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投降主义经济学家的逝去

最近，某位知名经济学家离世的消息引发了精英圈层的集体哀悼。

这种“怀念”的铺天盖地，让人感觉到的不是对一位故人的缅怀，而是一种“投降主义”的共鸣。

当悲观被垄断为“良知”

不是不能悲观，不是不能批评，也不是不能承认美国强大。

真正要命的是形成这样一套流行标准：说中国不好就是真话，说美国不好就是宣传；看空中国就是清醒，肯定中国就是谄媚；主张退让就是理性，主张抵抗就是民粹。

似乎只要结论足够悲观，说话者便自动获得“良知”的勋章。

一位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英年早逝，同行追念他的研究、文字和师友情谊，都应得到尊重。人的死亡不应成为羞辱的理由。

但悼念一个人，不等于必须接受围绕他形成的全部叙事，更不等于把某种悲观主义奉为诚实的思想姿态。

这位经济学家的历史观点暗含了这样一种精神结构：承认美国强大，最后变成承认美国天然正确；分析力量差距，最后变成要求弱者服从；理解美国的国家利益，最后变成替美国的国家利益说话。

承认强者拥有力量，是事实判断；认为强者因此拥有天然统治权，却是灵魂投降。

实事求是与投降主义的边界

这里必须区分实事求是和投降主义。

双方发生斗争，判断自己暂时打不过，因而主张避免冲突、保存实力、减少损失，这是现实主义，也是实事求是。

觉得自己打不过，所以自己挨打就是应该的；觉得强者欺负弱者天然合理，弱者反抗反而是不识时务，这是投降主义。

前者讨论的是力量、策略和代价，后者放弃的却是是非、尊严和主体性。

我们相当承认美国的强大，但我们不能认为强者的行为天然就是规则，更反对把服从当成弱者自然默认的选项。

真正可怕的从来不只是认为自己打不过，而是认为自己挨打是应该的。

选择性记忆：别人的创伤是正义，自己的创伤是民粹

这种灵魂投降，并不只存在于对中美力量的判断中。它还表现为一种更普遍的文化双标，同一件事情，发生在西方就是文明、信仰和正义；发生在中国，就是落后、迷信和民粹。

有一种双标，看《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家》为犹太人的苦难泪流满面，这当然说明人仍然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但转过身来，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却无动于衷；一提日本军国主义、靖国神社和战争责任，就嫌中国人“放不下历史”，甚至把正常的历史追问贬斥为民族主义和民粹。

欧洲的历史创伤必须世代铭记，中国的历史创伤却应该尽快遗忘；以色列追究纳粹责任被视为捍卫正义，中国人追问日本军国主义责任却被说成狭隘仇恨；赞美所谓“匠人精神”可以无限脱离历史，谈南京、慰安妇和靖国神社却被要求处处顾全“友好”。

这种选择性记忆，真的只是宽容吗？还是因为已经习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审判自己的民族？

文化双标：中国人要么“迷信”，要么“没有信仰”

对待宗教和信仰也是如此。

美国总统就职时使用《圣经》宣誓的传统，西方政治仪式中的祈祷、上帝和宗教符号，常常被解释为信仰、传统和文明的庄严表达。可中国人求神拜佛、烧香许愿、祭祖求签，就被轻率地概括为“封建迷信”。

中国社会高度世俗化，中国人把“恭喜发财”挂在嘴边，坦率地承认自己对现实生活、家庭兴旺和物质改善的追求，于是另一部分人又得出结论：中国人“没有信仰”。

结果，在这套评价体系里，中国人无论怎样都是错的：保留民间信仰，就是封建迷信；生活得比较世俗，就是没有信仰。西方的宗教仪式是传统，中国的宗教习俗是愚昧；西方的世俗化是现代，中国的世俗化又成了精神空虚。

当一个人习惯于用最高尚的解释理解西方，用最鄙薄的解释理解中国；习惯于替强者寻找理由，却要求弱者反省自己；习惯于把别人的历史记忆称为正义，把自己的历史记忆称为仇恨，这就不再是简单的审美偏好，而是更加广泛的投降主义。

强者拥有力量，不等于强者拥有正义

两千多年前，《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雅典人对米洛斯人说：强者做其所能做，弱者受其所必须受。

这是强权政治最冷酷的自白。

现代国际法之所以强调主权平等、反对以武力威胁别国，正是因为人类不能把强弱关系直接等同于正义关系。

如果强者行其所能行，弱者受其所需受，那么弱者的苦难就永无结束之日。不能指望强者在欺凌完所有弱者之后突然良心发现，也不能把服从包装成弱者唯一理性的选择。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帝国主义不斗，一辈子不倒。

这里所说的斗争，不是拒绝合作，不是闭关锁国，更不是逢美必反。

斗争首先意味着拒绝承认“强者的利益就是普遍规则”，意味着保留说不的权利，意味着在谈判、技术、产业、金融、文化和国际规则中不断扩大自己的行动空间。

斗争也不需要以必胜为前提。

一个人反抗欺凌，不是因为他保证能赢；一个民族捍卫独立，也不能等到实力绝对占优才开始。首先要确认自己有没有服从的义务，然后才是怎样斗争、怎样合作、怎样减少代价。

这是方向问题，也是原则问题。

真正的独立思考，从拒绝精神投降开始

今天还有一种奇怪现象：许多占据媒体、教育和财经话语优势的人，一面重复着流行已久的悲观结论，一面把自己想象成遭到围攻的少数派。

他们肚子里装着同一套牢骚，引用着同一批观点，使用着同一种道德姿态，却人人自称“独立思考”“仗义执言”。

仿佛只要对中国失望，便天然具有良知；只要对美国抱有幻想，便天然更加文明。

这套逻辑必须扫一扫。

真正的独立思考，既能直视中国的问题，也能识别美国的霸权；既不因爱国而回避现实，也不因崇拜强者而放弃立场；既承认差距，又不把差距神圣化；既可以悲观，也必须说明悲观建立在什么证据和逻辑之上。

中国当然需要批评，但不需要一种只能批评中国的“批评精神”；中国需要了解美国，但不需要通过贬低自己来证明了解美国；中国需要理性，却不需要把服从强者叫作理性。

悼念逝者，应当保留人的温度；审视一种思潮，也必须保留思想的锋芒。

我们悼念高善文，我们反对投降主义，我们反对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