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违停案：人生忧患买车始，但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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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横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是一种“权力拟态”。

各位晚安，今天周末，聊点小话题吧。刚刚吃了长沙违停案的瓜，觉得蛮有意思也挺有普遍性的。想写一下。

先把事情来龙去脉介绍一下：

6月30日，长沙某小区业主闵先生发现自己的产权车位被一辆红色轿车占用。物业联系车主时发现留的是假号码。辗转联系上女车主彭某某后，对方谎称“在外地出差，要3、4天后才能回来”。

但7月1日晚，闵先生在地下车库撞见了正在车里拿东西的彭某某，戳穿了其“出差”的谎言。闵先生要求其道歉挪车，彭某某不仅态度极其强硬、拒绝认错，还先后两次报警反咬一口，控诉自己车辆被堵。警方到场核对产权后明确告知彭某某有过错，但她依然拒绝道歉。

由于物业、民警多次调解无效，7月3日，愤怒的闵先生请工人在车位四周焊上了U型钢管，将红色轿车直接“封死”在车位里，事件随后在网络上引发巨大关注。花钱买尊严：7月6日，被困多日的彭某某托人传话，表示愿意转账500元“私了”，但明确拒绝道歉，被闵先生断然拒绝，闵先生表示“要的不是钱，是一句对不起”。

7月6日，被困多日的彭某某托人传话，表示愿意转账500元“私了”，但明确拒绝道歉，被闵先生断然拒绝，闵先生表示“要的不是钱，是一句对不起”。

由于涉事女车主态度极其傲慢，该事件在10天内前后惊动了街道办、法制办、派出所、司法所、社区以及当事人单位等六方势力，经历了6次通宵达旦的调解。期间，涉事女车主一方甚至带了20多人到场、自带人员偷拍，甚至开出“霸王条款”反逼维权业主道歉，导致调解屡屡失败。

此事最终捅到网上后引发舆论海啸，新华社、央视等各大央媒下场点名批评，直指其“私德关乎公信”、“把蛮横当特权”。7月11日，也就是昨天，彭某某所属的长沙市体育局发布正式通报：决定给予彭某某停职处理，并由纪检监察机关对其相关问题开展核实处理。

我看了那个通告，觉得特别有意思，为了回应网络上“彭某某有背景”的猜测，当地体育局把彭某某的父母是下岗工人的信息都公布出来了。给这起本来就“大炮轰蚊子”的事件增加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感觉——不过是一个几万块钱的车位被违停，最后闹到央媒下场、涉事者单位发正式公告，真的至于么？

可是，我相信，但凡在中国有过车位，遭遇过停车难的人可能都有切肤之痛——真的至于。

说说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前几年买房的时候一时不慎买了车位，此后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因为那个车位买的太靠近楼道入口，过于方便了，于是经常被各种邻居占用，一度到了十次下班，五六次停不进去，要拍照，给物业打电话，要对方挪车的程度。

我也在这个过程中见识了各式各样的邻居，有人还算不错，物业打电话下来，还会跟你简单赔礼道歉，说句“不好意思”什么的，然后挪车。但大部分人就不这么客气了。几十分钟或者一两个小时内下来默默把车挪了（但并不保证下次不占）的，算是很好的邻居了。真的有那样的，就是借口自己有事，很长时间不给你挪车。甚至还要反咬你一口：吵什么吵？催什么催？都是邻居，用你车位暂时停一下怎么了么？！

物业也很无奈，说他们只有调解权。真的有一次我忍无可忍报了警，然后警察叔叔来了以后双手一摊，表示他们也只有调解权。

所谓调解权，及时物业或者警察在旁边站着，把纠纷双方叫到现场，本着公平公正（是的，调解中是不存在过错方的，只有纠纷双方）的原则，让双方各自阐述自己的道理，然后彼此“体谅一下”。

“体谅一下人家小伙子的辛苦，各退一步吧，各退一步。”我真的在现场看到过交警同志打电话这么苦劝就是不挪车的业主。脸上写满了一种熟练的疲惫——那一刻我相信他自己也觉得挺荒诞的——怎么我得天天温言软语的干这种事呢？

遇上这种事，业主、物业、乃至警察，真的就只有低声下气劝对方“改悔”的调解权，而没有刚性的执法权么？我查了一下，发现还真没有。

真的，这事儿警察也管不了，全凭对方自觉。

首先是中国法律对物权和私力救济有严格的界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条，只有在“情况紧急”且“来不及请求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会导致合法权益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时，才允许实施私力救济。车位被占属于财产使用权受阻，不属于生命财产安全的紧急状态，因此业主不能私力救济。

而即便你打电话报警，你会发现，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警察也没有强制执法的权力。

因为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法律只授权交警对“道路”上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而所谓“道路”，指的是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比如广场、公共停车场等。可小区的地下车库、业主的产权车位，在法律属性上属于“物业管理区域”或者“私人领地”，根本不属于《道交法》所定义的公共道路。

