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物理学家的较真：他为一本名著译作挑出数百处错误

撰文| 孙滔（《中国科学报》记者）

2009年4月，在上海书城翻阅最新翻译版《理论物理学教程》第七卷时，刘寄星突然发现，这部名著序言的致谢名单里出现了许多陌生的女性物理学家。他觉得不对劲。

回京后，他专门买下这本书，他的家里正好有这本书的俄文原版。

在摊开俄文原版对比后，这位精通俄文的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发现，译者没有掌握俄语名词第四格有词形变化，列别杰夫（男性）变第四格会写作列别捷娃，译者分不清变格规则，误将男性学者译作女性。不仅如此，整部书误译连篇，且多有杜撰，最终刘寄星发现译本中竟有数百处错误。

之后，刘寄星写了一篇长文《经典名著岂能如此翻译?——评理论物理学教程第七卷〈弹性理论〉2009年译本》，发表在当年的《物理》杂志。文章发表后，高等教育出版社颇为重视，收回原译本并重新翻译。

20多年来，这位理论物理学家发表了数十篇这样“不务正业”的文章，题材不限于科学史、书评和自述。2026年3月，400多页的《刘寄星物理回望录》出版了，其中多数文章曾发表在《物理》杂志。

最新出版的《刘寄星物理回望录》

作为《物理》杂志主编，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朱邦芬自然对这本书收录的文章印象深刻。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寄星兄是一位物理学家，但文史皆通，逻辑清晰，文笔具有科学家的简洁明了。他又是一个对文字表达十分讲究的人，我始终记得他多次说过的一句话：‘文章至少得改三遍，方可示人。’”

刘寄星

俄语优势

刘寄星，长期从事等离子体理论和软物质物理研究，他与彭桓武、黄祖洽等众多物理学家有密切的交往，因此在科学史写作中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更重要的是，刘寄星对科学史有着天然的兴趣。别人读科学专著，只会关注正文推导，他反倒喜欢看书页下方的注释、边角小字。那些注释里提及的引文出处、作者生平，是他格外在意的。

6月的一天，《中国科学报》记者如约来到刘寄星在北京西三旗的家，这位88岁的老人正准备搬到养老机构。房子不大，但书籍堆满了每个房间。

他身上穿了一件印有“巴蜀中学”字样的T恤，那是该校校庆的纪念T恤，是学校专门寄来的。从1951年起，他在那里度过了6年的中学阶段，并在那里打下俄语基础。那时的苏联图书特别便宜，他就买了不少俄文教科书，还买了相应的习题集。他于1957年从巴蜀中学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成为当时该系在四川地区录取的3名新生之一。

熟练掌握俄文，这成了刘寄星写作的一个优势。

从2020年6月开始，刘寄星在《物理》杂志开设了一个名为《谈书说人》的专栏。该专栏的文章围绕朗道学派展开，梳理了朗道学派建立过程、学派内部分歧、学术往事。在新书中，这一专栏内容占据了107页的巨大篇幅。尤其是，这7篇专栏文章的参考文献多数为俄文文献，其中收录了大量原始材料。

专栏里有几篇文章耗费了刘寄星极大精力：一篇梳理朗道参与苏联核弹研发的完整经历，篇幅很长；另一篇系统整理朗道学派全部理论著作；还有一篇考证朗道被捕入狱的全过程。这些相关公开史料极少，大多来自1992年俄罗斯解密后的档案——利亚别夫主编的《苏联核计划——文件与资料》，其中包括了苏联从1942至1956年发展核武器的全部解密文件和资料共3卷11册。这是刘寄星托人专门从俄罗斯收集而来，所有材料有厚厚的十几册，满满一箱。

《中国科学报》记者看到，刘寄星拿在手里的两本解密材料贴满了标签，可见他对其研读多么细致。国内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很少，原因在于两个门槛：一是俄文阅读能力，二是核物理相关专业知识。

2022年，时年84岁的刘寄星在当年第12期《物理》杂志发表了该专栏的最后一篇文章《朗道学派的那些大将和他们的著作》。这时候他感到精力不济，工作效率大大减退，于是停止了专栏写作。

刘寄星和朗道的缘分很早。1958年春天，他在外文书店看到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第一卷《力学》，发现和课堂所学理论力学体系完全不同。这本书当时定价三毛六分钱，对大二的刘寄星而言算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他犹豫了两天，再去购买，可惜书已经售罄。之后，他多次跑旧书店寻找，北京东安市场的旧书摊老板特意帮忙留意，两三年后才帮刘寄星淘到这本书。

多年来，刘寄星一直在收集这套书的俄文原版，同时也特别关注其中文版的出版，因此便有了本文开头提及的《理论物理学教程》第七卷《弹性理论》误译事件。

批评误译的文章发表之前，刘寄星的文字写得“挺凶”，后来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郝柏林劝他写得缓和一点，于是就加了一段话，“说到底，《理论物理学教程》中译本能否出好，关系到我国理论物理学界的声誉，协助出版社出好这套书，是我国理论物理学界应尽的责任”。

文章发表后，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给刘寄星寄来一封诚恳的长信，信中不仅检讨自己失职，也提到了物色合适译者的困难。在跟这位编辑面对面深谈后，刘寄星推荐了多位审稿人和译者，如推荐郑伟谋做第五卷审稿人、庆承瑞为第四卷审稿人、朱允伦译第四卷等。

