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九月,授衔名单送到毛主席案头时,陈奇涵的名字竟落在
中将
一栏。
灯下的纸页翻过去,主席看见这个名字,脸色沉了下来。话说得很重,大意是:他凭什么擅自给自己申报中将,简直是不把我放在眼里。
笔尖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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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中将”的位置被抹开,陈奇涵被放进了
上将
名单里。可他为什么偏要往低处填?
这事的根子,得从江西兴国坝南村说起。
一八九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陈奇涵出生在这里。少年时读私塾,后来进中学,手里拿过书本,也见过军阀混战后乡间的冷锅冷灶。
他没有沿着教书这条路走下去,而是投身行伍。到后来,他投奔广东革命政府,参加北伐,也参加过镇压广州商团叛乱。
一九二五年,他进了黄埔军校。
黄埔的操场上,学员列队,皮带扣在阳光下发亮。陈奇涵从学员队队长、连长做到政治大队长,也在这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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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参加过沙基口反击英军,也参加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枪声一响,讲台和战场,在他身上连成了一条线。
真正难的,还在后面。
一九二六年六月,他带着一批共产党员离开广州,回到赣南。开办工农运动训练班,创办曙光印刷公司和《贯彻日报》,把革命思想一张张印出去。
油墨味、纸张声、门外匆匆的脚步声,都压在那间小屋里。那不是清闲差事,是把自己放进风口里。
南昌起义前后,他在江西、福建一带组织武装斗争。后来红四军出击赣南,他承担接应任务,并接受毛泽东关于建立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的指示。
毛主席后来称赞他,是
“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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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分量不轻。
土地革命战争中,陈奇涵当过赣西南红军学校教育长、红三军教导团团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参谋长。打仗、办学、练兵,他都沾手。
到抗日战争时期,他又任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等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江西,主持地方工作,又在一九五三年前后调到北京,走上一条少有人注意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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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法。
军事法庭的案卷摞在桌上,红蓝铅笔夹在纸页中间。他让人翻译苏军军事法院资料,又派人查我国军队审判工作的旧材料,一条一条搭制度。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军事法庭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陈奇涵出任首任院长。往后,他又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分管军事法院系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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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份履历,放在一九五五年的授衔表上,怎么也不该只写中将。
可陈奇涵拿到申报军衔表时,还是把笔停在“中将”上。他还留下过一句话:
“个人的地位的高低得失已是一个非常渺小的问题。”
他不是不知道上将高一等。
他只是把这件事看轻了。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人,到了排位次的时候,反倒把自己往后挪了一步。
毛主席不许他这样挪。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授勋典礼举行。陈奇涵最终被授予上将军衔,也成了开国将帅中很特别的一位——
军法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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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九日,陈奇涵在北京逝世。
从兴国坝南村到怀仁堂,从黄埔操场到军事法院案卷前,他一生几次站到岔路口。最后留在纸上的,还是一九五五年那张表:他写了中将,主席给他改成上将。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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