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本轮经济K型分化的本质与治理策略”，CMF专题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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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22期）在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本轮经济K型分化的本质与治理策略”展开研讨。来自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及行业专家毛振华、李稻葵、陆挺、董忠云、刘晓光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刘晓光代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发布题为“本轮经济K型分化的本质与治理策略”的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三个部分展开：

一、经济总体承压下的K型分化

二、本轮经济K型分化的本质

三、针对本轮经济K型分化的治理建议

报告指出，经济运行中的结构分化并非新现象。无论处于经济上行周期还是下行周期，不同行业、企业和群体的表现都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本轮K型分化具有更加鲜明的特征：它是宏观经济总体承压下的K型分化，是短期经济周期下行与中长期新旧动能转换碰撞叠加形成的K型分化，也是面向未来、体量相对较小的部分领域向上冲锋，与主导当下、体量相对较大的部分领域向下探底并存的K型分化。

本轮K型分化层次较多、程度较深，给宏观经济治理带来了双重挑战。一方面，要防范资源和政策过度集中于上行分支，导致部分领域投资过热并形成泡沫风险；另一方面，更要防范覆盖范围更广、与就业、收入和民生密切相关的下行分支持续下滑，突破经济社会运行的安全底线。

与以往通过结构性政策定向支持薄弱领域不同，本轮K型分化更需要发挥总量政策的普遍支持作用。部分结构性政策虽然推动了特定产业发展，但也可能进一步加剧资源集中，消耗总量政策空间，客观上形成“损不足而补有余”的效果。

治理本轮K型分化，需要通过全面宽松的宏观政策“普降甘霖”，使不同行业、企业、居民和市场主体都能够感受到政策支持。

一、经济总体承压下的K型分化

总体形势：经济开局好于预期，二季度下行压力明显加大。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实现较快增长，GDP同比增长5.0%，较上年四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超过全年增长目标；其中，工业增长6.1%，服务业增长5.2%，消费增速企稳回升至2.4%，投资增速由上年全年下降3.8%转为增长1.7%，经济开局总体好于预期。

但进入二季度后，主要经济指标明显转弱，内需、生产和信贷同步回落，下行压力开始由房地产向消费、制造业、基础设施以及企业投融资等领域扩散。经济结构分化进一步加剧，呈现出“总量稳定、体感偏弱”“外需较强、内需偏弱”“新动能较快增长、传统领域持续承压”等特征。

本轮K型分化并非总量强劲增长背景下的局部结构差异，而是宏观经济总体承压背景下，不同领域发展方向和恢复程度明显分化。

（一）需求分化：外需保持韧性，内需修复不足

第一，外需增长明显快于内需。从需求端看，今年以来外需继续保持较强韧性，但内需修复明显不足。前5个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11.8%，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1.4%，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外需增长明显快于内需。

从出口结构看，当前出口较快增长主要受到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以及中国部分优势制造业的支撑。AI相关光通信、存储等产品以及电动汽车、锂电池等产品出口增长较快，而服装、家居等传统产业出口则相对低迷。

这种出口结构与以往存在明显差异。当前增长较快的出口行业主要集中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就业吸纳能力和产业覆盖范围相对有限，难以像过去一样充分发挥出口稳增长、促就业的作用。同时，今年以来进口反弹幅度较大，净出口较上年有所回落，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可能减弱。

第二，消费步入负增长区间。消费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动能连续数月减弱，5月当月同比首次出现负增长。消费结构呈现出商品消费明显走弱、服务消费相对稳定的分化特征。前5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1.4%，服务零售额增长5.4%。其中，商品零售从4月开始出现负增长，4月同比下降0.1%，5月降幅进一步扩大至0.7%。

当前消费动能正在由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切换，但服务消费的总体体量及其对上下游产业的带动能力，尚不足以完全弥补商品消费下滑形成的缺口。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之间形成明显“喇叭口”，反映出消费结构正在变化，也说明内需总体修复仍然不足。

