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印太”命名回撤的背后，霸权空间构想与区域现实的再较量｜战略与安全

编者按· 2026.07.07

近日，美国时隔八年将“印太司令部”重新更名为“太平洋司令部”。作为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力推的战略概念，“印太”曾在一系列基于盟伴关系的小多边机制下被迅速制度化。然而，虽然如今这一符号出现松动，却不能因此断定美国放弃了“印太战略”，而是美国在该地区权力的再校准。

本文指出，“印太”命名的兴衰，折射的是美国以霸权为基础的空间构想，与区域发展现实之间的深层矛盾。华盛顿企图以基于意识形态的对抗逻辑“划线”组织地区秩序，而东盟等区域的国家更看重港口、铁路、能源等发展需求本身。相较于美国构建的封闭排他的安全空间，中国以发展为切入口的“织网式”合作，更能贴近区域现实、展现持久韧性。

命名，从来不只是语言修辞。对于大国政治而言，命名往往是权力进入空间的第一步：它划定范围，重组关系，塑造敌我，也预设秩序。八年前，美国把“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试图用一个更宽阔的地理概念承载其地区战略想象；八年后，美国又将这一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一进一退之间，变化的并不只是机构牌匾，更是一套空间叙事的政治分量。

当然，不能由此简单断言美国放弃了“印太战略”，更不能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盟伴体系会自动退场。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印太”这个曾被高度战略化、意识形态化的命名，正在出现符号意义上的回撤。它像一道裂缝，提示人们重新审视：一个由霸权力量构想出来的地缘空间，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整合区域现实？一个被战略文件反复书写的“印太”，又是否真正成为区域国家愿意生活于其中、行动于其中的共同空间？

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曾说，空间从来都不是中性的地理容器，而是社会关系生产出来的结果。空间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pratique spatiale，又可理解为“被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l’espace perçu），也就是贸易、交通、基础设施、军事部署和日常交往等真实运行的活动；二是“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représentations de l’espace，又可理解为“被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 / l’espace conçu），也就是国家、战略家、规划者通过地图、概念、报告和制度所构想出来的空间；三是“表征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espaces de représentation，又可理解为“被生活的空间”：lived space/l’espace vécu），也就是居住者、使用者和区域社会在历史记忆、身份认同与日常经验中生活出来的空间。说得更直白一点：空间不只是地图上怎么画，更是现实中怎么走、怎么建、怎么用、怎么被人理解。

用这个视角看，“印太”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地理概念。它是一场空间生产，也是一场政治命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印度洋和太平洋是否相连，而在于谁来定义这种相连，怎样组织这种相连，以及这种相连最终服务于谁的秩序。

5月3日，还未改名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印太司令交接仪式（图源：香港01）

一个名字的进退：

霸权如何想象空间

“印太”并不是美国凭空发明的新词。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学者和政客早就从各自地理处境和战略需要出发，讨论过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联系。2007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国会发表《两洋交汇》演说，将太平洋和印度洋放进同一战略视野之中，这成为“印太”概念扩散过程中的重要节点。

但美国的介入，改变了这一概念的政治性质。特朗普第一任期，“自由开放的印太”被正式推上美国国家战略前台；拜登政府时期，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以及一系列盟伴机制，又进一步把“印太”制度化、机制化。一个原本来源多元、含义开放的区域概念，由此被改造成服务于大国竞争的战略框架。

这正是霸权空间构想的典型方式。它并不满足于描述地理事实，而是要重写地理意义。美国版“印太”试图把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广阔区域组织成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美国是秩序设计者，盟友和伙伴是秩序支撑者，中国则被放在需要被制衡、约束甚至隔离的位置。于是，“自由开放”被赋予阵营含义，“联通”被安全化，“合作”被选择性重组。

这套空间叙事的核心，不是连接，而是划线；不是包容，而是重组；不是从区域现实中自然生长出来，而是从美国霸权护持的需要中被构想出来。印度洋与太平洋被焊接成一个巨大的战略板块，区域国家之间原本多方向、多层次的经济社会联系，则被纳入“竞争—制衡—脱钩”的解释框架。

因此，“印太司令部”名称的回撤，并非一个无关紧要的文字游戏。它表明，当一个空间命名承载过重的霸权目标，当它试图用单一战略逻辑覆盖复杂区域现实，它就会逐渐遭遇自身的边界。命名曾经是权力扩张的开端；如今，命名的回调则成为权力自我校准的痕迹。

地图之外的现实：

区域国家如何校正“印太”

地图可以重画，现实却不会自动改道。战略报告可以把区域国家写进同一张棋盘，但港口、铁路、能源、产业链、市场和就业，才是区域国家每天面对的真实空间。

美国“印太”构想的困境，也正在这里。它可以制造峰会、军演、联合声明和战略姿态，却很难替代区域内真实运行的贸易网络、基础设施需求和发展议程。军演可以制造存在感，联盟可以制造压力感，战略口号可以制造方向感，但这些都不能自动转化为地区国家的获得感。一个空间构想如果不能落到物质实践中，就很难成为真正稳定的地区秩序。

