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仍有加力空间

经济参考报：年初以来，央行和财政部先后推出一揽子政策措施。从全年维度来看，您认为上半年政策最大的亮点是什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效果如何？

董希淼：上半年宏观政策最大亮点，在于政策节奏从相机抉择转向提前发力。1月15日央行宣布推出八项政策举措，从降价格、增额度、拓范围、调结构等方面发力；1月20日财政部推出六项政策措施，聚焦于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两大重点。这些政策措施出台时间早、针对性强，有效对冲了外部不确定性，支持一季度经济保持良好增长。

同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现更高水平协同，显著体现在促进内需方面。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及风险补偿等组合工具，发挥“四两拨千斤”作用。一季度，金融机构新发放财政金融协同相关贷款超过8.8万亿元，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消费者5419万人次。在“两重”“两新”等领域，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如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与财政贴息、减税降费形成合力，发挥了“几家抬”作用。总体而言，上半年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增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更加顺畅，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促进经济恢复。

经济参考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已经连续13个月“按兵不动”。在当前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如何在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与维护银行体系稳健之间找到平衡？

董希淼：当前货币政策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实体经济需求偏弱，要求继续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银行净息差已降至1.40%的历史低位，收窄了进一步降息的空间。破解这一挑战，需遵循“先减负、后让利”的顺序。依据金融中介理论，贷款利率本质上由资金成本、风险溢价和运营成本决定。推动降低银行相关成本，是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降的重要举措。过去一年多来，金融管理部门通过引导存款利率下调、规范手工补息、全面降准提供低成本资金等手段，切实压降银行负债成本。未来可继续降低政策利率，进一步降低银行资金成本，缓解银行息差压力，再适时推动LPR下行，从而实现社会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与银行体系稳健经营的双重目标。

同时，需进一步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降低融资中间费用。降低融资成本并非简单地降低贷款利率。综合融资成本中除了贷款利息，往往还包含担保费、评估费、过桥费等。要通过压降中间费用，让各类经营主体更加直观、透明地感受到融资成本下降。金融机构应“开源节流”，向管理要效益，保持发展可持续性。

经济参考报：6月底，央行推出隔夜逆回购新工具，两天累计投放9000亿元。这具有哪些意义？对企业和个人融资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董希淼：这是央行短端利率调控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将带来四方面影响：一是填补隔夜资金直接调控工具的空白，与现有7天期逆回购形成期限搭配，实现分层精准调控，满足银行体系资金需求的不同场景；二是有效应对月末、季末等时点临时性流动性压力，通过直接注入隔夜资金平抑资金面季节性波动；三是与全球主要央行以隔夜利率为核心操作目标的实践接轨，不过目前7天逆回购利率仍是唯一的政策利率；四是强化短端利率的“定价锚”作用，通过明确利率走廊边界，压缩短期利率波动空间，稳定市场预期。

未来，贷款利率定价基准或向多元化基准演化，企业短期贷款、票据贴现利率等或将更灵敏反映市场资金供求。对个人而言，如果LPR的“锚”发生变化，住房贷款、消费贷款对政策利率变动的反应将更加及时，利率调整将更市场化。

经济参考报：您对下半年宏观经济走势如何判断？经济增长动能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又面临哪些风险？

董希淼：宏观经济正呈现“K型分化”格局，下半年或将延续“修复巩固、动能偏弱”态势，仍需逆周期、跨周期政策托举。

增长动能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十五五”重大项目落地，超长期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加快发行使用，将带动基建和新质生产力投资保持高位；二是“以旧换新”政策扩围与服务消费持续复苏，成为内需的主要缓冲垫；三是出口链条韧性，产业升级下“新三样”等高端制造形成新优势。但风险也不容忽视。外部方面，全球贸易壁垒和地缘冲突可能压制外需；内部最核心的挑战仍是有效需求不足，地方债务化解压力与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交织。

下半年宏观政策空间仍存，应适时实施全面降准和定向降息，并加大财政支出力度，降低经营主体税负，上调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全面“投资于人”，通过综合施策稳住市场信心和预期。从需求侧采取更有力举措，如对住房贷款进行财政贴息、减免住房交易环节税费，提振房地产投资和居民住房消费。如果做到政策预期清晰、精准加力，全年经济运行有望保持在合理区间，为“十五五”开局打下坚实基础。（原文发表于2026年7月7日《经济参考报》，记者：向家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