没有法定的执法空间，就意味着交警无法开具违停罚单；没有罚单作为前置条件，交警就更不可能随意调配社会拖车。如果警察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强行把车拖走，一旦车辆在运输或保管过程中发生底盘刮蹭、变速箱损坏，不仅警察个人要面临车主的疯狂投诉，甚至可能让公安机关背上行政越权的官司。

于是，一个极其荒诞的法律闭环就此诞生了：车是对方的私有财产，动了就是违法；车位是你的私有财产，被占了却无人能管。在这片地下车库的“法外之地”上，国家公权力退场了，物业管理权缩回去了，唯一留在现场的，只有被占了车位、回不了家，却还要被劝着“互相体谅”的合法业主——你遭遇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法律真空。

那在这个法律真空里，你怎么才能维护住自己的合法权利呢？渐渐的，我发现一个荒诞的事情——想要在这种情况下维权，想维护住我的那个“风水宝地”车位不被邻居们占领。我就必须在邻里间扮演一个睚眦必报、维权必究、甚至蛮横无理的滚刀肉角色——听说和我同病相怜的另一个楼道口车位的邻居就这么干的。你赶在他的车位上耍赖，他有九十九种办法让你比他更麻烦。当他把人设弄得“狠”到邻里闻名之后，他的车位也就没人敢占了。

但我实在是演不出那种狠劲儿来，所以，哪怕在码字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其实依然不知道家里楼下的那个车位上，是否停着某位邻居的车，而这位邻居到底是好说话、还是个混不吝的滚刀肉。

所以我其实能理解新闻中闵先生的不得已——很多人看了新闻之后，觉得那个彭某某固然是无赖，但闵先生又是投诉、又是焊桩、还要彭的男朋友（后来开车堵了闵先生车的去路）给灾区捐款五万才能和解……是不是也闹得太过了——我觉得不然，你要知道，在中国，真的也就只有这种认死理的轴人，才能维护住自己的权利。

从杨志卖刀那会儿开始吧。

但这个事儿，在国外本来是蛮好办的。

比如在美国，如果有人占了你的私人车位或者私人车道，你根本不需要通过警察，更不需要去和对方大吵大闹、通宵达旦地调解。你只需要拿起电话，联系当地有资质的私人拖车公司（Towing Company），向其出示你的产权或租约证明。这些拖车公司就像闻到血腥味的猎犬一样，会在十几分钟内赶到现场，极其专业且粗暴地把违停车辆直接拖走。

至于高昂的拖车费和按天计算的停车场滞留费，100%由那个倒霉的占位车主全额买单。不给钱？那你连车影子都别想见到，到期不领甚至车子会被依法拍卖。

而在日本，虽然法律的基本盘和我国高度相似——同样严禁业主“私自锁车、雇车强拖”等所谓的“自力救济”行为，乱动别人的车甚至会触犯刑法中的“器物损坏罪”。日本的警察看起来也特别的“弱”，也没有对这种事情的执法权，不能强制拖车。

但日本在实际社会治理中，却有一套极具“和式特色”的窒息闭环。

首先，日本的《车库法》极度严苛，每个人买车前必须先向警察署提交“车库证明”，证明自己有一个专属的、合法的车位，否则连牌照都上不了，这在源头上就扼杀了“僵尸车”的生存土壤。

其次，一旦你的私用车位被无断驻车（非法停车），警察虽然不能直接拖车，但你打110或找附近的“交番”（派出所），警察到场后会通过内部系统查到车主电话，当着你的面开启连环轰炸式的“灵魂拷问”——在极其在乎邻里评价和“耻感文化”的日本社会，接到警察“你涉嫌侵犯他人私产”的电话，基本等同于社会性死亡，绝大多数人会面红耳赤地飞速赶来挪车。

即便遇到死皮赖脸的，日本有那种特别方便的小额诉讼程序，不用你自己出面，物业会直接帮你去打官司，直接向法院索要“数倍于周边最高标准停车费的损害赔偿金”，不仅能让违停者赔到肉疼，还会彻底抹黑他的个人信用记录。

而在日本，信用记录这玩意儿是严苛到变态的程度的，没了它，一个人基本上寸步难行。是实实在在的社死。

相比之下，英国倒是走过一段“矫枉过正”的弯路的，：在2012年之前，英国允许私人业主或物业对违停车辆进行“锁车（Clamping）”并索要高额赎车费。但这导致了大量流氓拖车公司和黑恶势力勾结，故意设套坑害车主——树个免费或者廉价停车的告示引诱你停车，然后把告示一揭，锁车讹你一笔。

于是英国修改了法律，根据现行《2012年自由保护法》，任何人在私人土地上私自锁车、拖车或限制车辆移动都是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判罚1万英镑。目前只有警察、地方议会和税务局等官方机构有权在私人土地上强制拖车。

英国业主或物业公司现在主要通过“民事罚款”来维权。他们会在车位安装摄像头或雇人巡逻，发现违停直接拍照，通过车牌向交通部查询车主住址，然后寄出100英镑左右的民事罚单。如果对方不交，直接走小额法庭起诉，对方会面临信用破产。

