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前，日本天皇通过哪些机构，保持自己地位和权力的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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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华族，即贵族制度的建立被认为是维护天皇制的重要手段，在政治上，是巩固天皇制的重要防波堤。因为华族不仅有身份特权，而且在即将开设的国会中，华族作为贵族院成员，与高级官僚、陆海军将领等既是政治上的特权者，又是维护天皇制国家体制的重要政治屏障。

1、华族的作用

明治前华族的含义较窄，只指公卿及仅次于五摄家的清华家，1869年(明治二年)维新政权把大名等封为华族，并采用世袭制。实际上这个时期，明治政府制定的华族制荣誉称号是为废除封建领主时封给诸侯和宫廷贵族的。

据1873年统计，旧华族总计427家，其中公卿(宫廷贵族)136家和相当于公卿级的28家；大名(诸侯)248家和相当于大名级的领主15家，连家属在内华族总人数2829人。

1880年伊藤博文提出的意见书中，认为应该尽早实施华族制度，以便使华族成为“皇室的辅翼”。1884年又把华族重新按照公、侯、伯、子、男爵等级划定，1884年7月，明治政府颁布“华族令”，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制，为世袭制，并组成贵族院。

成为公爵的有近卫、鹰司、一条、二条、九条等五摄家，还有德川及岛津、毛利等将军、大名，明治维新功臣三条、岩仓(原来非上级公卿)等11名，多数是皇室近族及历史上身份很高、皇室内亲贵族。侯爵则为过去各主要藩的大名，原则上是15万石以上的大名、国守为侯爵，琉球国王尚泰被封为侯爵。5万石以上的伯爵、不到5万石的为子爵，维新功臣等原下级武士一律授予伯爵。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朝鲜皇室待遇为“准皇族”的公族，形式上高于公爵，享受皇族礼遇。共分封了侯爵24名，伯爵73名，子爵325名，男爵74名。

其中功勋华族、新华族的社会地位明显上升，并有关键性政治影响力。新的华族主要是对明治维新有功之臣授爵。其结果，明治政权的功臣伊藤博文、井上馨、山县有朋、西乡从道、大山严及松方正义等均被授予伯爵，成为“勋功华族”的代表，这样，华族中勋功华族为90人，其中萨、长、土、肥四藩出身的藩阀达70人。

值得一提的是，功勋华族的爵位低于旧贵族及大名、藩主，像伊藤博文等重臣仅被授予伯爵是由于其家庭在历史上的社会地位较低的缘故。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伊藤博文等虽为功臣开始也只能被授予最低等级的男爵，以后根据功绩再逐步晋升。有些大财阀也获得爵位，有的是用钱买爵，或者说是通过对明治政府的捐款得到的。如岩崎弥太郎(三菱集团创始人，1896年成为男爵)等等。

根据明治宪法，贵族院由皇族、华族及敕任议员组成，并在国家政治中享有与民选议会对等的立法权限。在审议预算、通过法律等方面，众议院受到贵族院的牵制，只有得到贵族院同意的立法及预算才能生效。所以说华族制度成为天皇制的重要政治屏障，对巩固天皇制统治具有重要意义。

贵族院令与宪法同时颁布，贵族院由四类人组成：

1、皇族、公侯爵议员(世袭)；2、伯子男爵的互选议员(任期7年)；3、对国家有功勋的敕选议员(终身)；4、由地方各府县大额纳税者15人互选并敕任产生的每府县一名(任期7年)。

第3类敕任议员总数不能超过有爵位的议员。贵族院议员都与天皇直接有关，而且受到严格限制。贵族院与众议院有对等的权限，在两院不一致情况下不能行使对天皇的“协赞”职能。贵族院是“天皇意志的代表”。

贵族院对众议院的牵制作用是保持天皇制国家政治决策机制畅通的重要保证。

2、华族如何参与政治斗争？

由于维新改革、废藩置县等一系列措施，使大名、公家等旧华族失去特权，其社会基础陷于崩溃，早已失去政治力量，有的甚至在财政上大量负债。在华族阶级之下，原来的士族，即武士阶层则是天皇制国家的社会基础，在农村属于乡士，在各地具有很大影响。1882年2月24日，三条实美根据天皇睦仁的要求，就未来实行的帝国宪法精神、国会与君主大权的关系等问题提出意见书。

意见书强调，“君主拥有不可侵犯之地位，宰相则代替君主实行职责”。同时为了巩固皇室基础，“必须在国库之外建立皇室财产，关于贵族的主要机能是未来组成国会上院，以(对抗民选的下院)保护皇室”。此外担任保护皇室重要职责的还有士族，而由于维新后士族制度的变革，使士族失去了产业，因此必须采取救济士族的措施。三条意见书的主要精神在日后颁布的明治宪法及具体的政策实践中基本得到了贯彻。

