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企业为主体加强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理论逻辑与政策取向

中美科技博弈日趋激烈，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已成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战略支撑。然而，当前我国基础研究体系化建设仍面临评价激励机制错位、投入结构失衡、人才跨主体流动不畅、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效能低下、全链条创新组织机制缺失等突出困境，导致基础研究与产业需求脱节、创新效能难以充分释放。现有研究虽已认识到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但尚未系统阐释企业主导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的完整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本文立足国家战略需求与产业发展实际，系统梳理我国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的现实挑战，从历史逻辑、价值逻辑、运行逻辑、技术逻辑等4个维度，深入阐释以企业为主体推进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的内在机理，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取向，以期为“十五五”时期完善基础研究体系、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

引 言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美科技博弈日趋激烈，全球产业链与创新链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我国也正处于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源头与破解各类技术难题的根基，其体系化布局不仅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战略支撑，更是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塑造发展新优势的关键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注重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体系化创新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要求“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2026年4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科技创新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紧盯全球科技前沿动向，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与产业发展需要，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提升基础研究水平”“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参与重大科研项目、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带动产学研协同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系列重要论述与政策部署为企业主导创新链条、推动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指明了方向。

围绕基础研究及企业参与基础研究，学界已形成一定的积累。现有基础研究相关文献主要从内涵功能、组织模式、国际经验和提升路径等方面展开探讨，且普遍认为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其内涵已从传统“纯科学”逐步拓展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回应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破解产业关键技术瓶颈的目标导向型研究。在此背景下，基础研究体系化建设逐渐成为重要议题。相关研究指出，应以生态思维统筹多元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与全创新链条，提升战略导向下基础研究的组织效能。随着科学技术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关于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相关文献指出，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有助于提升创新绩效，并赋能后发国家实现产业赶超。进一步地，作为衔接基础研究与产业创新的关键纽带，产业基础研究逐步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柳卸林和何郁冰以及樊增强等指出，应充分发挥企业生力军作用，大力推进产业驱动型基础研究，以此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提高我国产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近年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成为科技创新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尹西明等研究指出，科技领军企业和产业链链主企业能够在基础研究突破、前沿技术引领以及“基础研究—技术开拓—成果转化—产业应用”全创新链条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总体来看，现有文献为理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厘清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内在逻辑奠定了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对我国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面临的现实约束分析不足，未能针对基础研究体系化的运行模式、主体协同机制等核心问题形成完整的理论阐释；二是对企业如何从基础研究的“参与主体”转向“组织主体”和“牵引主体”探讨不足，关于企业重塑产业基础研究体系结构、运行机制与组织范式的相关研究仍有待深化。

在实践过程中，我国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仍面临产业导向偏弱、投入结构失衡、人才流动壁垒突出、创新主体协同不足、产学研链条衔接不畅等诸多体制机制障碍，导致基础研究与产业需求脱节、创新效能难以充分释放。实践证明，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单一核心的传统创新模式，已难以适配新发展阶段要求。构建企业主体型基础研究创新体系，是破解当前发展难题、重塑基础研究发展格局、提升整体创新效能的核心路径与关键突破口。

基于此，本文立足国家战略需求与产业发展现实，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在系统梳理基础研究组织范式演进规律、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相关理论进展的基础上，深入剖析我国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面临的突出挑战，从历史逻辑、价值逻辑、运行逻辑与技术逻辑等4个维度阐释以企业为主体推进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的内在机理，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取向与改革举措。研究旨在为“十五五”时期完善基础研究体系、夯实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助力我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与科技强国建设稳步推进。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将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与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建设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明确“企业为主体”并非对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职能的替代，而是强调企业在产业基础研究中的问题凝练、组织牵引、场景验证和生态整合功能，由此拓展了企业“参与”或“投入”基础研究的既有分析视角。第二，以产业基础研究为关键衔接载体，揭示基础研究从学科前沿探索向国家战略任务攻坚和产业瓶颈突破转型的组织变革逻辑，阐明企业能够通过产业场景、工程体系、数据资源和产业链网络，将产业真实技术难题转化为可组织、可协同、可验证的基础科学问题，从而深化了基础研究与产业创新耦合关系的理论阐释。第三，构建“历史逻辑—价值逻辑—运行逻辑—技术逻辑”四维解释框架，从基础研究范式演进、企业创新独特功能、全链条协同机制和科学人工智能（AI4S）等新型科研范式变化出发，系统阐明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强化与基础研究体系重构之间的内在机理。