我们总结一下美日英三国的经验，会发现它们帮助业主维权各自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

美国走的是“彻底赋权私力救济”的逻辑：

它把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交给了高度市场化的自发秩序。美国法律本质上是把私力救济的剩余权利，原本就留给了个体。在政府无暇顾及的地下车库和私人领地里，商业公司扮演了合法“清道夫”的角色。你侵犯我的私产，我就用商业手段惩罚你。这种逻辑的优点是极其高效，国家不需要承担任何管理成本，全靠“谁侵权谁买单”的利益驱动。

日本走的是“强道德约束加信用惩戒”逻辑：

它依靠的是整个社会坚固的道德共识和严苛的信任纽带。日本的公权力（警察）虽然在私人车库里同样温和、没有强制执行权，但它背后站着的是一个高度重视邻里评价、容错率极低的“耻感社会”。再加上严丝合缝的《车库法》和足以让人寸步难行的个人信用体系，日本是用极其高昂的“社会性死亡成本”，把对规则的敬畏刻进了每个国民的骨子里。在这里，无赖的生存空间是被整个社会的连带机制生生挤压掉的。

英国（以及很多欧洲发达国家）走的则是“公权力托底与民事追偿”逻辑：

英国在经历过流氓拖车公司设套讹钱的混乱后，认为私力救济一旦失去控制，就会沦为黑恶势力的温床。于是它索性把“惩罚权”收归政府，严禁私人乱动车辆。

但是，作为代偿，收缴了私力救济权的政府就必须极其勤勉地承担并支付管理成本。它向公众开放车管数据查询，并提供高效的简易法庭。业主虽然不能当场拖车，但可以通过摄像头拍照、寄送高额民事罚单、走小额诉讼等标准流水线，让违停者在法律层面上付出肉疼的代价。

私力救济、共识约束、公权兜底。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车位问题，你会发现，任何私权想要获得保障，都无非要走这三条路径。

然而，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就是法律在这方面把私力救济权收缴上去了，普通人无权自力维权。而收了这权的公权力却又不积极作为，让你为这种事打个官司付出的时间精力成本大到完全不成正比。

至于日本式的“道德与共识约束”么……虽然众所周知，日本人都是“知小礼而无大义”的伪君子，但是我们某些“深明大义”的国人同胞，总觉得宏大叙事里国家利益虽然神圣不可侵犯，额现实生活中，我占你个真金白银买来的车位，那就是“都邻里邻居的，我就在你车位上停一下怎么了？！”

日本是靠极度内卷压抑的耻感来维持体面，

美国是靠简单粗暴的自力维权来清理门户，

英国和欧洲是靠勤勉的公权力来按章办事。

到咱这儿，那就全靠大浪淘沙、物竞天择，谁“本事大”“上头有人”或者至少敢“刁蛮放赖”，谁能笑到最后了。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一些看似特别不可理解的事情——那个占车位的彭某某，为什么敢于蛮横到了愚蠢的地步？占了别人的车位，还拒绝调解、拒绝道歉、拒绝挪车，而是到处摇人、堵车，明明不占理还要死扛到底？搞得网友们一度纷纷猜测，她家是不是有什么背景或者“上头有人”？

可是事实上一如通报所言，她父母就是最普通的下岗工人。那到底谁给了她刁蛮放赖的勇气？梁静茹么？

我有一个猜想——没准，这种刁蛮和死不认错，就是她在她的那个体制内单位经过多年实践认定可行的生存哲学：

一个事儿，明明我做错了，我侵害了你的权利，但我就是拒绝道歉、拒绝改正，恰恰相反，我还要更变本加厉的侵犯你、欺负你、拒绝道歉、拒绝退让。

因为我这种做派会让你心虚、害怕，怕我是不是真的有背景、上头有人。

然后你就怂了，我就赚到了。

这就是这种人的小算盘。

俄罗斯大文豪果戈里有个剧本，叫《钦差大臣》，讲的就是一个骗子怎么在地方上靠刁蛮耍横，装作自己是沙皇特使，然后大获成功的故事。

我听说，俄罗斯人看这个剧看的笑出了眼泪，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可能在晚上下班挤公交的时候，小心翼翼的问一句踩了他们脚还不道歉的人：“同志，您家里有人在克格勃工作么？”……

在有些社会里，蛮横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一种最低成本的“权力拟态”——它不是权力，但它那副做派，酷似权力。

“小伙子，看明白了吧，人生忧患买车始啊！”

这是我有一次被迫请来交警调解，人家帮我把对面的混不吝“调解”说服之后，人家交警大叔蹦出的金句——彼时，他脸上写满了熟练的疲惫，和小心翼翼试探后的轻松。

我笑了笑，谢过大叔给我递来的烟，说：“谢谢叔，可我不会。”

不是我学不会，只是我不想会。

来源：海边的西塞罗，作者小西cic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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