贵族院在立法事务中与众议院具有平行作用。而且由于贵族院不被解散，并与天皇共荣辱，相对稳定而且保守，可秉承皇室旨意，通过否决众议院的决议来达到牵制众议院的目的。如在1900年10月第四届伊藤内阁，因为与伊藤博文在政党内阁问题上的瓜葛和发泄不满，山县有朋利用其在贵族院的多数，由贵族院对伊藤内阁的星亨递信大臣提出弹劾，致使伊藤内阁上台7个月后垮台。再如1911年为了阻止选举法修正案的通过，贵族院否决众议院已经通过的选举法修正案决议(201对28)，使选举法修正案成为废案等。贵族院议长一般由爵位较高的人物担任。

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公卿的贵族与天皇家族存在着密切的亲缘、政治关系。近代前是藤原氏、平氏(北条氏、足立氏)等掌握军权，并通过与皇室联姻确立统治地位，而近现代如三条、近卫、西园寺等都是这些氏族的后代。如前所述华族的封号也是根据与皇室的亲疏关系和家族历史地位等决定的。在明治宪政体制中这些贵族的政治地位很高，三条实美等担任太政大臣等职务，西园寺、近卫等担任总理、元老对日本政治影响巨大。

即使到战后实现政治民主之后，等级血统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社会。据佐藤朝泰的研究，战后从1945年8月东久迩稔彦到1990年海部俊树的19名总理中，有14人与皇室、旧贵族有亲属或联姻关系，形成一大“总理、大臣闺阀军团”。他还指出，战前与现在的尺度不变，是由与“天皇的距离”来决定，即战前是天皇通过辅弼的内大臣而不必直接联系政治，现在与天皇的距离是通过与皇室婚姻关系及与其有密切关系名门家族来维系。而且社会上对世袭贵族仍有敬畏态度，对“暴发户”(立功授爵者)贵族则不以为然。

3、枢密院的职能

枢密院亦简称“枢府”，明治宪法公布之前作为宪法和皇室法典审议机构，在伊藤博文的建议下于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4月设立，由议长、副议长(各1名)及13名枢密顾问官共15人组成(1913年以后增加到24人)，伊藤博文是枢密院的创建者。

为了提高枢密院的地位，伊藤辞去总理而转任枢密院议长。

同年4月21日，伊藤在关于枢密院作用的意见书中称：

“愚案认为，根据我国的情况不能突然效仿英国实行议会政府制度，而应模仿普鲁士方式(君主立宪制)，这不仅不会使我国情出现危险，而且不会使至尊(天皇)遇到麻烦。我国宪法原则的核心是主权归王室，以天皇之圣断为最终决策。而议会与政府意见不协调时，只能大臣辞职、或议会解散。此种情况下需要一个能够体察国家大势、了解国民感情、提出善良忠告之顾问(集团)，枢密院乃此种机构"。

枢密院的作用在于政府(行政)与议会(立法)出现意见对立的时候，枢密院必须“正确引导”天皇做出解散议会或罢免国务大臣的裁决。明治宪法规定“枢密顾问官根据枢密院官制，答复天皇的咨询，审议重要国务”(第56条)。枢密顾问官主要由藩阀政治家、宫中保守派官员、高级官僚和内阁大臣以及皇室成年男性成员担任，被称为保守派的“牙城”(坚强堡垒)。

1888年5月至1889年2月，天皇睦仁多次亲临枢密院，审议了明治宪法、宪法附属法令、皇室典范草案等。在明治宪法中枢密院被定位为天皇的最高咨询(顾问)机构。正如伊藤所说，“国家主权最终应归于王室，重大问题以天皇裁决为最后决策。在议会与内阁发生冲突时，必须有能够明察并诱导国民之感情并提出善意劝告之顾问官，使枢密院成为非它不可之裁决机构”。

天皇的最终裁决与枢密院的顾问作用，这一双重把关的政治体制制约着整个政治决策的运作，使内阁与帝国议会在政治决策中的地位受到很大限制。

1888年4月30日公布的“枢密院上谕并官制”第一条规定，枢密院是在天皇亲临下就重要国务进行咨询的部门。

第六条规定，枢密院就如下事项开会讨论并上奏(天皇)请求敕裁：

（1）宪法及有关宪法的法律解释问题及预算及其他国家会计事务质疑；
（2）修改宪法及有关法律之修改草案；
（3）重要敕令；
（4）新的法律草案及修改废止现行法律之草案，与各国之条约及行政组织计划；
（5）其他有必要经过枢密院咨询之重要行政、法律和敕令等事项。

从伊藤意见书及此后制定的枢密院官制可以清楚地看出枢密院的重要地位及伊藤等寡头政治家在政策决策中发挥的作用。

据多纳尔德·金的研究，明治天皇除了生病以外，每次枢密院会议都出席，正是由于天皇亲自出席才使会议的性质和权威得到提高。天皇虽在会上一言不发，但十分注意倾听，还常在会后向议长提出质询。进入炎热的酷暑季节，会场有时炎热难忍，但睦仁从不说热，不知疲倦地倾听议事。睦仁曾就帝国议会开设问题问伊藤“如果贵族院与众议院相互见解不同，而内阁与议会也意见不一怎么办”?