1 相关研究进展

1.1 基础研究的相关研究

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作为科技创新的总源头，是现代科技政策体系的核心概念。现有研究围绕基础研究的内涵功能、组织模式、国际经验与提升路径等方面，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基础研究泛指人类探索自然社会规律、科学逻辑和客观现象的原创性科研活动，其内涵经历了从“纯科学探索”到“工具性知识积累”再到“社会技术系统集成”的演变，具备长周期性、高风险性、强探索性、广带动性等特征。随着创新实践的深化，基础研究不再仅仅是科学家个人兴趣驱动的自由探索范式，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和产业“卡脖子”技术难题的目标导向型基础研究，逐步成为各国科技创新的战略重点。美国工程院院士Narayanamurti和桑迪亚国家实验室杰出技术人员Tsao指出，美国应重视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研究，并将其视为创新的引擎。技性科学是指依赖技术发展的科学，强调通过科学方法、技术手段与社会因素的深度融合推进创新突破。万劲波指出，大科学时代与数字时代下，基础研究已迈入“生态模型”发展阶段，呈现创新主体更广泛、合作网络更复杂、投入来源更多元、研究导向更多样的特征，应统筹推进战略导向下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布局。

基础研究体系化立足整体创新效能提升，以生态思维统筹多主体、多要素与全创新链条，构建分工协同、资源共享、闭环运行的系统化基础研究组织与发展模式。围绕基础研究体系化建设，学界已开展初步探索。刘云等分析提炼了战略导向型基础研究的组织体系架构，并提出了强化顶层设计、优化项目组织方式等建设思路；王庆金等从科学布局科技力量、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厘清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布局的实现逻辑；李寅和薛昱以美国工程科学中心为例，剖析了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产学合作基础研究运行模式。可见，现有研究虽在理念层面认可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的重要价值，但多侧重于必要性阐释、宏观原则梳理和建设思路探讨，尚未深入剖析我国基础研究体系化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对所需的有效运行机制构建、跨主体高效协同、基础研究与产业创新动态对接机制搭建等关键问题探讨不够深入，未能形成逻辑完整、适配本土场景的理论阐释体系。

1.2 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相关探讨

早期创新理论基于基础研究的公共品属性与高风险特征，认为政府资助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是开展基础研究的核心主体。随着科学技术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企业创新层面，大量研究表明，基础研究对于企业创新产出与经济绩效具有积极影响。Rosenberg、Cohen和Levinthal指出，企业开展基础研究不仅是为了获得原创性成果，更在于培育和提升吸收、转化外部知识溢出的能力。进一步地，Godin指出，企业需要在基础研究与开放创新之间维持平衡，以稳固自身核心竞争力。在后发国家赶超层面，Rochmyaningsih研究指出，日韩龙头企业不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有效赋能了本国产业的弯道超车。徐晓丹和柳卸林系统梳理了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演进历程、主要模式及国内发展现状，并从构建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释放企业经费支撑效能、提高产学研合作质量和效益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在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相关讨论中，产业基础研究是衔接基础研究与产业创新的关键纽带。柳卸林和何郁冰指出，现代产业竞争日益依赖于技术竞争，应加强产业驱动型基础研究以提高我国产业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樊增强指出，当前我国基础研究供给难以支撑技术创新的国际竞争需求，亟须引导和推动企业从事应用性强的基础研究，破解产业发展共性技术瓶颈。基于此，本文将产业基础研究界定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未来发展场景和产业共性基础问题，以产业重大科学问题、底层技术原理、共性基础机理和前沿技术方向为研究对象，兼具基础性、战略性和产业关联性的科研活动。产业基础研究既保留了基础研究的原创性、长期性和高不确定性等固有特征，又强化了对国家战略任务落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与企业创新实践的响应能力。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议题。企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基石与产业科技创新的核心载体，已然肩负起基础研究攻关、引领产业创新升级的时代使命。尹西明等指出，科技企业尤其是科技领军企业和产业链链主企业，具备攻克高难度、长周期核心技术难题的动力与能力，能够重构我国产业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关系，进而发挥“基础研究—技术开拓—成果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的创新引领作用。张璐等系统梳理了我国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演进脉络，认为企业应从“重技轻科”向“科技并重”转型，承担基础研究系统突破与前沿技术引领的双重职能。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已充分认识到企业在基础研究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但仍存在明显的研究拓展空间。当前研究较多停留在企业“参与”或“投入”基础研究的层面，尚未立足国家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的宏观视角，系统探讨企业如何从基础研究的参与主体进一步转向组织主体和牵引主体，以及如何依托企业主体优势重塑产业基础研究的体系结构、运行机制与组织范式。