东盟的反应最能说明这一点。面对美国强势推动“印太”叙事，东盟并未简单接受其对抗性框架，而是提出《东盟印太展望》，强调东盟中心地位、包容性、对话合作和发展繁荣。东盟并不否认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联通趋势，但它拒绝让这种联通被简化为大国竞争的地缘剧场。换言之，东盟接受“空间联通”，却不接受“阵营锁定”；承认外部力量存在，却坚持自身不能沦为外部战略的附属品。

更深层的校正来自发展现实本身。对于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洋沿岸许多国家而言，真正紧迫的问题不是在抽象价值叙事中选边站队，而是港口如何升级，铁路如何贯通，能源如何保障，产业如何落地，青年如何就业。它们需要的不是被放进一张对抗地图，而是被接入一张发展网络。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同孟加拉国、缅甸等国围绕港口、经济区、铁路、油气管道、电网互联、农业合作和灾后重建展开的合作，具有超出具体项目本身的空间意义。这些合作未必没有风险，也不会天然顺利，但其基本逻辑不是制造共同敌人，而是回应具体需求。港口不是抽象概念，铁路不是意识形态，电网不是战略口号。它们直接嵌入当地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也在日复一日地塑造另一种区域空间。

这正是“空间实践”对“空间表征”的反作用。华盛顿可以构想一个对抗性的“印太”，但区域国家生活在更加复杂的现实之中。它们有安全关切，也有发展需求；有大国压力，也有战略自主；有外部选择，也有内部民生。任何试图用单一对抗逻辑解释这一地区的努力，都会在真实生活面前显得过于粗糙。

2025年，第46届东盟峰会代表合影，包含部分非东盟国家领导人（图源：维基百科）

从划线到织网：

共同体空间的另一种可能

由此看，“印太”命名的回撤，不是美国地区竞争的句号，而是两种空间生产逻辑再较量的一个注脚。

一种逻辑是划线。它先预设威胁，再组织阵营；先设定对手，再定义伙伴；先画出安全边界，再要求区域国家在边界内外寻找位置。这种逻辑看似清晰，实则僵硬。它可以快速制造政治动员，却很难容纳区域社会的复杂差异；可以强化阵营纪律，却难以回答发展中国家最现实的发展问题。

另一种逻辑是织网。它不是先问“谁站在哪边”，而是先问“大家需要什么”；不是围绕敌人组织空间，而是围绕道路、港口、能源、贸易、产业和民生打开合作。中国推动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区域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不同于霸权空间的内在逻辑。它不是要用一个新标签简单替换旧标签，也不是以另一种命名权覆盖世界，而是试图在真实的空间实践中，把发展、安全、文明与治理重新连接起来。

这种逻辑当然不会没有困难。跨国基础设施建设涉及资金、债务、环境、地方政治、安全风险和社会接受度，任何一个环节都不简单。中国式空间实践的优势不在于没有矛盾，而在于它没有把矛盾预先锁死在阵营对抗之中。它以发展为入口，以项目为载体，以协商为方法，允许不同地区根据自身需求参与其中。这种开放性，使其比封闭排他的安全空间更容易同区域现实发生连接。

中国—东盟—海合会合作框架也体现了这一点。它把东南亚、海湾地区和中国这几个重要增长空间连接起来，围绕产业链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贸易投资便利化等议题展开合作。它不是“筑墙式”的空间规划，而是“织网式”的空间生长；不是为了制造共同敌人，而是为了扩大共同机会。

霸权空间依赖的是命名权、解释权和排他性组织能力；共同体空间依赖的则是联通能力、发展能力和利益调适能力。前者看似强硬，却常因无法容纳差异而走向僵化；后者看似缓慢，却可能因贴近现实需求而展现更持久的韧性。

从“印太司令部”到“太平洋司令部”，这次命名回调提醒世界：地缘政治空间不是某个大国战略文件中的空白画布，区域国家也不是等待摆放的棋子。真正决定空间秩序未来的，不是谁提出了更响亮的概念，而是谁能够把概念转化为可感、可用、可持续的共同发展实践。

世界不会因为一个命名而自动归位，也不会因为一张地图而停止流动。港口还在装卸，铁路还在延伸，市场还在交换，人民还在寻找更好的生活。任何脱离这些真实需求的空间构想，最终都会被现实校正；任何真正扎根于发展、联通与合作的空间实践，则会在时间中积累自己的力量。

这正是“印太”命名回撤留给世人的启示：霸权可以命名空间，却不能垄断空间；可以制造叙事，却不能替代生活。区域秩序的未来，不在封闭阵营的边界上，而在开放合作的网络中。

本文作者

王鹏：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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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李 征

排版 | 詹蕴第

初审 | 王希圣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