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一、
今天跟一台湾女生聊天，聊到中年男女相处感受。
我说，这几年我有个感受：很多中年男人，没有同龄女性通透。他们在自我价值上，更容易被社会评价裹住；在感情里，又常常犹豫，不知道什么才是重点。
台湾女生说了一句话，无论台湾、香港、还是大陆，中年男人都还很在意面子。这里有旧式父权的影子。
我后来想，这不只是面子。更深一点说，男人和女人的生活训练，不一样。女人一辈子都在被训练处理具体的问题。孩子几点放学，老人谁来照顾，家里开销够不够，冰箱有没有菜，床单是不是要换了。这些东西太具体了。具体到最后，女人不得不真实。女人若爱务虚，每个家庭，床单可以三年一换。
而男人的训练，是把他们从具体的生活里，摘出来。他们的课题不是面对生活，而是维护身份。男人从小被训练成“要有出息”，“要风光”，“要人上人”。一个男孩子若从小关心生活细节，那就是“没出息”。这样一路训练，到了中年，很多男人会虚无到不自知，就算自知，也不敢从“男人身份”里下来。
二、
男人被身份塑形，也被历史训练。
如果把大陆、台湾、香港三个地方放在一起看，会很有意思。同属中文世界，文化根脉相同，却经历了三套不同的现代化训练。
台湾的现代化，有日本殖民期留下的痕迹。
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教育里，既把女性纳入现代学校教育，又把女性放回家庭伦理和家国秩序里，强调这是一种现代家庭纪律。所以台湾社会至今有一种复杂性：它相对现代，女性受教育、就业、公共参与都不低，但旧式家庭伦理、母职要求的影子，也一直没有消失。
台湾男性身上，也有这种矛盾。他温和、礼貌，社交上不冒犯女性，但未必真的从旧式家庭伦理里出来。当年王力宏离婚风波里，他父亲公开替儿子发声，对前妻进行道德审判。那一幕很有代表性：即便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看似高度现代化的家庭里，旧式父权的底色也并没有真正退场。
香港又是另一种。
香港受英国殖民影响很深，前后超过一个半世纪。香港男性身上会有一种英式训练留下的外壳，但它又不是纯英国社会。它的底层仍然是华南宗族、商人家庭、财富秩序和旧中国婚姻伦理。到1970年，香港的《婚姻改革条例》，才规定新婚姻一夫一妻，男人不得娶妾侍。所以香港男性身上的矛盾是：他有现代商业社会训练出的体面，也有旧式华人家族对男性权力的默认。
台湾和香港，一个偏日式秩序，一个偏英式体面，但底层都没有完全离开旧式父权。
我们这里的男性又是第三种。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不是被殖民社会塑造出来的，而是被革命、单位制、集体主义和后来的市场化共同塑造出来的。
新中国早期，曾把女性动员进公共劳动中。口号是“妇女能顶半边天”，这确实改变了很多女性的社会地位。但这里有一种诡异。半边天的平等，不是从个人出发，更多是从国家动员出发。女人出去工作、劳动，不是为了“我是我自己”，而是因为国家、集体、单位需要我成为劳动者。
这就形成了一种很奇怪的女性命运：女人要工作，要赚钱，要养家，要生孩子，要做家务，还要在家庭里继续承担照护责任。
她不是被解放得轻了。她是被解放得更能干了。
而我们这里的中年男性，则被另一套东西塑造。
单位意识。改革前的单位，是城市中国人的天。这套制度训练出来的男人，往往很会看组织，看位置，看权力，很在意评价。后来市场化一来，男人又被推到另一套叙事里：你要成功，你要赚钱，你要成为顶梁柱。
于是大陆中年男性身上，常常同时有三层东西。第一层，是旧父权。男人要掌控，要有面子。第二层，是集体主义留下的组织人格。要服从大局，把自己放进集体位置里。第三层，是市场化之后的成功焦虑。要赚钱，要往上走。这三层东西叠在一起，很容易让一个男人失去真实。感情里是拧巴的。个人实现里，是“宏大叙事”的。
女人被训练得太能干，男人被训练得很“宏大务虚”，这就是这片土地，中年男女之间最深的错位。
而这，也是为什么中年女性看中年男性，常常会有一种不耐烦。
女人已经在具体生活里变得诚实、清醒，但很多男人还在新旧身份里打转，不敢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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