2 我国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的突出挑战与困境

2.1 评价激励机制错位，产业导向型基础研究边缘化

链主企业等市场主体已逐步成为我国基础研究创新的重要驱动力量，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科研考核评价与激励机制存在错位，不仅制约产学研深度融合，也阻碍关键科学难题的攻关突破。在现行科研管理与评价体系下，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资源分配、科研人员的职称晋升及绩效考核，仍高度依赖政府立项、财政经费支持的“纵向课题”。这类课题凭借官方背书及在学术评价体系中的高权重属性，被看作衡量科研能力、彰显学术地位的核心标准。虽然华为、比亚迪等链主企业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基础研究，但这类由企业出资、以解决产业实际问题为导向的项目，在科研管理体系中通常被归为“横向课题”。企业资助的基础研究项目尚未有效纳入现行核心绩效考核体系，致使高校及科研院所研究人员承接并投入此类项目的制度性激励严重不足。因此，企业充足的研发投入与高校院所顶尖的科研人才之间形成显著协同壁垒，产业发展中亟待破解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难以高效顺畅地逆向传导至基础研究一线，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基础原理—技术原型—产业应用”创新闭环的构建。

2.2 投入结构失衡，产业类基础研究资金保障不足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领域存在经费供给与科研申报需求结构性失衡问题，科研团队难以获得持续稳定的资源保障。202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申请量达17.80万项，同比增幅48.77%，但平均资助率仅为11.7%，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率更是降至15.54%。202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预算为394.58亿元，较2024年小幅增长8.65%，而同期项目申请量增幅高达12.71%。持续走低的资助率催生同质化内卷竞争，迫使科研人员耗费大量精力反复申报竞争性课题，大幅挤压潜心开展长期性、探索性基础研究的时间与空间。项目评审环节中，“学术权力固化”“资历优先”“学科或学派壁垒”等非学术性干扰因素依然突出，削弱了评审机制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同时，成熟稳定的传统研究方向对不确定性前沿方向、青年科研群体形成系统性压制，成为制约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活力释放的关键堵点。此外，科研经费管理规制过细、灵活性不足，针对科研人员智力劳动的合理补偿机制尚不完善，进一步加剧了基础研究领域的“短视化”倾向，难以支撑面向产业需求的长周期、高风险基础研究。

2.3 人才体系结构性失衡，跨主体流动存在制度壁垒

适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型基础研究人才体系，面临产业人才培养储备薄弱、学界反向虹吸显著的双重困境，严重制约产业创新的源头供给能力。一是我国具有全球影响力和产业引领能力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储备仍显不足。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2024年9月发布的《2024年世界人才排名》显示，中国大陆人才竞争力位列全球第38位，远低于我国经济总量的全球位次。二是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等处于创新活跃期的青年产业科研人才，职业发展路径狭窄，“非升即走”等聘用机制在部分执行环节存在异化现象，未能充分起到对青年人才的保护与激励作用。三是高水平人才的跨机构、跨领域、跨主体流动仍受编制、薪酬、评价标准等多重体制机制壁垒制约，阻碍了学术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创新网络的动态迭代。四是高校、科研院所对产业基础研究人才的虹吸效应加剧。部分头部企业研究院的高被引科学家甚至院士，依托企业创新平台取得学术影响力、获评高级学术头衔后，并未持续带领团队深耕产业前沿“无人区”、开展引领性基础研究，反而选择回流高校或科研院所。这种人才“逆向虹吸”现象导致产业基础研究团队核心力量流失，原创性探索动力衰减，进一步扩大产业基础研究领域的高端人才缺口。