第三，投资增速再度转负。投资方面，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再次由正转负，且短期下滑趋势较为陡峭。上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3.8%，今年前5个月已下降4.1%。如果这一趋势延续，全年投资降幅可能进一步扩大。

本轮投资下滑已不再主要由房地产投资单独拖累，而是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同步转弱。从不同市场主体看，民间投资降幅较大，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今年前5个月也出现负增长。部分领域投资项目接续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导致短期投资下行趋势加快。基础设施投资继续放缓，制造业投资增速转负，房地产投资持续下行，投资领域尚未形成稳定的企稳循环。

（二）供需分化：供给仍有韧性，需求吸收不足

第一，供给端持续扩张，但需求端吸收不足。从供需关系看，工业生产、高技术产业和部分制造业仍保持一定韧性，但终端订单、居民购买力和企业定价能力修复不足。生产端扩张持续快于需求端吸收，形成“供给较强、需求偏弱”的结构性失衡。“供强需弱”并非今年才出现的新问题，但进入二季度后，需求不足已经开始反向影响生产端，供给侧原有的较强韧性也面临减弱压力。

第二，工业生产开始放缓。进入二季度后，工业生产出现放缓。4月、5月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4.1%和4.5%，5月虽较4月边际回升，但仍低于历史同期平均水平，表明此前工业生产较为强劲的扩张状态开始面临放缓压力。从结构看，工业生产内部的分化进一步加剧。少数高技术行业和外向型行业仍保持较快增长，但尚未有效带动传统产业和内需相关行业全面恢复。

第三，服务业生产温和放缓。服务消费仍具有一定韧性，对服务业生产形成总体支撑。与此同时，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信息技术等相关行业也在支撑服务业生产。但从总体上看，服务业回升基础仍不稳固。市场需求不足问题尚未根本改善，企业经营面临的成本压力进一步上升，服务业生产呈现温和放缓态势。

第四，新兴产业加快扩张，但传统产业仍在调整。从产业结构看，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电池、电力设备等新兴产业扩张较快，对工业生产和出口形成重要支撑；房地产、建筑、建材、家具以及传统消费品行业仍处于调整之中。新动能正在加快接续旧动能，但其就业吸纳能力、居民收入带动作用以及税收贡献，现阶段尚不能完全替代房地产和传统制造业原有的经济带动作用。这也意味着，面向未来的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与主导当前经济总量、就业和居民收入的传统产业持续承压，正在共同构成本轮K型分化的重要特征。

（三）价格分化：上游价格回升，终端需求仍弱

第一，上游价格快速上涨，但整体物价仍低位运行。受国际原油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能源、原材料以及部分高技术产品价格出现阶段性上涨，并推动PPI较快回升。其中，部分高技术产品价格上涨主要与全球AI产业投资热潮有关。但从CPI、核心CPI、普通消费品以及房地产价格看，终端价格总体仍然偏弱。CPI尚未回到2%的目标水平，生活资料PPI也依然处于较低水平，说明整体物价回升更多由上游成本推动，终端需求恢复仍然不足。价格传导机制不畅，使中下游企业面临双重利润挤压：一方面，上游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上涨；另一方面，终端需求不足，企业难以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转嫁成本，部分企业甚至需要继续降价竞争。不同行业利润由此出现明显分化，部分上游和高技术行业利润较快增长，传统中下游行业则承受较大压力。

第二，物价回升的积极态势与风险分析。从积极方面看，无论是CPI回升还是PPI提前转正，都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为阻断通缩螺旋、改善企业和居民信心创造有利条件。但从风险角度看，终端需求不足仍是主要制约。如果需求承接持续偏弱，上游价格上涨可能进一步挤压中下游企业利润；未来随着能源价格回落，整体物价仍可能重新回到较低水平。稳定物价的关键不仅在于推动生产端价格回升，更在于畅通价格传导链条，使生产端价格修复能够向企业利润、居民收入和终端需求传导，最终形成“稳物价-扩内需-优供给”的良性循环。

