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被判死刑，行刑前他去上厕所，看守却意味深长道：早去早回

一块洗脸木板，救下了一个被判死刑的地下党员。

一九四九年四月的上海，枪声已经离市区越来越近。范纪曼被关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里，名字被列进处决名单。

凌晨，他捂着肚子，对看守说要去厕所。

看守没有跟上来，只撂下一句：“早去早回。”

门开了。

范纪曼走进厕所，眼睛很快落在一块木板上。那不是武器，只是一块平日放脸盆、垫东西用的板子。可在那一刻，它比枪还要紧。

他把木板架上竹篱笆，往上一攀。

第一次没成。

人摔下来，脸上磕破了。他没有喊，也没有停，又把木板扶稳，再爬一次。

墙外，就是生路。

范纪曼不是临到死才突然胆大的人。

一九〇六年，他出生在四川梁山县，也就是今天重庆梁平一带。年轻时离开家乡，到武汉求学，后来进入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二十岁上下，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时候的他，身上还没有“特工”“少将”“教授”这些后来的身份。

他先回四川。

可革命路上，最怕的不是苦。

是断线。

一九三〇年前后，范纪曼在上海被叛徒出卖，被捕后与组织失去联系。对地下党员来说，失去组织关系，有时比身陷牢狱更难熬。

他没有就此停下。

到了北平，他一边读书，一边继续寻找党组织。课堂上、学生运动中、抗日救亡活动里，他留意每一个可能接上关系的人。

薛迅出现了。

这个女同学的表现，让范纪曼觉得不一般。他主动接近她，谈自己的经历，也谈自己要找党。

这一次，他找回来了。

从那以后，范纪曼的路越走越隐蔽。公开身份换了一个又一个，真正的任务却始终压在暗处。

北平沦陷前后，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范纪曼参加过“一二·九”前后的学生抗日活动，也利用自己懂外语、懂时局的本事，出入一些招待会、交际场合，搜集有用的信息。

纸、笔、名片、请柬。

这些东西在别人手里是应酬，在他手里可能就是情报的入口。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留在上海做秘密工作。上海的街巷、租界、书店、电台、商会，表面热闹，暗处处处是眼睛。

他和同志们要做的事，是把听到的、看到的、判断出的敌方军事动向，送到该送去的地方。

这活儿不能有掌声。

出事也不能喊冤。

抗战胜利后，范纪曼没有停下来。国民党方面接收上海，形势又换了一层皮。组织需要他打入更深处。

一九四七年，他以“范行”等身份进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任驻沪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负责国际情报方面事务。

少将制服穿在身上，汽车进出机关大门，旁人看着只当他是国民党方面的人。

这正是最险的地方。

他离敌人越近，离暴露也越近。

一九四八年前后，上海地下情报系统仍在秘密运转。范纪曼接触到的材料、听来的消息、判断出的动向，经过秘密渠道，送到党组织手中。

他还曾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掩护、营救过一些被国民党方面关押或追捕的人。

那身少将制服，平时是伪装。

关键时候，是通行证。

可到了黎明前，危险也跟着逼近。

一九四九年三月，范纪曼被捕。起因与叛徒供出有关。特务盯上他后，很快把他扣押起来，反复审讯。

他们想要的不只是一个人。

是名单，是关系，是上海地下组织的线。

范纪曼咬住不放。

外面，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四月二十日晚至二十一日，渡江战役打响，南京、上海方向的局势急转直下。上海城里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开始慌乱。

越慌，越狠。

范纪曼察觉到，看守所里的气氛变了。饭食、眼神、点名方式，都不像平常。他知道，自己再等下去，等来的很可能就是枪口。

那天凌晨，他开口要上厕所。

看守看了他一眼。

“早去早回。”

这句话很轻。

轻到像一句敷衍，也像一句暗示。

范纪曼没有回头追问。他心里清楚，活命的机会不是拿来确认的，是拿来抓住的。

厕所里有竹篱笆，有木板，有墙外还没亮透的天。

他把木板架上去。

摔下来。

再架上去。

翻过去。

他不是逃向热闹的马路，而是钻进熟悉的上海里弄。三十年代起，他就在上海做交通联络，对街巷、弄堂、转角、暗门并不陌生。

很快，他甩开追捕，找到民盟人士冯和法求助。对方把他安置到隐蔽住处。

这一下，他从刑场边上退了回来。

一个多月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新华社后来的报道里说，上海回到人民怀抱。对范纪曼来说，那一天不是新闻，是他从厕所木板、竹篱笆和追捕声里一点点撑到的日子。

往后，范纪曼从“地下”走到地上，继续工作。

可是他的身份太复杂，经历太隐秘，组织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完全解决。新中国成立后，他到上海戏剧学院任教，后来又因历史案件牵连遭受冤屈。

他没有改口。

他要的不是重新入党，而是恢复原来的党籍。

这一等，又是许多年。

一九八四年，组织为范纪曼恢复党籍，党龄从一九二六年算起，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一九二五年入团算起。

那一年，他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人。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范纪曼在上海病逝。这个曾穿过国民党少将制服、在刑场前用一块木板逃生的人，最后留下的身份，是上海戏剧学院退休教授，也是一个终于回到组织怀抱的老党员。

那句“早去早回”，没有留下看守的名字。

只剩范纪曼越过竹篱笆时扶住的那块木板，像黎明前最窄的一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