人才培养计划》121项目25周年回顾系列活动在北京举行）

这一格局既让美国AI产业受益匪浅，也让美国政策制定者深感焦虑；既让中国感受到人才流失之痛，也让中国在全球化人才交流、竞争中不断校正航向、壮大自己。

在AI已然成为大国竞争核心筹码的今天，如何对待这支不可替代的人才力量，将直接影响中美两国的AI竞争力，乃至全球AI发展的整体走向。

这种现象的出现，本就是时代大势的一个鲜明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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