2.4 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效能低下，资源碎片化问题突出

2025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预算为1028.94亿元，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预算为394.58亿元，占比高达38.3%。现阶段，中央财政资金依托单一主渠道进入基础研究领域，对制造、信息、能源、健康等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多元需求响应尚不充分，形成“资金来源集中、部门协同不足”的局面。反观美国，2023财年基础研究投入约423亿美元，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金占比仅为13%，其余经费分散在各产业部门，其中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关联生物医药等产业，占比49%；能源部关联先进制造、新能源等产业，占比13%；航空航天局关联航空航天等产业，占比11%；国防部关联军工与信息技术等产业，占比7%，整体呈现“多主体参与、面向产业”的协同治理格局。相较而言，我国基础研究体系尚未形成跨部门、跨产业的资金协同与资源统筹网络。在引领型产业亟须突破的前沿原理、底层工艺、工具软件等关键领域，部门间的目标协同不足、创新资源统筹力度偏弱。同时，社会资本因基础研究具有长周期、高风险特征而参与度极低，尚未形成多元协同的资金投入网络。

2.5 全链条组织机制缺失，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脱节

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国家级科研机构等核心创新主体之间的功能定位仍存在交叉重叠，战略分工的层次性与互补性有待通过制度设计进一步明晰。从协同运行机制来看，跨机构、跨领域的资源共享平台与深度融合网络建设滞后，学科优势、设施资源与人才梯队难以实现高效整合与动态配置。《2025年中央级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结果》明确指出，部分创新主体存在开放共享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管理体系不完善、通用仪器运行使用率低等问题。当前，我国大科学装置、科研数据、实验平台等关键创新资源开放共享程度低，企业难以获得便捷的使用渠道。同时，跨机构、跨学科的协同攻关机制不健全，一定程度上导致创新要素流动不畅，制约了国家基础研究体系的结构优化与整体能级跃升，难以形成“目标统一、分工明确、资源共享”的体系化创新合力。

3 以企业为主体加强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的理论逻辑

3.1 历史逻辑：基础研究范式演进的必然趋势

基础研究范式的演进始终与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进程同频共振，其核心逻辑已从“科学推动”的线性范式，逐步转向“科学与应用双向驱动”的生态化范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什提出的基础研究线性模型，奠定了政府主导公共基础研究的制度基础。随着科学技术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斯托克斯提出的“巴斯德象限”理论揭示了应用型基础研究的重要价值。进入大科学时代和数字时代，基础研究已不再是单一主体的孤立探索，而是演变为多主体协同参与、多要素深度耦合的复杂系统工程。在全新范式下，产业需求跃升为驱动基础研究突破的核心动力之一。许多重大科学问题都源于产业发展的现实挑战，而基础研究的突破则反过来催生了新的产业形态。企业作为产业创新的主体，天然具备衔接科学发现与产业应用的桥梁属性，能够敏锐捕捉市场需求变化，将产业发展中的技术瓶颈转化为基础研究的科学问题，并推动研究成果快速落地、形成创新闭环。从历史演进来看，德国化工企业率先建立工业实验室，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成立的贝尔实验室以及IBM研究院引领全球信息技术革命，日本丰田和韩国三星通过基础研究实现技术赶超，上述实践均充分印证：当产业发展迈入创新驱动阶段，企业必然成为基础研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以企业为主体加强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是基础研究范式演进的历史必然。

