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们有何共同点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我国“最高科学技术奖”从2000年第一次颁奖到现在，一共只有49个人拿到过。

这个奖不光是荣誉高、奖金重，关键是真难拿。

这些站在科学金字塔尖上的人，身上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密码”？

我查了查他们的传记和故事，还真找到一些有意思的地方。

咱们先聊聊最“宿命”的一点：出生省份。

我们把这49位科学家的老家在地图上一标，你会看到一条很明显的规律，他们高度集中在沿海省份。

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出生在沿海的大概齐有25位，光是江浙沪这片就占了12位，再加上京津冀7位，东北6位，山东两位，就基本把榜单包圆了。

“最高科技奖”得主出生地域特征，跟两院一千多名院士几乎一致，符合马太效应。

哪儿经济发达、文教底子厚，哪儿就容易出现顶尖的人才。这就是马克思早就给我们描述过的社会主义经济现实，经济发达的省份，才能把教育资源堆叠起来，孩子从小接触的东西、看到的天地都不一样。

当然了，这不是绝对的，但它像一道隐形的起跑线，确实存在。

只不过，出生地只是土壤，家庭环境才是真正的苗圃。

一说起这个，好多人可能会联想到：他们是不是家里都特有钱？都是体制内家庭？其实也不全是。

像王永志、吴孟超、李振声、王忠诚还有侯云德，这几位就是地地道道的工农家庭出身。

但是更多的获奖者，确实都成长在条件相当不错的家庭里。

仓禀实而知礼节，比如我们熟悉的袁隆平，他老爸毕业于东南大学，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事务科员，母亲毕业于英国教会学校；

黄昆院士的父亲是银行高级职员，母亲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吴文俊、王选、金怡濂，他们几个的父亲都是上海南洋公学（也就是后来的交通大学）的学生。

闵恩泽院士的父亲当过征收局局长，郑哲敏院士的父亲创办了驰名中外的钟表品牌“亨得利”。

这些家庭有一个共同点，不是家里的存折上有多少钱，而是家里有一件事情是共通的——好家风。

他们的父母几乎无一例外，都特别看重念书，看重做人。在他们当中，无论家庭的贫富，父母都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并且他们以身作则，父亲往往教导孩子爱国诚信，科学救国，母亲常会教导孩子，勤奋踏实，为人忠厚。

这里，想讲一个关于“火药王”王泽山的故事。

1935年他出生在东北，当时东三省已经沦陷了，日本人对中国民众进行满洲人洗脑教育，不仅从小学日语，而且禁止宣称自己为中国人，宣称自己是中国人的大多被迫害致死。

在这种环境下，王泽山的父亲依然坚定的告诉他，他是中国人，没有国家就会做奴隶，被人欺负。

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后来，他放弃去苏联留学的机会，来到哈尔滨，成了同期学生中唯一一个选择了冷门的火炸药专业的学生。

很多同学都不理解，对于王泽山来说，让国家变强这件事，从小就在心里扎下了根。

黄昆院士也是一样，他家里的学术氛围浓厚到了什么地步？

哥哥是心脏内科的名医，伯父是燕京大学的哲学教授，时不时就来督促他读书学习。在这种治学严谨的家庭环境重，会让人很早就觉得，追求学问是件天经地义的事。

当然了，再好的家庭，提供的也仅仅是个可以稳定学习，可持续学习的底子。真正让他们走远的，是能遇到好的引路人，然后自个儿愿意下笨功夫、坐冷板凳。

这里边，关于学术师承的故事特别多，而且非常动人。

咱就从吴孟超院士说起吧。他的老师是谁呢？

我国公认的外科专家裘法祖。

裘法祖将自己的绝技“裘氏刀法”传给了他，最关键的是，还为给他指了一条明路：“咱们国家是肝脏疾病的多发区，可肝脏外科几乎是一片空白，甚至放眼全球的外科研究领域都是凤毛麟角，你朝这个方向研究，大有可为。”

这就像在沙漠里有人给你指了绿洲的方向，吴孟超就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开拓。

后来遇到难题做不下去了，裘法祖也不多讲大道理，就是告诉他：迷路很正常，但只要坚持走下去，将会得到无穷的回报。

“医者，应将救人放在第一位，不必考虑个人的荣辱”。吴孟超用其一生践行着恩师的教诲，最终成为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之一。

