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握有哪些实权？看完才知，天皇并非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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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一般淡化天皇对国家政治决策、政府运作的实际作用，努力塑造天皇的和平形象。如把昭和天皇在日美开战时的消极态度及对接受波斯坦公告时的决断等作为证据，但对其在亚洲国家侵略战争上的态度则讳莫如深。

在明治宪政体制下，天皇对国家政策、特别是战和问题上的决策作用是毋庸质疑的。

1、明治宪法内核心权力

在明治宪法的政治框架中，天皇大权规定是十分明确而庞大的。天皇拥有制定紧急敕令、独立命令、召集解散帝国议会、制定行政部门官制、任免文武官员(总理等国务大臣、陆海军将军等)、统帅陆海军、制定陆海军编制及常备军兵员及额度、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颁布戒严令等广泛的最高独裁权力。即日本国家的国务权力的最终决定和实施命令均属于天皇大权范围之内的事。

睦仁颁布的“宪法发布之敕语”(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宣称，“国家统治大权继承于朕之祖宗传世于子孙，朕及联之子孙将来将遵循该宪法的条章行事”;“朕宣誓尊重、保护朕臣民之权利及财产之安全，臣民享有在本宪法及法律范围内的权利"。

这里对天皇统治的权利源泉及臣民的权利范围都作了明确说明。明治宪法关于天皇大权的内容是日本国家权力法规的核心部分。

总理大臣是天皇在行政方面的辅弼，以天皇的名义行使行政权力。对总理及内阁大臣的任命是天皇的专属权力。在明治宪政体制下不可能出现与天皇意志相反的总理大臣，总理的人选都是在天皇信任的人物中物色的。早期充任总理的基本是明治维新的元老反复坐庄，以后则逐步形成元老等的推荐制。在基本程序上有元老、内大臣等向天皇推荐总理人选的不成文制度，但这些推荐首先是在征求天皇认可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总理不合天皇之意时，天皇也能通过暗示或明确表态而迫使总理辞职。无论是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还是近卫文麿、东条英机等总理人选都以天皇信任为前提。

而田中义一则因为失去天皇信任而被迫下台。

贵族院是天皇在立法机构中的主要帮手，是保卫天皇制的重要“牙城”，也是在帝国议会内牵制民选议院一众议院的重要机构。贵族是天皇制国家重要的支柱之一，而贵族爵位的授予是根据历史上长期以来日本社会等级制度和与皇室血缘及隶属关系决定的。此外，根据在明治维新等重要历史时期对天皇及天皇制国家的贡献大小决定了对新贵族的封爵。贵族院成员的资格等都是经过天皇亲自任命的。

众议院是有条件的民选国会，即基本上是由纳税多少来决定。1925年以后采取了“普选”制度，但仅限于25岁以上男子。该制度既剥夺了妇女的选举权，又把选举权年龄定得过高，具有很强的保守色彩。即便如此，天皇除了传统权威外，可能通过行使召集、解散众议院等权力，对众议院施加很强的影响力。在该体制下，所有议员都是以忠于天皇为前提的。

天皇大权的制度化突出地表现在军事统帅权方面。起初在太政官制下，军事统帅不过是太政大臣的辅弼，在制度上军事统帅权同其他行政权力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其基本特征是在发生内乱时，任命征讨总督，并委以军事权利，但这只是非常时期的临时措施及军事指挥权的使用，并没有直接联系到天皇的指挥大权。

1872年(明治五年)11月颁布的全国征兵诏书中，称“朕自古以来就在郡县制中实施全国招募壮丁建立军团”，强调征兵制的实施是复古，是遵循祖制，并称征兵乃我古制，一旦有事之时，天子为元帅，招募兵役，以征不服。即突出天皇亲自领兵的思想意识。真正把天皇作为军事统帅，建立天皇制军事机构是在西南战争之后的事了。