伊藤答称这种情况下枢密院就必须发挥重要作用。

1890年随着宪法的实施，明治政府又改定了枢密院官制，使其负责有关宪法的草拟和对宪法疑义的解释，戒严令及紧急敕令的颁布，及对外签订条约等重大事务的咨询。此外，枢密院还负责一切有关皇室事务的咨询，如皇位的继承、摄政等对皇室的重要问题拥有决策权。

帝国议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必须经过枢密院的认可，因此它成为明治宪政体制的中枢机构之一，与内阁、帝国议会一起成为天皇制统治的重要支柱。

早期枢密院议长都是由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政界元老担任。到了1920年代在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干预下，选择政界资历相对较浅的人物担任议长，使枢密院的地位受到削弱，对政治的发言权也相对下降。不过由于枢密院所具有的权利，仍被一些大臣称为“内阁的鬼门关”。

在明治时期萨、长两藩出身者在枢密院枢密顾问官中占压倒多数。大正时期以后(1912)枢密院逐渐成为山县派官僚的堡垒。只要枢密官自己不辞职，就终身在职，因此到了1930年代枢密顾问官明显老龄化，被称为“养老院”。枢密院会议只有天皇咨询时才召开。

在枢密院官制当中有“不干预施政”的规定，但是，实际上，作为明治宪法的“看守者”(或监护人)，咨询事项相当多。由于它是不对议会和国民负责的特殊机构，所以它通过审议咨询案对内阁进行限制，使内阁陷于困境，以至于达到直接介人施政的目的。1927年(昭和二年)4月，若槻内阁提出的关于台湾银行救济紧急敕令案被枢密院以违反“宪法”为名否决，导致若槻内阁当天总辞职，同时建立了田中义一内阁，使明治宪政体制开始向军国主义化倾斜。

在实际运作中，在法律上不承担责任(只是咨询机构)的枢密院往往能够发挥比内阁及帝国议会更大的政治作用。到1947年5月日本战败近两年新宪法实施后，枢密院才被废除。

4、皇宫机构

皇宫内设置内大臣(掌玺大臣)和宫内大臣(宫内省长官)，同时还设置侍从武官长，负责天皇有关军事问题的咨询，此外还有大批宫内官员，因为这些官员都属于天皇近臣，实际上处于可能干预政治事务的地位。

明治维新以后，宫内官员成分发生了很大改变，武士出身的官员大量取代了华族在宫廷一统天下的局面，军事色彩极强的武士阶层人主宫廷与武士出身的官员大量占据明治政府中枢，对国家的整个内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也是军国主义、扩张主义政策发展的重要基础。

1882年6月，伊藤博文开始起草皇室典范。在起草时，伊藤首先征求内大臣三条实美及宫中顾问官的意见。三条会同其侧近东久世通禧、尾崎三良等一起于同年秋天提出修改草案，并命令赏勋局总裁柳原前光也起草一份典范，这两份草案形成皇室典范初稿。伊藤令井上馨在初稿的基础上，进行修改。1883年3月20日，伊藤又在自己的住处东京高轮举行由井上馨、柳原前光、伊东已代治等人参加的皇室典范审议会议，史称“高轮会议”。会上柳原提出对修改草案时尚未解决的疑难问题，由伊藤、井上答复解决。其中关于皇室与政治的关系成为焦点。

关于皇室典范公布的手续是否需经过总理副署的问题，伊藤认为应该将皇室置于政治之外，因此“宫内大臣副署即可，即使总理副署也应限于上谕。因为总理的副署行为会使皇室典范具有政治性色彩，但皇室典范不应与议会政治相关联”。

同时，为了使皇室与政治分离，伊藤也否定了向元老院咨询皇位继承问题的做法。“总之宪法规定的政治组织不应干预皇家事务，此事应由皇室及贵族等审议解决”。伊藤不仅想把皇室与政治分离开，而且可能的话，还试图把皇室与天皇个人意志相分离，即在因重患等原因而出现天皇让位情况的规定上，伊藤坚决反对因天皇个人原因而让位的规定，认为天皇即使出现不治重患也不应退位，可安排摄政等。

其目的在于使“宫中”(皇室)制度化，即把皇室的延续作为日本文化与历史的象征，同时也为保护皇室不被共和制度所侵害。与此相关联，设立皇室财产、使皇室经济的“自立”也是为保持皇室的延续。在确立皇室典范，确保皇室基础不变的前提下，伊藤博文等才开始全面起草明治宪法的工作。

这里反映出伊藤等明治政府首脑在天皇制问题上的用心良苦。有的中国学者把皇室典范与宪法、军人谕语、教育敕语平行，看作为“近代天皇制理论结构四大支柱之一，因为它揭示了天皇的神统性和宗教性”，它“使天皇拥有的祭祀大权具有合法性和不可逆性”。

值得注意的是，自1896年甲午战争后在天皇机构中就设立了侍从武官长(Jijubukancho)及侍从武官制度以加强天皇过问军事问题的内部体制，该制度在“十五年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废除。而内大臣等天皇侧近在昭和的战争时代，在决定国家政策、总理等重要人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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