3.2 价值逻辑：企业在体系化布局中的独特功能

企业在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中具有政府和科研院所不可替代的独特创新价值，其核心功能体现在场景牵引、资源整合、成果转化和生态构建等4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在场景牵引维度，企业具有场景应用、新技术组合运用触觉敏锐的优势，能够精准识别并提炼产业发展中的关键科学问题与核心技术瓶颈，引导基础研究方向与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同频共振。在资源整合维度，企业具备统筹资金、人才、数据、场景等各类创新要素的能力，能够打破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壁垒，推动跨主体、跨领域、跨地域的价值共创，实现基础研究创新价值链的延伸。在成果转化维度，企业拥有完善的工程化配套体系、成熟的生产制造能力和畅通的市场运营渠道，具备将基础研究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内在动力和客观条件。陈劲和朱子钦指出，只有由科技成果的最终应用方，即企业来主导成果转化过程，才有可能切实提升转化效率和转化效果。在生态构建维度，产业链“链主”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能够通过开放创新平台、共享科研设施、发布技术需求等方式，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共同参与基础研究攻关，构筑产学研融合、大中小企业融通、国企民企协同的良性创新生态。

3.3 运行逻辑：企业主导全链条协同的实现机制

以企业为主体推进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核心在于构建“企业出题、产学研答题、市场阅卷”的全链条协同运行机制，实现基础研究从选题、研发、评价到转化的闭环管理。在选题环节，建立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选题机制。依托企业深耕产业一线的优势，凝练重大科学问题与核心技术瓶颈，识别场景化创新需求。通过政府与企业联合设立重大科技专项的方式，引导高校和科研院所围绕产业真实需求开展研究。这种场景驱动机制能够确保基础研究选题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从源头上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在研发环节，由企业主导场景化技术创新，依托自身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场景和创新平台优势，吸引高校、科研院所及各类社会创新主体，围绕多场景需求组建跨学科、跨机构的创新联合体和专业化研发中心。充分整合高校的基础研究优势、科研院所的应用研究优势和企业的工程化优势，开展有组织、体系化的协同科研攻关。在评价环节，引入市场化、产业化评价标准，突出基础研究成果的产业贡献、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将成果转化成效、核心专利质量、行业技术标准制定等实质性创新指标纳入评价体系。在转化环节，以企业为主体统筹推进中试放大、工艺优化与产业化应用，建立贯穿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和产业落地的全链条转化体系，输出场景化解决方案，充分释放基础研究的产业场景价值与经济社会效益。

3.4 技术逻辑：新科技革命下企业主体地位的强化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催生了“AI for Science”（AI4S）新型科研范式。人工智能技术依托海量数据处理、复杂模型构建和智能模拟预测，大幅提高了科学发现的效率和准确度，深刻改变了基础研究的方法、工具和组织模式。李国杰指出，第五科研范式下，科技创新愈发依托大模型驱动的智能化科研大平台，呈现科学研究与工程实践紧密结合的新特征。在此背景下，企业在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中的主体地位更加突出。相较于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在数据场景资源、算力基础设施和工程化能力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能够更高效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基础研究深度融合，赋能原始创新突破。一方面，互联网平台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积累了海量的行业数据、用户资源和产业场景，为AI驱动的基础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数据底座和场景支撑；另一方面，企业具备建设和运营大规模算力中心的能力，能够为复杂科学计算提供强大的算力保障。同时，企业强大的工程化能力能够将AI技术与实验设备、科研工具深度融合，打造智能化的科研平台和大科学装置，实现科研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综上所述，本文所界定的“以企业为主体的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并非将企业简单置于基础研究投入或项目参与的从属位置，更不是以企业替代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全部基础研究，而是指在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需求的双向牵引下，以科技领军企业、产业链链主企业等具备场景识别、资源整合、工程验证和生态组织能力的市场主体为关键组织载体，围绕产业发展中的底层核心技术、关键科学难题和前沿技术方向，统筹联动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和产业链上下游创新主体，构建从问题凝练、任务组织、资源配置、协同攻关到成果转化的系统化基础研究发展格局。其核心特征在于：一是以产业场景和国家战略任务为问题来源，强调从产业瓶颈中凝练基础科学攻关方向；二是以企业为组织牵引主体，强化跨主体、跨学科、跨链条的资源整合与协同统筹能力；三是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和产业化应用贯通为运行导向，推动形成创新闭环；四是以长期稳定的创新投入和开放融通的协同网络为支撑，提升基础研究对产业核心技术突破的源头赋能能力。