（四）信用分化：货币社融增长，私人信贷收缩

第一，货币和社融总量保持较快增长，但实体经济信贷收缩。今年前5个月，M2和社会融资规模仍保持8%左右的较快增长，金融体系流动性相对充足。但居民贷款和企业贷款融资需求偏弱，“宽货币、弱信用”的矛盾较为突出。当前社会融资规模较快增长，主要受到政府债券融资支撑。与之相比，居民和企业等私人部门融资处于收缩状态。这说明，金融体系资金总量相对充足，但这并不意味着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和信用扩张同步改善。

第二，居民部门开始加速去杠杆。今年前5个月，居民部门基本没有形成新增净融资。居民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均出现收缩。短期贷款下降，主要反映此前“两新”政策效应减弱以及消费走弱后，居民对短期消费贷款的需求下降；中长期贷款收缩，则与居民购房需求不足以及提前偿还住房贷款等因素有关。

第三，企业部门大幅减少中长期贷款。企业部门信用收缩主要表现为中长期贷款减少，今年短期贷款也同步下降。与此同时，票据融资占企业融资的比重明显提高。前5个月，票据融资占企业融资的比重达到82%，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占比均处于较低水平。这一结构表明，企业扩大投资和主动扩张资产负债表的意愿相对较弱。

（五）微观分化：不同群体就业收入与需求分化

第一，高技能人才收益上升，初级白领和重复性岗位承压。人工智能、算法、芯片研发和高级工程技术等领域人才需求较强，高技能人才收入溢价持续上升。普通白领、初级岗位和重复性岗位则面临技术替代压力，工资增长相对放缓。从不同职业和行业看，专业技术人员、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人员收入水平较高，增长也较快；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业人员收入相对较低，增速也相对偏慢。AI提高了高技能人才的生产效率，同时也强化了技能差异向收入差异的转化。

第二，就业稳定性分化加剧，脆弱群体消费更趋谨慎。除了收入差异，就业稳定性的分化也在进一步加剧。大型企业、核心产业和高技能岗位就业稳定性相对较强，青年群体、灵活就业人员、低技能劳动者、房地产产业链从业人员以及传统服务业从业人员面临更大压力。

近年来青年失业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25-29岁劳动者失业率也在缓慢上升，反映出30岁以下青年群体整体就业压力较大。同时，灵活就业人员规模持续扩大，但灵活就业岗位稳定性相对较弱，劳动权益保障也有待完善。

二、本轮经济K型分化的本质

本轮K型分化并非一般经济周期中部分行业上升、部分行业下降的短期现象，而是短期经济下行与中长期结构转型相互碰撞的结果。需求结构、技术范式、资本形态、能源体系、政策组合和统计框架正在同时发生变化，多重因素相互叠加，使本轮分化呈现出层次更多、程度更深、影响范围更广等特征。

（一）需求结构重塑：实物消费放缓，服务与数字消费上升

以少子化、老龄化以及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的消费结构变迁，使房地产、汽车、家电等传统实物消费的增量空间逐渐收窄。居民消费正在从“买商品”更多转向“买服务、买体验、买数字内容”。与实物消费相比，服务消费和数字消费对传统工业链条的带动作用相对较弱。实物消费减少不仅影响零售端，也会影响制造业、建筑业、原材料和物流等较长产业链条；服务和数字消费虽然能够创造新的增长空间，但对传统制造业的拉动范围相对有限。

消费结构的变化还会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变化。国际经验表明，当消费从实物商品转向服务时，工业和制造业占比往往会相应下降。中国希望维持较强制造业基础和国际竞争力，因此需要处理好需求结构变化与制造业体系稳定之间的关系。