1878年陆军设立的参谋本部、监军本部都属于以天皇为中心的军事指挥机构建立的一部分。从这时起，“帷幕”(决定机密的场所)、“帷幄”、“大蠢”(旗帜)等专门用于天皇的文字开始大量出现。这也是在天皇制国家军事统帅权独立的开端。

1882年(明治十五年)1月天皇睦仁向陆海军人下赐“军人敕谕”。“我国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率”的原则，“古代天皇亲自统率军队，有时皇后、皇太子代行统率，而基本没有兵权委任给臣下的”。中世纪以后兵权脱离天皇不过是“浅段时期而已”。兵马大权归朕统辖，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朕信任汝等军人为“肱股”。自“军人敕谕”颁布后，“肱股”一词仅限于对军人，以强调天皇与军人特别亲近关系，军人是“陛下的肱股”的思想，凸显了军人在日本社会的地位。

同时也是为了培养建立军人绝对服从命令的精神，严格保持军人特殊身份的意识，还突出了统帅权独立的军队特征。

1884~1886年国防会议议长、1886年以后参谋本部长等重要职务改由皇族担任，意味着皇室与军事指挥权之间制度关系的相继确立。随着军事统帅权的加强，天皇在军事统辖方面权限也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1879年(明治十二年)陆军省在咨询答申书中要求天皇亲自参加对军队、军舰、军事设施、演习等方面的检阅、视察、指挥等。

此后，天皇不断赴各地“巡幸”，在加强天皇权威形象的同时对产业设施、教育设施等进行视察。不过，1876~1881年(明治九年~十四年)天皇四次大巡幸(在日本东北、北陆、东海、东山、关西、东北、北海道地区)以后，除1885年的山阳地区巡幸外，天皇的正式公开活动基本上限于军事性质。

只有大元帅天皇能够发布军事命令，即行使统帅权。所有战争指令都以天皇名义发出。天皇亲自出席的战时大本营及御前会议是决定国家发动战争、媾和或投降的最高决策机构。自20世纪初开始，日军作为天皇的军队进行对外扩张侵略，是执行国家对外政策的最重要工具，日本帝国所有军事政策也是以天皇的名义推进的。

关于军部首脑的任命，属于军事统帅权的核心部分，军令部门的参谋总长(陆军)、军令部总长(海军)及陆海军大臣、教育总监(陆军)等军部首脑的人事属天皇军事统帅权，内阁总理也无权过问。军部首脑人选经过军部首脑内部酝酿、达成妥协后由天皇任命。如陆军大臣须经前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及教育总监三家的同意才能任命。海军人事也是同样的程序，此外海军将官会议也对人事问题参与意见。

2、皇室的资产

近代日本对外扩张政策在体制上的保证是外交权完全归于天皇。特别是宣战媾和由天皇决定，缔结条约也都不需要帝国议会的批准或建议。对外关系的国家决策权属于天皇，军事统帅权与外交权构成天皇制权力的最大特征。天皇制政府把军事与外交为中心的天皇大权作为绝对权限行使。“明治宪政体制下的最高国策由天皇及周围的元老和内阁决定，议会地位非常虚弱”。

1870年(明治三年)4月天皇睦仁就参加了在东京驹场野举行的“天览大操练”(演习)，体现亲率军队；1873年4月睦仁率近卫军行幸习志野统监对抗演习。1890年3月25日废除近卫条例，实行近卫司令部条例，明确近卫军督都隶属天皇。30日天皇第一次亲自统监陆海军联合大演习。根据当时的日志记载，“暴雨中冒雨统监演习的光景，朝野数千万臣民颂贺玉体乾健阳刚，感泣悦服允文允武之盛德”。此后举行连续数日的陆军特别大演习及其阅兵式、阅舰式等都由天皇直接统裁，并下赐敕语嘉奖官兵。以后天皇参加军事大演习成为惯例，1933年8月25日海军特别大演习时，昭和天皇敕语称“朕亲自统裁大演习，又观阅舰队军容，嘉奖旺盛士气，作战用兵进步显著。目前形势需靠国军精强，望汝等军人倍增报国志气，完成国防重任”。