与此同时，以企业为主体的基础研究与高校、科研院所主导的基础研究存在明显差异：高校基础研究侧重学科前沿、自由探索和人才培养；科研院所基础研究聚焦国家任务、战略方向和重大平台建设；而以企业为主体的基础研究则突出产业问题牵引、场景验证、工程转化和生态组织的核心功能。三者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分工互补关系。推进企业主体型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旨在通过企业的场景牵引和资源整合优势，弥合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之间的创新断裂，推动我国基础研究从单点突破、分散布局，转向多主体协同、全链条贯通和体系化组织。

4 以企业为主体加强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的政策取向

4.1 完善分类评价激励机制，确立企业在产业基础研究中的主体地位

首先，建立产业导向的基础研究项目认定机制。由产业链链主企业结合产业发展瓶颈报送基础研究重大问题，政府牵头组织相关领域权威专家，依据问题的前瞻性、原创性、产业关联度及对国家战略的重要性开展遴选论证，形成政府与链主企业“联合出题”的“产业基础研究重大问题榜单”，并将此类项目视同国家级纵向科研项目，赋予其同等的学术评价权重与考核认定效力。其次，搭建“联合答题”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激励体系。引导高校、科研院所将产业基础研究项目成果全面纳入职称晋升、绩效考核、资源分配的核心评价体系。同时，推动产学研各方组建企业主导、跨机构、跨学科的协同攻关团队，鼓励链主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实验平台、工程数据等核心创新资源，围绕产业实际需求开展靶向型基础研究。最后，完善项目全流程监管与动态调整机制。相关部门建立项目实时跟踪评价体系，重点考核成果转化潜力与产业贡献度，形成闭环管理，高效破解科研资源错配问题，畅通“基础研究—技术原型—产业应用”的创新链条。

4.2 构建多元协同投入体系，强化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主力军作用

首先，建立跨部门产业导向的基础研究投入协同机制。优化中央财政投入结构，适度降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单一渠道占比，引导各产业部门稳步提升年度预算中基础研究的支出占比，形成“总量增长、结构优化、分工明确”的政府投入新格局，破解“资金来源集中、部门协同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其次，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多元参与”的资金配置体系。扩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规模，鼓励产业链链主企业、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设立产业导向型专项联合基金。由企业提出产业基础研究需求，政企协同制定资助指南，确保资金精准投向前沿原理、底层工艺、工具软件等关键领域。设立国家产业基础研究联合基金，引导地方政府、链主企业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建立长周期、稳定支持的投入机制。同时，畅通社会资本参与渠道，落实企业基础研究投入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天使投资、创投基金精准赋能早期基础研究成果转化项目，形成跨层级、跨领域的资金协同支撑网络。最后，完善基础研究投入动态调整与效益评价机制。建立基础研究投入与产业需求常态化对接清单，依托重点产业协会、产业链链主企业定期梳理产业基础研究技术瓶颈，动态更新各部门重点投入领域指引。构建以产业贡献度为核心的投入效益评价体系，实现基础研究资金投入精准匹配产业创新刚需，持续提升企业主体投入的针对性与资源利用效率。