从居民调查情况看，旅游、教育、医疗保健和文化娱乐等消费意愿明显上升，但受收入、就业和闲暇时间等因素制约，部分消费意愿尚未充分转化为现实消费。

（二）技术范式重塑：AI驱动上行分支，同时加剧行业分化

AI、算力、大模型和半导体已成为本轮全球经济中的高景气领域。技术革命正在创造新的需求、新的投资和新的出口，但其红利首先集中于少数行业、企业和高技能群体。人工智能一方面能够提高效率、催生新产业和新职业；另一方面，也可能对传统产业和普通岗位产生替代效应。在新的就业岗位尚未充分形成之前，市场主体更容易首先感受到技术替代带来的压力。因此，新产业繁荣和普通就业承压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行业保持较快增长，而传统汽车、水泥及部分传统产业增速相对偏弱，正是技术范式重塑所造成行业分化的表现。

（三）资本形态重塑：有形资本放缓，无形资本扩张

过去经济增长更多依赖房地产、基础设施、厂房和设备等有形资本投入。这些投资规模较大、传导链条较长，能够较快带动建筑、建材、机械设备和就业增长，社会感受也更加直观。当前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研发、数据、算法、软件和数字基础设施等无形资本。无形资本同样可以提升生产效率并创造长期价值，但其产业传导链条相对较窄，对就业、收入和社会体感的短期带动不如传统有形投资明显。因此，固定资产投资走弱并不意味着全部投资活动同步走弱，也反映出投资形态正在从“看得见的资本”向“看不见的资本”转变。不过，在无形资本统计和价值转化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这一变化也会造成宏观指标与微观感受之间的差异。

（四）能源体系重塑：绿色转型强化新产业，传统能源链条承压

全球能源安全、绿色低碳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共同推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等新能源产业链扩张。与之相对，传统化石能源、燃油汽车及相关产业体系则面临收缩和转型压力。截至上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达到55%左右，今年可能进一步提高。新能源汽车与燃油汽车、新能源产业与传统能源产业由此呈现不同发展方向，并进一步影响资本配置、就业结构和地区产业发展。

（五）政策组合错位：供给和科技政策较强，需求和消费政策不足

在市场力量已经推动需求结构、技术范式和能源体系发生变化的同时，现有政策组合也存在一定错位。科技创新、产业政策、高端制造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力度较强，较多政策资源和市场资源持续向这些领域集中，推动供给端相关产业快速扩张。但居民就业和收入、社会保障、消费能力以及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相对缓慢，需求端政策支持仍显不足。经济由此呈现出“生产稳、出口强，消费弱、投资慢”的格局，形成供给强于需求的结构性分化。

结构性政策对于突破关键技术和发展战略性产业具有重要作用，但结构性政策不能替代总量政策。当供给端扩张持续快于需求端恢复时，部分结构性政策可能进一步加剧资源集中，客观上形成“损不足而补有余”的效果。

（六）统计框架错位：传统指标低估数字经济和无形投资

传统经济统计体系主要捕捉商品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对服务消费、数字消费、软件服务、数据资产和知识产权投资的反映仍不充分。随着数字经济和无形资本占比不断提高，部分现实中已经发生的经济活动，尚未完整体现在传统需求指标中，但会通过生产效率、用电量、算力需求和新产业产出等方式表现出来。因此，传统消费和投资指标偏弱，与部分生产指标仍具有韧性并不完全矛盾，也反映出统计框架和经济形态之间存在一定错位。未来应进一步完善服务消费、数字经济和无形投资统计，更加准确地反映经济结构变化。以上六方面因素共同导致本轮K型分化比以往层次更多、程度更深，也造成了宏观数据、行业表现和微观主体感受之间的差异。

三、针对本轮经济K型分化的治理建议

本轮K型分化的下行分支不仅覆盖范围较广，而且下滑幅度和潜在风险较大，单纯针对少数行业实施定向政策，难以扭转整体需求偏弱的局面。当前应更加重视总量政策的普遍支持作用，通过全面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以及就业和消费政策，托住经济下行分支。