每年1月8日举行的陆军始观兵式、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校、海军大学校的毕业仪式，天皇都亲自行幸，并听毕业生代表进行御前演讲。除军事院校外，天皇只参加过一次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式，这也体现了军队的特殊地位。陆军师团长以上及海军舰队司令以上军官的升任仪式都由天皇亲自举行亲任式，接受海外部队(殖民地朝鲜、台湾等)长官回国时的军状报告上奏；其他有关军事问题的敕裁繁多，而且战时几乎每天都有正式的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陆海军大臣的上奏，还有一些在重大问题上需要确认天皇意向的内奏。

这些都直接体现了天皇亲自统率军队、参与决策的现实。

进入昭和时期，由天皇裕仁亲自参加观看的军事演习和阅兵式越来越多。能够参加有天皇“临御”的分列式和演习对于每个部队来说都是极为荣耀的，是受到上司高度重视和评价的象征。每年三、四次在东京的代代木练兵场举行由天皇参加的阅兵式。1937年(昭和十二年)以后，重新开始在皇宫前广场举行阅兵式。此外每年秋季举行的大演习，也都是天皇亲自临御的，这对提高军队士气有重要作用。

鉴于天皇家经济基础虚弱的严重情况，木户孝允建议设立皇室财产，具体的原则是，与立宪体制的确立相适应，与民权相对应，建立君权的基础。幕末时期，天皇家的财产只有3万石，加上亲王等宫廷贵族的9.5万石，其领地总共也不过12万石，这与当时的幕府将军家的700万石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此时天皇家的经济实力甚至无法与一般的大名相比。

为巩固、健全天皇制体系，明治政府于1869年(明治二年)就开始设立宫内省，专门负责管理皇室事务。1872年，即废藩置县后的第二年宫内省开始有了经常性开支预算。作为天皇制的经济基础，明治宪政体制中拥有绝对统治大权的天皇，与其法律上、制度上的权能相适应，作为支撑这一权力基础的机构和财产也是在短短的10年里建立起来的。在维新政权建立的前10年里，天皇家族财产微乎其微，以至于木户孝允十分忧虑天子“无一寸之地，与各国皇室相比，没有比我皇(财产)甚少的了!此有损国体”(1876)。

1882年福泽谕吉发表“帝室论”，强调设立皇室财产乃“急务”。同年2月，岩仓具视在意见书中提出:要想使(天皇)大权不失，必须使国民财产与天皇财产之间有大的差距。皇室财产作为财富，依靠皇室收入应能支付陆海军军费等。从而，试图确立天皇的土地和财产、天皇的私兵为基础的绝对王权。至此，明治政府把全国公地中最有经济价值的土地山林作为皇室的领地，并将大量股票和有价证券拨归皇室。

到1890年，皇室的“御料地”达到357万町步(每町步近1公顷)，而此时全国百姓的土地仅为482万町步。皇家土地虽没有达到岩仓期望的数字，但发展速度是十分惊人的。除土地外，佐渡、生野的矿山被“御料局”接管，十五银行、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以及日本铁道、日本邮船等国策公司的股票也编入皇室财产，“御资部财本”不断增加，到明治宪法颁布时，皇室资产已经达到大约1000万日元的水平。

此时，皇室财产虽没有达到维持军费开支的程度，但至少可以弥补军费、举行排场威严的皇室礼仪、以天皇名义犒赏或抚恤等，足以操纵政界，是天皇制体制的物质基础。1884~1890年，在岩仓具视、松方正义的提议下，明治政府将几百万町步的官有山林原野作为“御料地”(皇家领地)编入皇室财产，官有铁路和工厂作为皇室财产归皇室管辖，并把政府所有的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股票350万日元、日本邮船等股票260万日元由政府所有划归皇室财产，还把宫城、皇居、御所、离宫、正仓院宝库等划为皇室财产。

