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东来昨天罕见亮相高层座谈会，留下一个重要悬念！

前排左二为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

文/识局智库研究组

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昨天参加高层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亮相央视新闻联播的事情，引起不少朋友的关注。

这，其实不是于东来第一次被官方“看见”。

就在几天前，7月9日的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相关司局领导已经两次提到“积极学习推广胖东来经验”，许昌市也专题分享了以胖东来为代表的零售业发展经验。

四天之后，于东来直接成为高层重量级座谈会的“座上宾”。

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前排右一）在座谈会上

从各方面来看，官方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胖东来经验，值得肯定，值得推广。

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摆在眼前，就是如何解决胖东来经验的难以复制性。

01

先看数字。2025年，胖东来全年销售额235.31亿元，同比增长38.71%。在传统商超普遍收缩、关店、亏损的大背景下，这条增长曲线几乎是反常识的。

再看细节。胖东来的服务好到什么程度？免费修鞋、不满意就退货，几乎到了“宠坏顾客”的地步。

员工收入也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2026年3月还公布了一份让全网刷屏的资产分配方案——集团净资产约37.93亿元，在10194名员工中按管理层与普通员工各占约50%的比例进行划分。

这种“对员工好、对顾客好”的经营哲学，在零售业内被反复研究。2026年胖东来“开放日”，面向企业的参访收费为每人2万元，如果觉得没收获，10年内随时可以全额退费。尽管价格高昂且每月仅开放两次、每批次不超过15人，报名依然十分踊跃。

但奇怪的是，学的人多，真正学会的人却很少。

02

最典型的案例是永辉超市。

2021年到2025年，永辉连续五年亏损。2025年，永辉超市预计净亏损21.4亿元，较上年进一步扩大。2025年全年，永辉超市深度调改了315家门店，并关闭了381家与公司未来战略定位不相符的门店。

永辉不是没努力。它持续深入学习胖东来模式，但调改产生的资产报废及一次性投入合计约9.1亿元，加上停业装修导致的毛利额损失约3亿元。

仅“胖改”一项，2025年就产生了超过12亿元的损失。加上大规模关店带来的资产报废、人员优化补偿、租赁违约赔偿等开支，亏损进一步扩大。

舆论调侃这是“东施效颦”，只学了胖东来的装修和试吃，没学到精髓。

但问题可能比“学歪了”更复杂。即便学对了，也未必学得会。

于东来自己说过一句话，值得反复琢磨。他在2026年多次公开表示：“不要过度神化胖东来。”他甚至直言，胖东来在商品的研发、规划、质量、品类、经营、专业性技术方面，与山姆等国际优秀企业相比“还存在非常大的差距”。

一个被奉为零售业“神一样存在”的企业创始人，自己站出来说“别神化我”，这本身就是一种清醒。

但这种清醒，反而让问题变得更棘手了。

03

胖东来到底能不能被复制？

于东来本人对此有过明确表态。2026年3月，他发文表示，“胖东来模式学不会”是部分群体的偏见与对社会的误导。他强调，胖东来亲自帮扶的企业，从二十年前的四方联采到近年的种子班，均实现了质的飞跃。

但问题是，胖东来亲自帮扶的企业，和永辉这种“自己学”的企业，完全是两码事。

胖东来帮扶的企业，往往是在于东来本人深度介入、长期陪伴的情况下实现转型的。这种“手把手教”的模式，本质上依赖的是于东来个人的精力、时间和价值观输出。一旦脱离了于东来本人，这套模式还能不能跑通？没人知道。

更何况，2026年2月，于东来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过年后将正式退休，转为顾问角色，企业日常工作由“胖东来决策委员会”主持。后于东来时代，胖东来自己能不能维持住，都是一个未知数。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胖东来的成功，高度依赖创始人的个人意志。

把大部分利润分给员工、不追求快速扩张、不上市、不追求规模——这些决策在商业逻辑上未必是“最优解”。它更像是一种个人选择，而不是一套可以被标准化复制的商业模板。

于东来可以牺牲个人财富，但职业经理人很难。于东来可以说“员工不值这么多钱”但照样给高薪，但职业经理人面对董事会的利润考核，做不到。

04

所以，“胖东来经验”最难的一关到底在哪里？

浅见以为，不在超市的货架之间，不在服务流程的细节之中，甚至不在企业管理的方法论上。

它在超市外面，在一个更宏观的层面上。

当前的商业评价体系，不奖励“慢”。资本市场要求季度业绩，地方政府要求税收贡献，行业竞争要求规模扩张。一个企业如果像胖东来那样“慢慢来”，把利润分给员工、不追求开店速度、不追求上市，这在现有的评价体系里，可能是“不合格”的。

胖东来之所以能“慢”，恰恰因为它没有被资本完全俘获。它不上市，没有来自资本市场的业绩压力；它扎根在许昌和新乡这样的三四线城市，没有来自一线城市激烈竞争的生存焦虑。

但大多数企业，没有这个“豁免权”。

当政策层说“要推广胖东来模式”的时候，他们面对的真正难题是：如何在一个崇尚“快”的商业环境里，为“慢”创造生存空间？

是降低资本市场的短期业绩考核权重？是调整地方政府的税收评价体系？是给“慢企业”更多的政策宽容和制度保护？

这些问题，比“胖东来做对了什么”难回答得多。

05

于东来出现在7月13日的高层座谈会上，当然是一种肯定。但正如我们在昨天的文章《可能的是，决策层估计也很想知道这个关键问题的答案：胖东来的模式，怎么才能让更多人学会？

这个问题，于东来自己可能也给不出完美的答案。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胖东来的成功里有太多“于东来”个人的成分。那些东西，没法写进操作手册，也没法复制给其他人。

当一个“好人经济”的样本难以被大规模复制时，政策应该做什么？

等待更多“于东来”自己长出来，需要运气，也需要时间。而通过制度设计，让“对员工好、对顾客好”成为更多企业的理性选择——这条路，比前者更难，也更值得走。

这道题的答案，不在胖东来的超市里。在超市外面，在政策的工具箱里，在制度的调整空间中，在商业文明的整体演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