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战争鹰派格雷厄姆的政治遗产

作者：跋公

美国共和党资深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因慢性心脏病引发的主动脉破裂而猝然离世，享年71岁。就在去世前一天，他在基辅向媒体记者阐述自己对结束俄乌冲突的最新期望：“通往和平的道路，与其说经过华盛顿、基辅或莫斯科，不如说经过北京。”他呼吁中国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推动结束俄乌冲突。这句话基本上体现了他从政三十余年的对华战略视角。

格雷厄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鹰派，他的对华立场更多体现在地缘军事和安全层面，属于“战争鹰派”（war hawk）,通过参议院的军事、预算与司法委员会掣肘和影响白宫对华政策。他既不像部分共和党保守派那样热衷于通过价值观、人权议题塑造美国对华立场，也不同于一些民主党议员所宣扬的制度之争。他长期主张以军事实力维护盟友（尤其是以色列），主张在印太地区通过盟友合作和军事投资遏阻中国。特朗普时代开启后，格雷厄姆外交理念更多地偏向了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实力政治”与“战略交易”路线，将中国视为美国安全的主要战略挑战。

从接触派转向对抗派

格雷厄姆的政治生涯始于20世纪90年代。作为一名前空军法官，他于1994年当选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并于2002年进入参议院。那时候美国对华关系仍以“接触”（engagement）为主，美国力挺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作为小布什总统的盟友之一，格雷厄姆也支持这一政策路线。但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崛起和军事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格雷厄姆的对华立场在奥巴马时代越来越强硬，并与时任参议员麦凯恩（John McCain）合作在军事安全、知识产权、贸易等领域频繁指摘中国，逐步成为参议院的核心权力人物。

格雷厄姆对白宫对华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议程设置和跨党派动员的能力方面。从特朗普1.0到拜登政府，格雷厄姆在国会推动通过了多项针对中国的立法，包括加强出口管制、投资审查，以及涉台的一些举措。他起草或参与的有些涉华议案虽最终未能闯关，但却推动了国会对涉华议题的辩论。而且，未通过议案中的部分条款也会以其他形式被包装在“国防授权法案”等法案当中，比如针对中国在美土地收购的限制措施、《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其他加强供应链安全的举措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已故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

无论是拜登时期的“脱钩”主张，还是特朗普时期的“交易”风格，格雷厄姆的对华立场核心是“实力威慑”。他认为，只有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上的强势，才能迫使中国遵守美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拜登执政时期，他多次访问印太地区，极力推动强化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uad）。俄乌冲突爆发后，他甚至将中俄关系捆绑看待，主张通过施压中方来影响俄罗斯的行为。他去世前推动的最重要的立法项目之一，便是与民主党资深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Richard Blumenthal）联合推动的《2025年制裁俄罗斯法案》。

该法案实际上也瞄准中俄石油贸易。在他看来，中国是俄罗斯能源的最大买家之一，只有切断俄罗斯的财政来源，才能真正推动战争走向谈判。不过，相比传统鹰派议员，他对中国施压并不是目的，而是将此视为结束地缘政治危机的重要杠杆。正因如此，他去世前一天仍在基辅呼吁中方应利用自身对俄罗斯的影响力，为结束冲突发挥作用。而且，他也认为特朗普会支持并签署该法案，动用关税手段打击俄罗斯石油贸易收入。

将地缘军事安全纳入美国对华战略框架之中

格雷厄姆虽然不是对华关系的决策人物，但作为国会的权力掮客，他对白宫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他善于利用媒体、智库平台和公开演讲塑造舆论，在过去十年助推了美国对华战略叙事由接触向竞争与对抗的转变。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以及台海议题上的强硬舆论，背后都离不开他的积极炒作。他长期主张通过立法加强对台湾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支持，是国会中最坚定的“挺台”声音之一。

就对华关系而言，如果要论格雷厄姆的政治遗产，最重要的并非其激烈的言辞，而是他努力将中国议题嵌入美国更广阔的全球战略框架之中，特别是把地缘军事安全因素深度融入对华战略。作为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和武装部队委员会长期重要成员，格雷厄姆多次公开呼吁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推动相关预算案，促使美军总体预算逼近1万亿美元规模。他也强烈主张扩大海军舰队规模，增加攻击型核潜艇、驱逐舰、两栖舰艇等主力舰只的建造，以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挑战。

▲7月13日，美国国会参议员格雷厄姆的妹妹达琳‧格雷厄姆‧诺多内被任命接替其已故兄长在参议院的席位，直至任期结束。

在批评者眼中，格雷厄姆是一名典型的“好战派”，长期力主美国对外军事干预——从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到主张对伊朗采取强硬行动乃至寻求政权更迭。在他们看来，他的干预主义反而为中国赢得了更多战略发展空间。

然而，格雷厄姆的离世并不会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方向。中美在经贸、科技、地缘政治领域的结构性矛盾早已固化，战略竞争与对抗已成为美国两党共识，体现在国家安全、国防战略报告、多项立法以及国会日常运作之中。他的离开，只是少了一位激进政策的推动者。共和党内的其他鹰派人物，如科顿（Tom Cotton）、斯科特（Rick Scott）等将继续接棒维持对华强硬路线。

他离世最直接的影响可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特朗普政府少了一位在国会穿针引线、弥合两党分歧的关键盟友。格雷厄姆与特朗普私交深厚，曾被视为司法部长潜在人选，在国会拥有跨党派协调能力，能够有效将白宫意愿转化为立法成果。他的继任者能否承担起这一弥合白宫与国会、凝聚两党共识的角色，值得观察。

二是短期内国会少了一位高调的对外舆论战推手。格雷厄姆独特的个人风格，曾帮助美国在乌克兰、台海、伊朗等热点问题上形成跨党派长期合作模式。随着麦康奈尔等传统共和党人因为身体因素逐渐退出舞台，新一代议员如何接棒并持续推进大国战略竞争，将成为未来外界关注的重要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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