《弹性理论》的重译最终由刘寄星和北京大学教授武际可完成，并于2011年译完出版。后来，他还参加了该套书第八卷《连续介质电动力学》的翻译工作。

1986年，刘寄星刚到理论物理所时留影。丨科学出版社供图

用书评推动教材

刘寄星参与过众多图书的编撰和出版工作，除了与人合译朗道、栗弗席兹的《理论物理学教程》第七卷、第八卷，还包括《物理名词》第三版的修订，他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物理学》编委，撰写“非线性科学”有关词条，与人合编文集《木铎金声集》《挑灯看剑集》。他还历时8年，主持翻译物理学史三卷巨著《20世纪物理学》。

他对物理学著作多有见解。以《理论物理学教程》为例，刘寄星认为，朗道著作最大的特点是把理论物理视为完整统一的体系，全书贯穿朗道独有的物理思想：不管是力学、电动力学还是凝聚态物理，朗道始终以最小作用量原理作为核心主线；他擅长抓住问题核心，简化细碎次要内容，搭建清晰完整的物理逻辑框架。

尤其是，朗道在数学处理上简洁深刻。在读研时，导师黄祖洽先生指定《连续介质电动力学》作为必读书，刘寄星的感触很深：朗道的基础假设清晰明确，处理具体问题思路灵活，不用晦涩高深的数学工具，就能挖掘物理现象本质。

另外，该套书配套习题含金量极高，每一道习题都改编自经典学术论文，全球理论物理从业者都长期研读这套书，影响力无可替代。

让刘寄星感触颇深的另一个作者则是物理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赵凯华。

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物理系学习期间，刘寄星发现，与美国人讨论，他们都佩服中国人的数学技巧和推导能力，但在勇于提出物理模型解决实际问题上，他们的想象力和主动性显然比中国学生强。

为此，刘寄星与赵凯华多次交流。1991年，赵凯华所著《定性与半定量物理学》正式出版。刘寄星读完认为，像赵先生这样全面系统又通俗易懂地讲述这些方法，并以大量物理实例，特别是诸如对称性破缺、耗散结构、质子衰变、大爆炸宇宙模型等重要科学成就的实例引导学生如何运用这些方法的书，在国际上堪称独一无二。

至于赵凯华与人合写的五卷本《新概念物理学教程》，刘寄星评价：“记得有人说过，何谓好书？好书就是那种令人读后产生‘学而时习之’感觉的书。赵先生的这套书显然符合这个标准。”

2010年，刘寄星在《物理》杂志以《书缘——祝贺赵凯华先生八十华诞》为题，作了上面的论述。同时，有感于国内学术评价体系存在僵化问题，他顺便在第18条注释中为赵凯华没有评上博导一事鸣不平：

不久前，（我）与也是北大学生的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郑伟谋研究员谈起赵凯华先生在物理教育的成就，曾感慨于以赵先生之学术人品竟未被授予博士生导师的资格。伟谋笑曰：“赵先生是博士生导师的导师，给他博士生导师的称号岂不是贬低了他。”诚哉斯言。

用文字捍卫学术

2005年5月，物理学界权威刊物《物理评论》主编马丁·布卢姆（Martin Blume）来中国访问，他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发表题为《爱因斯坦与同行评审》的演讲，提及了一段往事。

那是发生在1936年的科学史上著名事件。爱因斯坦在向《物理评论》投稿关于引力波的论文时，因不满该刊引入的匿名同行审稿制度，一怒之下撤回稿件，并愤然决定再也不在该杂志发表文章。后来，爱因斯坦将论文转投另一家期刊，但他悄悄修改了结论，最终给出相反结论，承认了引力波的存在。促使他修改结论的，正是《物理评论》的审稿人、美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霍华德·P·罗伯逊（H. P. Robertson）。

听到这个故事，刘寄星在得到马丁·布卢姆允可后，将其写成中文文章，发表在了2005年的《物理》杂志。

刘寄星感慨：也许正是因为坚持同行评审制度，《物理评论》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国际最有影响的物理刊物之一，“在这一点上，中国物理期刊应当向《物理评论》学习，杜绝对某些特殊人物的特殊稿件网开一面的漏洞”。

他还指出，即使面对爱因斯坦这样的大权威，《物理评论》编辑部也只是把他当作一位普通的投稿人对待，绝不放弃原则，“如果我们物理学会各刊物的编辑们都能做到这点，何愁刊物质量不能逐步提高”。

1994年，刘寄星与彭桓武（左）、庆承瑞（中）合影。丨科学出版社供图

另一件更能体现刘寄星学术立场的事情是，他与郝柏林、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等人深度介入了中国矿业大学李富斌剽窃事件。

1992年秋天，刘寄星收到郝柏林从意大利寄来的一封信，称李富斌照抄外国人在《瑞士物理学报》发表的论文，并投到美国的《数学物理》杂志发表了，希望能查一下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办的《理论物理通讯》是否登过此人的文章，并将此事转告《物理学报》。

李富斌确实给《理论物理通讯》多次投稿，但由于责任编辑怀疑其水平，将他的投稿都退了。同时，《物理学报》主编黄祖洽先生亲自核查李富斌在该刊发表的文章，查出也有剽窃。

与此同时，刘寄星请何祚庥联系《中国科学报》。何祚庥热心出手，亲自找到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要求公开揭露这种恶劣行为，并与《中国科学报》细致商量了公开揭露此事的细节。为了做到证据确凿，刘寄星帮忙找到了《瑞士物理学报》的原始论文，坐实了李富斌几乎是一字不差地抄袭了原文。

《中国科学报》整版报道造假事件

在新书中，刘寄星写道：“我对学术界的科学不端行为历来深恶痛绝，尤其是一些当权者的科学不端行为更是贻害无穷，揭露并清除这些卑劣行为将是长期的任务。”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科学网”。

特 别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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