程开甲

谷超豪院士走进数学的奇妙世界，同样是因为恩师苏步青。大数学家苏步青在课上随口提了一句，说有个K展空间的子空间理论还没人建起来，谷超豪听完就另辟蹊径，硬是把平面公理的定理给论证出来了。

后来他去苏联留学，苏步青又专门给他指了两个当时还很冷、但极有前途的方向。让他研究现在还未充分发展的无限连续变换拟群理论及新领域偏微分方程。

谷超豪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他后来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成功不仅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好的老师。

建筑大师吴良镛也一样，他要是没碰上梁思成和林徽因，可能后来的《战区文物保护工作手册图集》和《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的编纂者重就没有他的名字。

吴良镛

如果没有梁思成夫妇的慧眼识珠，把他推荐到美国跟着现代设计之父沙里宁学习，可能后来那条中西贯通、古今融合的建筑路子，就没那么顺了。

不过话说回来，老师能给你指路，路终究还是得自己走。

这批科学家身上还有一股相同的劲儿，那就是不迷信现成的研究成果，敢于在没路的地方走出路来。

“核武器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当年参与核试验，当时咱们一没资料、二没经验，以借鉴和模仿的研究都没有，怎么办？

只能通过一次次的实验，从里头摸规律、搞创新。

王永志院士作为中国航天工程技术的总负责人，直接瞄准了跨越式发展，不跟在别人后头亦步亦趋。

王小谟院士带着团队啃预警机这块硬骨头，攻克了研制预警机的难关，还手把手带出了一整支年轻、优秀、专业的队伍，让预警机事业能一代代传下去。

把他们所有这一切——出身、家教、师承、本事——拧成一股绳的，说到底，是一种很质朴的信念：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去做什么。

咱们看吴良镛院士，在美国的事业正往上走的时候，收到梁思成一封信，说国内百废待兴，急缺城市规划人才，他二话不说就把优厚的待遇一丢，直接回来了。

王选院士原本学的是热门的纯数学，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他就转而去搞了“计算机数学”这个冷门专业。

他觉得只要对国家有用，就无所畏惧专业的烦琐，反而在这个领域挖掘出了无限的潜力和研究空间。

王选后来接受采访时说过“上士忘名”，要想取得成就一定不是为了名和利，名利无法让人潜心研究18年，废寝忘食地忘我工作。

师昌绪回国的时候，放弃了条件更好的上海，一头扎进沈阳金属所，因为他觉得那里更需要他。

他做研究有个信条：先解决生产中的应用问题，论文发不发，那是第二位的。当年他被美国扣着不让走，科恩教授热情的邀请他加入麻省理工。

他想尽办法，和同学印了几千份传单争取美国老百姓的同情，又辗转托人把信送到周总理手上，最后才通过外交谈判回到了祖国。

于敏隐姓埋名30年，放弃了热爱的物理专业，克服重重困难，将自身力量奉献给祖国，成为了氢弹研制成功的关键人物，为祖国的强盛做出巨大贡献。

“中国卫星之父”和“北斗之父”的孙家栋领导了我国三分之一的中国航天飞行器的发射，航天是高风险活动，每次发射都需承担极大的担当去承担风险，调控突发事件，一旦出现问题，所有荣誉将不复存在，然而孙家栋从不在乎自身的荣辱得失，内心只有祖国的强盛。

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中，孙家栋、程开甲、于敏、郑哲敏及张存浩共5位得主参加过“两弹一星”工程。

我还得顺嘴还得提一句，获得最高科学奖的科学家们，都很长寿。袁隆平70岁时获此殊荣，放在这个团体重已经是“年轻人”了。而程开甲院士，以94岁高龄，直接拉高了最高科学奖的年龄上限。

聊到这儿，你会发现，这些科学家的共同点，其实掰开揉碎了看，也没什么不可复制的神秘配方。

无非是脚下有一片文化深厚的水土，家里有一股好学向善的门风，年少时得遇良师指点迷津，成年后自己又能咬紧牙关、不慕浮华，最后个人的那点才华，义无反顾地汇入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院士们的这些家庭条件，放在今天，并不是多么遥不可及的梦想。好的家风，依然是一个孩子最初的教室；好的老师，依然是可以点亮孩子学术梦想的明灯；最终选择做什么样的研究、成为什么样的人，选择权依然握在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