4.3 健全人才引育留用机制，破除跨主体人才流动壁垒

首先，实施战略型产业基础研究人才专项引育计划。聚焦重点产业链核心基础研究领域，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面向全球引进具有产业引领能力的顶尖人才及团队，配套给予长期稳定的科研经费支持与充分的科研自主权。设立国家级产业基础研究人才专项，重点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引进和培养高层次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及卓越工程师。同时，优化本土人才培养体系，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链主企业共建特色化学科与产业研究院，定向培养兼具学术素养与产业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其次，完善产业青年科研人员发展保障与多元激励机制。针对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等创新活跃群体，改革“非升即走”聘用机制，建立多元化评价标准。设立产业青年科研人才专项基金，支持其开展前沿探索性研究，鼓励企业为青年科研人员提供工程化实践平台与成果转化渠道。打破跨机构、跨领域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壁垒，全面落实“双聘制”等制度，允许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到企业兼职开展产业基础研究攻关，并保留其原有身份、职称、社保待遇，明确创新成果归属与利益分配规则，实现学术资源与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后，建立产业人才留用约束与长效激励并重机制。明确企业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回流学界的服务期约束与成果权属约定，强化原企业科研成果的权益保护与转化监督。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建设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赋予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同等的学术资源配置权与人才评价自主权。推行股权、期权、项目跟投等多元化中长期激励方式，增强产业基础研究岗位的职业吸引力。

4.4 优化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效能

首先，明晰各类战略科技力量的功能定位与分工边界。立足国家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需求，厘清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国家级科研机构的功能定位。其中，国家实验室聚焦国家战略目标，组织大团队攻关；研究型大学深耕科学前沿自由探索与高层次科研人才培养；科研机构侧重定向性基础研究与重大任务落地；企业聚焦产业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共性技术攻关与创新成果转化。其次，健全跨主体资源共享与协同攻关机制。以重大科学问题和产业关键任务为牵引，建立跨机构、跨领域的项目协同、人员流动与平台共享机制，构建动态高效的协同攻关联合体。推动大科学装置、科研数据、实验平台、算力资源向企业有序开放，破除科研资源壁垒。同时，支持链主企业开放应用场景、产业数据与研发平台，牵头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联合体。最后，强化顶层设计与动态统筹。建立由顶尖科学家、战略专家及政策专家组成的常设性基础研究战略咨询机制，联动科技领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行业专家组建专项咨询委员会，定期研判全球科技前沿方向，动态优化重点领域布局，确保国家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的科学性与前瞻性。

4.5 强化体系化组织与范式创新，构建全链条创新闭环

首先，涵养优良科研生态，夯实体系化创新发展根基。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与伦理教育，倡导敢于质疑、勇于创新、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积极营造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鼓励学术批评与学术争鸣，打破学科与学派壁垒，支持举办高水平开放型学术论坛，加强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同时，健全全过程的科研诚信监督与惩戒机制，规范科研行为，净化学术环境。其次，强化多学科交叉发展，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基础研究。推动生命科学、信息技术与物质科学深度渗透，促进工程学、材料科学与化学的协同创新，深化人工智能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间的双向互动，构建面向未来产业发展的引领型基础研究布局体系。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大科学装置与国家级战略科研任务，搭建场景需求导向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平台，聚焦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技术领域，加强对其早期孵化的制度支持与资源供给。最后，深化AI4S新范式变革，提升全链条创新效能。加大对新型科研工具、开源算法平台及智能化协同研究模式的战略性投入力度，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建设人工智能驱动的基础研究平台，充分释放企业数据与算力优势，加速科学发现与工程突破。同步改革人才评价、项目资助与机构考核机制，突出交叉创新与原创突破的核心导向，设立适配长周期、高风险探索的资助渠道，强化对团队协作与开放共享的激励支持，系统性提升我国基础研究的产出效率与规模拓展能力。

结 语

本文立足国家战略需求与产业发展实际，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在梳理基础研究组织范式演进规律、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理论进展和产业基础研究内涵特征的基础上，系统剖析我国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面临的评价激励机制错位、投入结构失衡、人才跨主体流动不畅、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效能不足和全链条组织机制缺失等突出挑战，并从历史逻辑、价值逻辑、运行逻辑和技术逻辑等4个维度，阐释以企业为主体加强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的内在机理与时代必然性，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取向。本文弥补了既有研究对我国基础研究体系化现实约束、企业组织主体功能和产业基础研究运行机制等讨论不足的缺陷，能够为“十五五”时期完善基础研究布局、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和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学理支撑。

本文来源自《创新科技》杂志2026年第6期。尹西明，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国际组织创新学院研究员，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北京理工大学科技创新与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律铭，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茶洪波，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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