（一）实施全面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

第一，推动全面下调LPR。当前，很多观点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空间仍然较大，贷款利率也已处于历史较低水平。这些判断当然是正确的，但不能忽视的是，目前内需、投资和消费同样处于历史极低水平，甚至可以说低于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最低水平。当前消费和投资均出现负增长，3%以上的LPR与经济实际运行状况并不匹配。因此，LPR仍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

有观点认为，进一步降息会影响商业银行息差。但这一观点也不能完全成立。许多发达经济体在经济下行时期，利率可以降至零附近，并未因此出现所谓银行息差无法承受的问题。今年以来，我国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已经降至1%以下，而贷款利率仍在3%左右，中间仍有约2个百分点的利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商业银行仍无法维持现有盈利模式，就应由经营能力更强的商业银行承接相关业务。实际上，部分商业银行目前的盈利状况仍然较好。

在实体经济与商业银行之间，或者说在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如果最终真的面临“保哪一个”的选择，应当仍为实体经济保留必要的生存空间。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最终必须形成相互支撑的关系。

银行息差之所以持续收窄，或者低于其应有水平，也与持续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有关。结构性货币政策本身当然有效，单独评估时，其政策效果往往较为明显；但与此同时，它也在大量消耗总量货币政策空间，并导致商业银行息差缩小。因此，有必要对货币政策体系进行一次重塑。

根据测算，去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已经降至3%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可能以3%左右、甚至更高的贷款利率去扩大投资。居民也是如此。居民持有现金时，很难获得达到3%的收益，既然如此，提前偿还3%左右利率的贷款自然是更加理性的选择。

当然，还可以采取其他政策措施，但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最经典的政策工具如果没有使用到位，却更多依赖结构性政策或量化宽松政策，相关讨论就很难真正深入。

第二，扩大促内需专项资金规模。今年推出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较好契合企业、服务业和居民部门的现实需求，但现有资金规模仅为1000亿元，较难形成足够的规模效应。报告建议，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由1000亿元扩大至1万亿元，重点用于提振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第三，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撬动作用。应通过中央财政出资、政策性金融配套和商业银行跟贷等方式，放大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重点支持设备更新、服务消费、城市更新以及重大项目建设。

第四，推动财政资金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应加快专项债使用和“六张网”等重大项目开工，将政策绩效评价重点由资金是否下达，转向资金支付率、项目开工率和实物工作量形成率，避免资金停留在金融体系内部，确保财政资金真正转化为投资、就业和现实需求。

（二）稳定就业和收入增长预期，健全灵活就业社保和转岗支持机制

稳定就业和收入增长预期，是打破当前需求收缩循环的重要突破口。当前应重点关注灵活就业质量，同时通过客观评估和有效政策对冲AI技术替代预期对劳动者信心的影响。

第一，扩大公共服务型岗位供给。应在养老护理、托育服务、社区治理、基层医疗和城市更新维护等领域增加岗位，吸纳传统行业转岗人员，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能力。

第二，设立重点群体就业补贴账户。可对青年就业群体、灵活就业人员、传统服务业劳动者以及房地产产业链转岗人员，给予社保缴费补贴和岗位补贴，降低用工成本，提高就业稳定性。

第三，健全转岗培训订单制度。由企业、职业院校和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共同确定实际岗位需求，并根据就业率、稳岗时间和工资改善情况拨付培训资金，提高职业培训与市场需求的匹配程度。

（三）实施消费提质扩容专项行动

消费“提质”和“扩容”具有不同的政策指向。对于商品消费，当前重点在于提高品质和安全水平；对于服务消费，则需要进一步扩大供给和市场容量。

第一，设立商品消费提质专项资金。应重点支持食品安全、民生产品质量和供应链管理等领域建设，针对影响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信心的不良事件开展专项治理，为居民营造放心、安心的消费环境。商品品质和消费环境改善本身就可以释放消费潜力。部分零售企业在整体消费偏弱的环境下仍能保持较快增长，重要原因就在于其重视食品安全、供应链管理和消费者信任。

第二，设立服务消费扩容专项资金。应重点支持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体育和社区服务等领域，进一步减少不必要的市场准入和经营限制，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并可按照消费带动倍数给予适当奖补。