建立皇室御领的意义已经不是简单的某个人生死存亡的问题，它意味着地主、资本所有制本身在政治体制上的确立。

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被迫向日本赔偿2亿3350万两库平银1(包括2亿两赔偿，3000万两还辽东半岛补偿，威海卫守备费350万两及利息)，相当于3.5亿日元，为当时日本四年的国家岁人，明治政府将战争赔款中的2000万日元(1/15)拨给皇室。

皇室经营的“御料林”等使皇室资产不断增加，19世纪末其山林的经营已经初具规模，在大正年间(1912~1925)每年的经营利益达到七八千万日元。根据黑田久太(《天皇家的财产》)的研究，战败时最大的财阀集团三井、岩崎、住友等各自的资产大体在3亿~5亿日元之间，而天皇家的资产则达到37亿日元，也就是说，各财阀的资产都远不及皇室资产的零头儿。

从此天皇家成为日本最大的地主兼资本家，并是最大的国家资本与政商一-财阀资本的股东，天皇财产也成为战前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之一。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皇室所有的有价证券已经扩大到台湾银行、台湾制糖、南满洲铁路、朝鲜银行、东洋拓殖等很多大公司。可以不夸张地说，在每次对外侵略战争后，皇室都能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而这笔皇室财产的意义非同一般，以至于可以在经济困难或国会拒绝向皇军拨款时，仅靠皇室财产就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国家军费开支。

顺便提一句，战败后皇室资产还剩1500万日元，1945年9月22日，根据盟国占领军总司令部发布的“美国初期对日方针”指令，“为了实现占领目的，皇室财产亦不得以任何方式受到豁免”。战后宪法第88条规定，皇室财产归国家所有。所有皇室费用必须纳入预算，经国会决定。

1991年，皇室预算开支大约在60亿日元(约合4000万美元)，称为皇室费，包括内廷费(2.9亿日元，是天皇夫妇、皇太后、皇太子夫妇、公主纪宫6人的费用)、皇族费(2.94亿日元)及宫廷费(53.44亿日元)。此外，作为政府机构的宫内厅预算96.76亿日元，皇宫警察本部预算61亿日元，所有与皇室有关部门的预算为216.78亿日元。1990年度日本财政预算为692690亿日元，皇室开支大约是其国家预算的3%不到。

此外，明治政府设立皇室资产与政府建立“机密金”有密切关系，由于在明治宪政体制下，皇室资产无须通过帝国议会审议，所以自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春明治宪法颁布后，总理山县有朋把内阁储蓄金(预算剩余金积累起来的费用)的250万日元献给皇室，明治天皇睦仁把这笔经费以“东宫御所建筑预备金”的名义收入御资部(皇室财政部门)，其中银行利息每年12.5万日元作为内阁机密金从内藏寮(宫中仓库)每年分两次(6月和12月)下赐给内阁。

经过这样的倒手，内阁机密金就可以不经过帝国议会的审查而由内阁自由支配。据佐佐木隆的研究，这个办法是山县、伊藤等人设计后，征得睦仁同意的结果。这笔内阁自由支配的内部资金在对内宣传、对外收集情报、策划在朝鲜、中国的政治事件、政变等阴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甲午战争期间，日军在攻占旅顺口后大规模屠杀旅顺居民达数万人，成为日军野蛮罪行的真实写照，西方通讯社也多有报道，日本政府为了隐瞒丑闻，挽回日军及国家的国际形象，以内阁书记官(现内阁官房长官——政府秘书长)伊东已代治为中心对西方通讯社记者全力进行收买，如承诺路透社驻东京记者的费用全由日本政府支付等，使西方通讯社进行有利于日本的报道，才使该丑闻没有全面传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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