第三，发放一般性消费券。消费券应尽量提高消费者的自主选择空间，不宜过度限定消费品类。考虑到财政资金有限，可优先面向低收入家庭、育儿家庭、青年群体、灵活就业人员和老年群体定向发放。由地方财政出资的消费券，可以重点用于本地生活消费，以增强对本地就业和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

第四，建立商品和服务供给补短板项目清单。应围绕居民有需求但现实供给不足的商品和服务形成项目清单，将财政支持与优质消费供给、就业吸纳人数以及居民消费满意度挂钩，提高政策资金使用效率。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与会专家围绕AI发展与实体经济、房地产调整、地方债务、区域分化、资本市场和民营经济发展等问题发表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表示，当前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冰火两重天”特征。一方面，高科技和AI领域保持较快发展，体现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新增长动力；另一方面，传统产业和实体经济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正视结构分化带来的现实挑战。

毛振华认为，AI和高科技产业仍有广阔发展空间，目前尚不能简单判断已经形成严重泡沫。中国和美国已经形成全球AI发展的主要浪潮，中国在技术应用和产业场景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现阶段，AI自身发展与传统产业之间仍存在一定脱节，科技成果向实体经济传导不足。未来应进一步拓展AI应用场景，使技术进步转化为传统产业效率提升、新服务供给和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AI发展的关键不只是少数技术领域实现突破，更在于能否形成广泛的产业溢出效应，带动实体经济和传统产业共同发展。

资本市场资源配置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当前资本市场较多资源集中于硬科技、补短板和“卡脖子”领域，对大消费、大健康、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具有稳定利润和真实需求的行业支持相对不足。资本市场支持国家科技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要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形成新的产能过剩和投资踩踏。

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毛振华提出，应评估相关政策对企业经营成本和就业的实际影响。在企业经营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如果社会保障和用工成本过快上升，可能加大中小企业裁员压力。对灵活就业群体的保障安排，也应兼顾劳动者权益、企业承受能力和就业稳定，避免政策初衷与实际效果出现偏差。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围绕“AI繁荣和房地产下行之下的双重K型分化”指出，过去几年中国经济最明显的结构变化，是房地产行业持续下行与出口保持韧性之间的分化。房地产曾对经济增长、地方财政和居民财富具有重要影响，其持续调整是通缩压力、利率下行和内需偏弱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能力提升、国内成本相对下降以及海外高通胀，共同增强了中国出口竞争力。

陆挺认为，AI投资和出口可以形成新的经济支撑，但现阶段其体量尚不足以完全弥补房地产下行产生的需求缺口。AI资本支出占GDP比重明显低于房地产投资高峰期，也低于此前“新三样”投资的高峰水平；AI相关出口增长较快，但部分增长与价格因素有关，同时也带动相关产品进口增加，因此不能高估其对净出口和GDP的直接贡献。

AI能够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但尚不足以完全对冲房地产持续调整对投资、就业、地方财政和居民财富产生的广泛影响。

在传统的居民收入和财富分化之外，中国还需要关注城市与城市、区域与区域之间的K型分化。房地产下行推动人口和资本重新向大城市集中，AI产业同样高度集中于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城市，其技术门槛和人才集聚特征使红利较难向中小城市梯度扩散，甚至可能产生虹吸效应。

政策方面，陆挺提出，短期内应更多通过财政政策托举消费和投资；中长期则需要加快处理房地产领域遗留问题，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并适度调整资本市场不同板块之间的资源配置。同时，应通过城市化政策促进人口合理流动，让更多劳动者能够分享新产业和大城市发展的红利。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并非简单的K型分化，而是整体经济运行偏冷。K型上行部分体量有限，尚不足以带动整个经济恢复，因此应更加重视就业和投资压力。

李稻葵指出，当前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充分形成，而过去依靠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形成的传统增长动力明显减弱。房地产调整对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当前制约经济运行的更突出因素，是地方政府由过去的经济扩张力量转变为收缩力量。

过去，地方政府投资和支出曾广泛带动建筑、建材、就业和居民收入。当前，大量金融资源用于地方政府借新还旧，地方政府资本性支出下降，同时部分地区还存在拖欠款项、回收税收优惠和提前征税等现象，进一步增加企业压力。

家庭增加储蓄、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地方政府融资主要用于偿还存量债务，导致金融资源未能有效转化为消费、投资和实物工作量，形成当前经济循环的重要堵点。

李稻葵建议，中央政府可适度提高债务和财政支出水平，通过增发国债和加大转移支付，帮助地方政府化解存量债务、稳定房地产市场、推进外来人口市民化和增加民生支出。中央资金既可用于收购部分存量住房并发展保障性住房，也可支持投资于人、消费补贴和公共服务项目。

他表示，应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从经济运行中的收缩力量重新转变为积极力量。中国经济具有较大潜力，只要有效疏通地方债务和财政循环堵点，就能够更快恢复经济活力。

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从国家和资本市场视角分析了全球K型分化。他认为，逆全球化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共同推动国家之间、产业之间和资本市场之间的差距扩大。

逆全球化反映了此前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引发的政治反作用，AI革命则以非均衡方式奖励资本、算力和高技能劳动者。两股力量叠加，使全球经济由过去强调“均值回归”，转向分化加深、结构固化和共识减弱的新阶段。

董忠云认为，随着AI技术进一步发展，国际格局可能由“一超多强”逐步走向“两超多强”。中国和美国在经济规模、科技能力、制造业和全球影响力方面具有较强综合实力，AI等技术进步可能进一步拉大中美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差距。

全球国家间的K型分化正在加深，中国凭借制造业基础、科技进步、超大规模市场和开放合作能力，处于相对有利的一端。

围绕中国未来发展，他提出，“十五五”时期应重点把握内需、科技和开放三条主线，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更大力度推动核心科技突破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仍有提升空间，扩大内需不仅有助于稳定增长，也有利于增强经济自主循环能力和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

资本市场同样呈现明显K型分化，AI等少数行业和公司表现突出，其他领域相对承压。未来随着上市公司分红回购机制改善、稳市场政策推进以及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变化，人民币资产长期吸引力有望提升。但资本市场发展仍应重视不同板块之间的平衡，使金融资源更好服务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指出，当前结构分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高科技行业与传统制造业之间的分化；二是上游行业与中下游竞争性行业之间的分化。

近年来，高科技行业特别是AI相关产业发展较快，投资、增加值和从业人员收入保持较好增长。但高科技行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仍相对有限，现阶段尚不足以单独带动整体经济增长。相比之下，传统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投资较为低迷，面临较大经营压力。

上游能源和原材料行业具有较强的价格转嫁能力，而中下游制造业和服务业大多处于充分竞争市场。在终端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中下游企业难以将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只能通过降价和压缩利润维持市场份额，由此形成“内卷式竞争”。

制造业和中下游企业既是经济增长和税收的重要来源，也是吸纳就业的主要力量。K型下行分支如果持续承压，将直接影响居民收入、消费能力和中国经济的长期竞争力。

杨瑞龙认为，治理K型分化不能只依靠财政和货币总量政策，因为部分政策可能难以充分传导至制造业和中小企业。未来还应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

第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只关注AI和高科技产业，也要通过技术改造推动传统产业和实体经济升级。

第二，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创新成果、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中小企业受制于资金、规模和风险承受能力，难以单独完成数字化转型，需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建设社会化服务平台，降低技术应用成本。

第三，为民营经济创造更加稳定、公平的发展环境。应引导金融资源加大对制造业和中小民营企业的支持，同时强化产权保护，稳定民营企业长期预期，完善市场准入和平等竞争机制。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稳定实体经济并不矛盾。只有推动新技术广泛赋能传统产业，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才能使K型上行分支不断扩大，并带动下行分支逐步企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